孤独而沉思的诗魂
胡小跃
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活动在瑞典隆重拉开序幕。这是世界文坛上的盛事。各国尤其是西欧诸国纷纷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开动各种舆论机器，甚至不惜使用政治手腕和外交手腕，力争夺取这非同寻常的荣誉。他们推举出自己认为本国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作家激烈地参加这场举世瞩目的竞争。一个个伟大而熟悉的名字出现在评委们的案头上：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易卜生，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
蒙森，贡献卓著的德国大历史学家；
卡尔杜齐，意大利著名诗人；
还有比昂逊、斯温本、霍普特曼……
在这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谁将压倒群芳，一举夺魁？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磋商、平衡、比较、争吵、犹豫，反反复复，风风雨雨，其中自然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和不便张扬的原因，12月10日，姗姗来迟的评选结果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了——
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
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原名勒内·弗朗索瓦·阿尔芒·普吕多姆(René Francois Armand Prudhomme),1839年生于巴黎。他两岁时父亲就告别了人世，他在母亲的叹息和哀怨中度过了忧郁的童年。环境的影响使他从小沉默寡言，但也促成了他爱思考的习惯。小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进入了巴黎著名的波拿巴中学。在学校里，他爱上了文学，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前辈作家的著作，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数学成绩却更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于是他下决心投考巴黎最名牌的大学之一——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理科类的中学毕业会考，可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得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放弃他的科学梦，转攻文科。从学校里出来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公证人，后来又在一家公司当工程师，业余开始写诗。
普吕多姆初期的诗深受巴那斯派的影响，精雕细刻，工整严谨。他在诗中谈论爱情、宗教、科学和艺术，并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读者，带有很强的教谕性质。这期间，他出了《诗行与诗节》《考验》《孤独》等许多诗集，写了包括《碎瓶》《天鹅》和《银河》在内的不少好诗。
1870年的普法战争把他从个人艺术的小天地拉回了严酷的现实社会，面对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他作出了一个进步作家应该作出的选择，《战争印象》《法兰西》和《正义》具体地反映了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80年代后，普吕多姆从诗歌转向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著有《论尘世生活之起源》《帕思卡尔的真正宗教》《自由意志心理》及《沉思集》等。由于他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卓越的文学成就，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成为该院四十一名永久院士之一。
普吕多姆晚年因健康情况欠佳，长期在外地别墅休养。当他获悉自己得了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写了一张便条托人捎给评委，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没能亲自前往瑞典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
普吕多姆走上诗坛之时，正值巴那斯派崛起之际。当时，浪漫主义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慢慢地失去了昔日的雄风。人们厌烦了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和无病呻吟，那种一览无余的感情泛滥已经倒了人们的胃口。物极必反。此时，诗坛需要一种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的流派或
潮流来冲击和清洗。巴那斯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它以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巴那斯山为名，以缪斯的真正信徒自居，提倡客观、冷静、“无我”，摈弃个人感情，强调诗的形式美和雕塑感，主张远离生活，躲避社会。由于人们的逆反心理，巴那斯派在法国诗坛上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股诗潮。偏爱哲理，思维严密的普吕多姆与巴那斯派的美学思想一拍即合。他积极地参加了巴那斯运动，追随巴那斯派的艺术主张，成了该派的活跃分子。他用自己的作品为巴那斯派的理论现身说法，《天鹅》是最典型的一首，突出地反映了巴那斯派的艺术趣味。首先，诗人客观如实地描述天鹅的外形和动作，写到了天鹅的“巨趾”“羽绒”“巨翅”“颈脖”“黑喙”，详尽细致，不厌其烦，身体的各个部位基本上都写到了。诗人在诗中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不加任何评价，整首诗犹如一张写实照片，清晰、明了、逼真。
其次，诗的节奏徐缓，色调冷淡，透出一股宁和平静之气。美丽、洁白的天鹅摆脱了人间的纷扰和尘世的喧嚣，独自在幽深宁静、纹丝不动的湖面漫游，这正是诗人心目中美
的象征。
在另一首诗《夜》中，普吕多姆也十分详尽地描写了夜间在一个偏远的小客栈里所听到的各种声响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微妙感觉。他先是听到一阵低低的沙沙声，既像指甲在划丝绸，又像遥远的谷仓里沉闷的闩门声。突然，这声音又变成了近处樵夫的砍树声。到底是什么声音呢？还没等他搞清楚，外面又响起了隆隆的车轮声。这回，他不但听清了声响，而且还仿佛看到了拉车的龙无精打采、鼻息直喷，甚至感到这条龙“肩膀一动全身都痛”……试想，要是没有一颗敏感的心怎么能听到这些类似幻觉的声音，没有高超的诗艺怎么能写出这些声效呢？
但敏感的心常常被粗俗的灵魂所冒犯，美常常被丑恶和愚昧所玷污。普吕多姆在许多诗中控诉了这种亵渎美的行为，表现出自己悲愤的心情。《在古玩店里》，基督和维纳斯竟被标上价出卖，“没有仁慈心的男人，把买来的东西又卖掉”，一个“女人跟他讨价还价”。崇高和美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岂有此理。普吕多姆奉行巴那斯大师勒贡特·德·李尔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认为艺术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只为少数懂艺术的人服务，那些庸人俗子的眼睛根本欣赏不了美，他多次提出“诗人为诗人而写”。在《寻欢作乐的人们》和《亵渎》中，他尖锐地讽刺和揭露那些亵渎美和艺术的粗人，呼唤古典美的复归。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悲泣诗和诗人的命运，诉说脑力劳动者的艰辛和贫困（《罚下地狱》《行业歌》）。
普吕多姆在巴那斯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天鹅》和《碎瓶》都被当做是该派的经典诗篇。然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诗中也没能完全排斥感情成分。普法战争一爆发他就走出了“巴那斯山”，奔赴社会参加战斗，写出一批战斗性社会性都很强的现实主义诗篇。由此看来，普吕多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至少算不上一个坚决的巴那斯分子。他之所以靠拢和参加巴那斯运动是因为该派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冷静、准确的目标与他严格精密的科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诗一开始就带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和象征主义的色彩，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最终为什么离开巴那斯阵营，进入更高级的哲理世界。像他这样一位清醒而深刻的诗哲是不可能看不到巴那斯派明显的弊端和短暂的命运的。
普吕多姆是个学者型诗人，生活检点，行为规矩，但他爱情诗倒写了不少。年轻时，他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波折，可以说生活一场感情悲剧。他从小与比他小两岁的表妹一起玩耍，彼此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痴情的普吕多姆把表妹看做是自己日后理所当然的伴侣，想成年后娶她为妻，周围的大人们也常拿他们开玩笑。普吕多姆一直以为表妹也钟情于他，直到有一天表妹写信告诉他已与别人订婚，他才如五雷轰顶，从单相思中惊醒过来。他怎么也不相信他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表妹会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以致他终身不娶。他对表妹的爱太深、太真诚了，没有别的女子能像表妹那样占据他的整个心，任何别的女子闯入都可能亵渎这种爱。他把这场单相思看得十分认真，他曾向好友坦白道：“这场感情使我明白了柏拉图式爱情的可能性，可以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见证人。因为我觉得她是最天真的，然而她又是那么专横，以致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从那时起没有任何感情能这样拥有我的整个灵魂。”他说自己成年后，“心十分脆弱，仅维系于两三个回忆，这两三个回忆使一切都黯然失色……”
这场不幸的感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成了他写爱情诗取之不尽的源泉。《考验》《孤独》等集子中有不少诗篇记录了他苦涩的爱。你看，他的爱是多么专一，多么真挚，他写诗向爱人表明自己的感情，“诗中的温情只向你倾吐”，“只为你灵魂的黑夜而作”（《献词》），他“愿对她很好很好”，“将对她说‘请’，而不再说‘应该’”，“如果做了错事，将向她道歉”（《忧虑》），可那个他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流泪的女孩却把他的感情当儿戏，嘻嘻哈哈毫不在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尝到了受侮辱的苦味，他后悔自己没有像大家一样，“首先爱的是人品，而不是折磨人的惊艳”（《命运》）， 他决心变得“狠毒”点，“残忍”点，去“伤害她，反对她”，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之为我，就要照自己的意愿，害怕抛弃的，是她，而不是我。”（《忧虑》）。可他又怎么能忘掉那份情，那份美呢? “我怎能吹得灭这淡蓝的眼睛，像吹一支蜡烛？”（《命运》）这辛酸的回忆离得再远对他来说也是记忆犹新。因为只有“它在我孤独的心中亮闪”（《命运》）。
然而，他有时也能跳出个人恩怨的狭隘圈子，洒脱地对待爱情，把诗写得机敏活泼，饶有趣味。如果说《不幸的情感》在俏皮中还带有一丝说不出来的苦涩的话，《舞会王后》和《丑姑娘》就写得比较潇洒了。诗人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有信心征服最高贵的女子。当然，他有的爱情诗说教成分太浓，给人以指手画脚之感，但对于一个情场失意的诗人来说，这也许是取得心理平衡的唯一办法。只有在诗中他才真正成为爱情的主人，才能挥洒自如地把握爱情，支配爱情。这是对生活中失意的爱情的一种补偿。
普吕多姆情场失意，但与宗教倒有过一段交情。他自小接受基督教育，准备升大学时又因健康原因被送至里昂外祖母家休养。外祖母一家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在那种环境下，普吕多姆很快就深受影响，迷上了宗教。他说自己对宗教是“一见钟情”，“我见到、感到了耶稣的神明”。信仰、怀疑、崇拜、虔诚，种种复杂的因素压得这颗小小的心喘不过气来。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普吕多姆变得更深沉内向，与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称。这种情景引起了母亲的忧虑，她怕身体虚弱的普吕多姆精神上再加负担，于是赶紧让儿子打点行装，离开那个宗教之家。果然，一接触到现代气息日益加重的巴黎社会，尤其是接触到康德、黑格尔、帕斯卡尔等唯物主义义哲学家的著作，他的宗教之火开始黯淡了。科学和理性使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动摇，《搏斗》具体地记录了他摆脱宗教束缚的艰难历程。他怀疑上帝，可上帝是多么强大，“使我抗拒你的额头汗水淋漓”（《好死》），一时间诗人竟然不敢再怀疑，尤其是当他发现科学有时也束手无策时，他又感到了上帝的神明，他觉得自己反上帝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这负罪感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他，迫使他去向上帝认罪忏悔。然而，宗教毕竟经不起时代潮流的冲击，科学思想最终还是在普吕多姆身上占了上风。细心的读者从普吕多姆的诗中不难发现他对宗教从崇拜、怀疑到不敬的过程。不幸的是，处于幼年阶段的科学还不能完全满足这颗沉思的灵魂，他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感到了孤独。在探索过程中，越接近真理，越觉得真理难以捉摸。有时候糊涂愚昧倒是一种幸福，清醒和理智反而会害自己。因为智者发现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他觉得世界是个谜，谁也无法猜透，“这世界说到头不过是梦一场，是思考者抓不到的幽灵，是理想显露、永不穷尽、残酷而不可靠的表象。”（《致康德》）“对于心和脑来说它都是个障碍”，“到处都是无知，神明不在人世”，“甚至康德也不知道是否存在什么东西”。这时他真正感到了迷茫和痛苦，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抛弃了，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孤独无援的他不禁大声呼唤救星：“我在等你，主啊，主啊，你在何方？”（《祈祷》）
“我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普吕多姆曾这样问过自己。他说：“感谢上帝没有肢解我，没有让我单纯当一个诗人或一个哲学家。”的确，普吕多姆是个富有哲理性的诗人，或者说是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不但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而且他的诗也带有明显的哲理意味。他把自己的思考注入诗中，或者在诗中提出问题摆出现象供读者沉思。他把社会规范、自然法则和人类理性化作诗的形象，或从某个具象入手，最后引出一个哲理性的结论。他一边扶着科学，另一边扶着哲学，行走在诗的薄冰之上。在他的诗中，处处可找出康德、黑格尔这些哲学大师的思想痕迹，有时他甚至在诗中直接与这些哲人对话。这颗沉思而孤独的灵魂，常常仰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和白云，听耳边潺潺溪流，放纵思想的野马，沉思宇宙（《天空》），沉思人生（《坟墓》）。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欲念，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失望的斗争（《内心搏斗》）。他试图以诗歌为武器，探索宇宙和生命的运动，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是科学和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体。读读他的《约会》和《裸露的世界》，你会惊奇他怎么能把科学实验描写得那么形象生动，那首著名的《银河》更会使你诧异他把天文知识和社会关系融为一体的高超技艺。
当然，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读者审美情趣的变化，这位手法传统思想正统的诗人渐渐湮没在众多伟大的诗人当中。但他的《天鹅》《银河》《眼睛》是法国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长期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从这一角度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颇具眼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