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闻记者发展空问里的另外一些变化发生在广播、电视等媒体出现以后。这些新生媒体为人类的传播与交流供给了多种可能性，也提出了各色的挑战；相应的，历史的巨链上有了诸如沃尔特·克朗凯特、奥普拉·温芙蕾式的英雄，他们在新的媒体上以新的思维方式树立了难以企及的诚实、客观、充满激情和洞察力的典范。
各种各样的竞争，刺激着社会神经，一系列的改革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纷纷出笼，在它们之中，我们既可以发觉个人的努力，也不难看出惯性的作用。在奥里亚娜·法拉奇身上，我们能感知苏格拉底的思辨，也能见出19世纪30年代以来对话体的印迹；在“新新闻主义”阵营中每一个人物的劳作里，既可见出个人英雄的精神，又可感受到文学对心灵气息追寻的影子……深度报道等“新式新闻”将它们的兴趣与用力更扩大至社会文化的诸多摩擦、矛盾上，总体视角又使它们在每每的行动中由多种联系上处理每一事件信息。“这里鼓励每一名编辑记者放开眼界，极目千里，去采写成为问询者系列的‘深度报道’。”记者的主体意识得以自由运用，个人化的路线愈加使原有的格局受到致命性冲击。不但由哲学、历史、文学的世界借用开掘的视角，而且，其运作的触角也伸向了广泛的方法论领域。“西方新闻界在最近15年内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在某些新闻报道的材料准备中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调查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提出调研问题和进行实验、搜集信息、分析最终结果，然后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必然的结果，便是一批应运而生的专家型记者、学者型记者分化了原先由信息型记者享用的叙述权利。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编辑委员本间义人，坚持钻研城市住宅问题，终以《现代都市住宅政策》、《内务省住宅政策的教训——公共住宅论序说》而成为独步一时的人物。曾任《幸福》杂志总编辑的阿尔温·托夫勒，也以他享誉世界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等作品，让历史为之关注。
中国社会的情况要复杂、模糊一些。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借用与改造之关系，导致多种模式并陈杂混共处一室的情形比比皆是。自1815年开始的政论模式，始终伴着现代信息模式前进。例如，1872年《申报》创生以后，中国社会即有了较为职业化的记者，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背景上并没有全然排斥蒋芷湘、钱昕伯等人的影响，梁启超混乱地使用“记者”一词即是明证。因为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名称所涵盖的对象才有了具体的指向。
中国历史的复杂，使聚集于这同一大旗之下的名家各自有了自己的个人化倾向，形成了相当悬殊的状况。同是名记者，黄远生就相异于王韬，曹聚仁也不同于陆定一，这绝不仅止于技术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分化。
《申报》时代的表现十分有意思。那时候，已经开始在主笔(相当于编辑)之外延揽专事采访的“访员”：“欲延抄写案件及采访新闻之友，必须学识兼长，通达世务；并人品端方，实事求是者。”资料证明，《申报》先后于全国30余处招设访员，使自己的新闻网扩大到了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步。
然而，社会对报社主笔、访员却格外低视，多视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如社会中一般人，也多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有“落拓子弟，不仕文人”之讥称。至于其时工作人员生活情况，《中国报学史》有一段实在的描述：
当时报馆(申报)房屋，除西人居住者外，均甚蔽旧。起居饮食便溺均在其中，方广不逾寻丈(8尺)，而寝处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繁盛，到处蠕蠕而动，往往整夜被扰不能入睡。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则馆中司阍(看门人)兼充主笔房问差遣奔走之人，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薪水则按西历发给(农历一年的月份，更多西历一个月)。至丰年3月2日在日本横滨出版。1903年．作为报人的章太炎在《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中亦用“记者”之说，1905年的《万国公报》主笔亦有文说“杂志报章者，社会之公共教科书也；杂志报章之记者，社会之公共教员也……”近代报人黄远生也在他的《北京通讯》中使用“记者”以之自称。约在1925年前后，中国各报社开始吸纳日本社会之习俗，将外出采访的人冠以“外勤记者”之称号。
1875年7月7日《申报》。者(最多的人)不过40元。而饮食、茶点、洗衣、理发与笔墨之费，均无不取之于是者。
而到了梁启超的时代(1898年前后)，则报人地位为之一变，大有领袖全国的威势。至辛亥前后记者朱山采访乘坐四人大轿高悬名号灯笼，就更加说明了一个新时代里记者的社会处境。
第一个纯粹的新闻记者要算黄远生，这位只在新闻界奋斗了4年的新闻记者被称为“印象派大师”、“报告文学鼻祖”，他的理论与实践早已成了永远的典范。他的采访实在好，他的写作实在好，他的理论实在好，那是因为他的现代记者姿态。他有一个能让历史震颤的说法：“我是带着板凳看戏的，是预备作戏评的人。”这不但说出了他自己，而且，也是极为现代的世界主义眼光与思路。不仅如此，他恪守着“独立不羁”的原则，借他清末进士与留日学生的双重身份周旋于新旧两派之间，借着他历史与文学的眼光写作了带有社会学记录意味的作品。
在黄远生的时代，已有刘少少、徐凌宵等名家驰骋报界，中国新闻事业易主观而为客观、尊事实与采访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将此种努力推行至广大空间的是继后的邵飘萍。这位在新闻界奋斗十余年的名记者在经营管理、采写、编辑、通讯社等方面有着综合的贡献，他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姿态更为历史所赞赏。然而，真正有价值的是，他是将消息这一文体的运作发挥到相当成熟程度的英雄。在一个讲究文化的国度里，他将一生用来实验散文的田地，并使之完全植入国人之心。
当这些先驱者的努力告一段落之后，中国新闻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可以用来自行发展它目标中的现代性。例如采访写作理论，例如一般记者的人格品德，就已经是可资利用的一笔财富。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它的坎坷。政要的收买与利诱就曾使许多报人败下阵来，在人格上输了一筹；褊狭的民族意识也使得他们私意为之，一切的新闻都可以在头脑中编造虚构。
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成熟期。《大公报》新记公司、《世界日报》系列、《生活杂志》、《新民报》、《申报》、《新闻报》、《京报》等一系列报刊的发展，为人们奉献出了一种成熟的自由主义报业理念：《大公报》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世界日报》有成舍我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消息灵确、不受津贴的坚毅主张，《生活》有邹韬奋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做指导……这是自由知识者的摇篮，一代记者就生息于如此空间里，他们的认知大抵就以此作成目标。范长江、萧乾、杨刚、子网、徐盈、曹聚仁、方大曾、朱启平、萨空了、刘尊棋、杨潮等中国名记者的身后就有张季鸾、胡政之、成舍我等人的身影，这是历史在此一阶段中色彩最浓郁的一笔。
等到了40年代末时，中国社会所拥有的新闻文化积累就显得十分丰富了。胡适派文人的气力聚集在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等人身上，在报业文化的营构中，不间歇全方位地灌注自由主义信念，在《观察》、《大学评论》、《世纪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中，他们尽其所能呼告呐喊，在新闻的精神、信念上造一时之势，并努力将其扩张至每一灵魂。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许多人物例如朱光潜、沈从文、费孝通、吴景超、傅斯年都挥着赤诚之笔，在工作之外加入了他们的声音，这一点对许多生息于那个时代的人都关系重大。
50年代以后的发展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经过一段时间心态调整以后，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有关新中国建设的报道上。彭子冈、杨刚、萧乾等一大批在40年代异常活跃的名记者则由于他们的透视框架问题，被迫停止了公开的行动。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到了60年代中期，储安平等人就彻底地从社会上消失，一个以空洞口号、一片虚假报道为特征的时期宣告来临。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10年之久，又用了几年时间过渡到思想重新解放的时期。黄宗英等一代名家以他们的深入采访及过人勇毅揭开了一个“暴露黑暗”的时代，作为旗帜，他们影响至远，被许多青年人目为榜样。穆青等人的作品要积极得多，也更加受到多方面欢迎，在许多人眼里，他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干部中第三代人物的典范(瞿秋白代表第一代，范长江是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们，他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作品也让许多人感奋不已。穆青的作品充满了感情，总有一种素朴之美。在这种情绪与心态的交织流通中，中国新闻记者们迎来了80年代后的快速变化发展时期。理论在反思中逐渐立体化，一些西方式的方法逐渐引入各种工作中；新闻教育也在快速发展中；新闻学科终于赢得了它一级学科的地位(在中国这一个从来不大愿意承认新闻有学的国家里，这一行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它本身，而具有一种历史的意味)；社会条件及工作中科技手段获得巨大的更新；“范长江奖”等重要新闻奖项的颁布……都为新一代新闻记者的生存与竞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需要新闻并大量介入新闻的社会语境为记者们的叙述、说话供给了压力、焦虑、市场、手段等，50多万新闻工作者在角逐中改变着历史与现实。
时间之箭还在疾驰，人生的话题永远在持续，我们要在历史中接受拷问，并以我们的生命与事实结合，混成叙述的话语，替人类寻找理想的栖居之所!然而，我们却要在史识的指导下，寻找我们合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