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在反复走高中不断出现大震荡，应该被看成是健康的。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次次的调整市道里，广大投资者受到了一次次的心灵洗礼，也一次次增强了应付市场震荡乃至危机的“免疫力”，最终增强在剧烈震荡中“笑看风云”的本事。
我的博文“中国股市虚拟大崩盘”捅了一次马蜂窝
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于3月18日的博客日志“中国股市虚拟大崩盘”会有如此高的“收视率”，我也真的没有想到一篇完全出于善意提醒股民谨防股市大崩盘的感世危言，竟遭来部分股民如此剧烈的反应，他们说我“乌鸦嘴”，更有几个人用肮脏了自身的话语来骂人，好像只有说“这个股市将永远长牛”、“股指将升破一万点、甚至更高”、“永远不会有什么危机出现”之类的话语才是最为中听的。他们继续沉迷在高歌猛进的长牛市中，然而，如果我们假定：股市今天就出现大跌，继而出现大崩盘危机，亲爱的股民，面对突然而至的灾变，你是否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呢？毕竟大危机将用非常粗暴的手段将你纸上的富贵悉数揩得一干二净，不仅于此，你，甚至你的家人，可能还要赔上很多很多。面对这一“真金白银”的大是大非问题，你是否真的要开始考虑即便还是一种可能的大危机问题呢？
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了，中国会是怎么个样子
事实上，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从历史经验看，资产泡沫危机一旦来临，总是来势迅速，毫无先兆。那些在早期将巨额资金从境外投入到中国大陆的国际游资，在中国或世界资产泡沫破裂之前将再次成群结队，采取“一、二、三”的统一行动，突然将巨额资金撤出，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生成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此加倍小心。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由股市大泡沫刺破，金融危机将正式成立，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从以往危机给一些国家造成的社会局面看，较为明显的社会后果有以下几种：
1．社会心理危机。金融危机使居民正常的社会心理遭到重刨。社会心理危机的主要症状是：恐慌、冷漠和失望，表现在居民对正在不断大幅贬值的本币的低信任和对政府的低信任。金融危机爆发后，本币币值将一路狂跌以及央行的无实际支付能力将使老百姓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更严重的是，老百姓无法将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短期内，居民再也不会自愿将手中的钱存入银行。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外流的巨额国际游资倒流国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无力抵御风险。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中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较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一旦危机爆发，其风险释放的能量将是巨大的。
3．中产阶级被扼杀在摇篮中。在金融危机中，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一族将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中小企业家作为中产阶级的主体遭受的损失将最为严重。在危机中，他们不仅蒙受物价上涨、本币贬值的损失，而且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企业在金融风暴引致的经济危机中可能毁于一旦。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受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该群体失去了对国家金融系统的信任，而且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这种连带效应必将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虽然这种消极影响尚不如其他问题（如银行体制、债务问题）那么明显，但它对政府恢复经济和建立正常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的破坏作用，至少其中的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问题是：受到重创后的中产阶级何时恢复元气？下一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将在什么时候？没有中产阶级消费群的支撑，经济恢复元气又在什么时候？在一个持续性经济危机的国度里，中产阶级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金融危机以及嗣后相伴出现的经济危机后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是因为：经济全面危机，生产持续性下滑，经济长期在低谷中徘徊，这种态势将直接抑制中小企业的生成环境。而由于危机导致的国家财政状况十分拮据，政府面临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不可能对中小企业有较大的投资，尽管能够维持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能够维持多久也令人担忧。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生成在危机后缺少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4．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不仅意味着银行的挤兑现象，更意味着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将降到最低，政府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随着危机后果的进一步加深，这一支持率还将更低。信任危机导致社会和国家松散尤力，伴随而来的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
5．社会冲突。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以及已有的社会矛盾纠集到一起，会引起人民大众的普遍的不满，从而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一向以来对于社会危机的低估，也将导致政府忽枧对突发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的相应的应急措施。
6．社会非稳定。原本是金融和经济的危机，可能迅速演变为政治危机，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中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加深了这种社会的非稳态性。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不满、骚动，甚至动乱。高层也可能发生公开分裂。政局动荡一直将在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7．国际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将乘人之危实施其反华倒共之目的，许多原来被搁置的边界问题也将再次成为冲突焦点，台独分子、国内离心分子以及恐怖分子，都将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将这趟浑水搅得更浑。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中国重演的。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诸如“台海”、中日，中印之间的开战，美国更将为了它的全球战略利益而在战争中站在中国的敌对面。
8．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层面危机。经过一切的危机“浩劫”，原有的价值观体系被彻底摧毁，新的价值观体系尚未形成。在危机状态下，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变得更加困难，更加遥不可及，腐败犯罪更加猖獗。社会风气和道德规范的重建成为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上述危机的种种后果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持续期的长短是以政府高层是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扭转危局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好转作为先决条件的。而如果我们对世界经济情势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在这个危局的节骨眼上，由世界资产价格狂涨引发的世界性全面危机，将使中国危局雪上加霜。
总之，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为金融风暴预作准备
世界及国内过剩的流动性，推动了中国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不仅使得中国经济迎来了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周期，更推动了中国股市将造就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牛市格局。而牛市格局反过来又带来了全球资本像水银下泻般无缝不入地向中国股市和房市大规模集结。中国正遭遇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即人民币必然走向升值，而人民币升值以后金融资产必然呈现泡沫，而泡沫总有一天要破裂，更何况正在中国酝酿发酵的泡沫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避免重蹈日元升值危机的覆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智慧和能力，为了防范流动性过度输入，我们建议有必要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更合理的定义并加强监管。
1．建立像美国那样的收购兼并审查机制，从长期来说，是进一步完善了外资收购兼并制度，从短期来说，也对大量涌入中国的资金有一定的监管作用；同时全额对冲增加的外汇，减少M2和M1的增长，控制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直接输入，以避免过度投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以垒年新增贷款为硬性指标，严格控制新增贷款和投资总量。善于利用利率调整等一切经济手段，控制货币发行，减少国内已经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时，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拉长改革时间，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的时间，打消国际热钱短期获利抽逃的预期。当然，希望我们的银行体制改革也将在这一轮调整中得到新的突破。
2．从目前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面临突发性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为此，中国应时不我待地建立和健全从国家到地方的金融危机管理体系和预控机制：
——加快开展突发性金融危机事件应急机制建设重大课题的研究，建立健全全社会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国家公共安全以及处置突发金融危机事件的能力。按照突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危机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按照不同的责任主体，预案体系设计为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五个层次。按照金融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成国民经济总体和结构、对外经济贸易、金融形势、财政形势、经济泡沫成分五个子系统构建中国金融危机监测预警系统，并运用功效系数法给出综合预警系数。政府还应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将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金融危机事件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要求对发生的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不得迟报、缓报、瞒报和漏报，并要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各省级地区也分别完成本区域总体预察的制定工作，甚至一些经济发达的市、区（县）也应制定应急预寨。对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变化和股市的波动，对国际市场上重要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国际政治动荡对经济、金融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均要及时进行监测和分析，预测这些因素可能对我们的可能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预防风险的对策。
中国的风险预警机制可以考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包括金融预警指标体系的设定和金融风险评测模型的开发；快速预警纠偏机制；反应灵敏、回馈及时、渠道畅通的预警信息系统。
金融危机管理机制的核心是应该有一个权威性的指挥机构。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自执行自身行业监管职能，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控。明确这些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对于危机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权力划分过于分散会使得发生危机的时候无法取得一致的行动，甚至出现互相扯皮的事情发生，使整个危机管理系统的效率下降。
应该建立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根据金融风险出现的规模、地域和涉及的金融机构来明确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以及根据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涉及的金融机构的性质，发生的地区来明确由哪个管理机构来收集、处理信息，调度整合金融资源。
对危机指挥机构以及其他监管机构人员的专业性要求很强。因为危机的蔓延速度非常快，并且在发生初期存在着信息滞后的问题，这就要求相关人员有很强的专业判断能力和迅速、果断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该对危机管理机制进行相应的立法。在中国的《商业银行法》中应当增加对金融危机管理以及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条款。像美国有《紧急状态法》，俄罗斯有《紧急事态法》，日本也有《紧急事态法》，实际上就是危机管理法。有了金融危机管理的立法保障，使得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时可以更有效率地去处理突发事件，并且有章可循。
金融危机的处理原则是越快越好，越迅速损失越小。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曾提出金融危机管理的“48小时法则”，就是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必须在48小时之内稳定金融体系，切断金融危机蔓延的管道，迅速恢复金融秩序。
金融危机跨国传染的“瘟疫效应”，使得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性。巴曙松，华中炜认为，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强相关性越来越明显，因此，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与协调日趋重要。各国间的相互合作，首先应交流有关危机的信息，建立起防范本地区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协调地区内部的金融政策，尤其是关于金融开放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开始感到单纯依靠国际经济组织或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抗御经济、金融危机还是不够的，应当挖掘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以达到联合自强的目的。应对新形势下的金融风暴，不仅需要各国之间的财政、金融支持，还特别需要在防范和应对金融风暴方面的国际合作，如建立国际间的风险预警、风险监管、宏观经济信息交流、政策协调和货币互换机制或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