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交涉。日方声称，日军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他们怀疑放枪者是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而中方以枪声非本国守军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日军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7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守军奋起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日军。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中提出了“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和“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的方针，并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作出了回应。
在日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乡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敌后根据地广泛建立，一场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展开。
中日军队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场重大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六十余万人，伤亡达十五余万人。
1937年，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的两人乘车闯入虹桥国民党军用飞机场，遭到国民党守卫士兵的阻拦，结果日军开枪打死了一名机场卫兵。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二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便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上海，派飞机在淞沪杭上空侦察。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事变。事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8月14日，日军开始总攻。15日，日本正式宣布组建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张治中率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此后，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中国守军左翼，随后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
9月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11月，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合围上海。中国守军被迫撤退，上海市区陷落。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此外，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也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方面先后投入师、旅、海军舰队等兵力达75万人以上。到战役结束，中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伤亡达十五余万人。
淞沪会战虽然以国民党战败而结束，但它证明了中国决不会向日本投降的民族精神，日本“三月亡华”的企图彻底破产，中国则下定决心，以更大的规模进行更持久的战斗。
中国军队平型关大捷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中国军队屡屡后撤，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而日军士气高涨。南口会战后，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规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自作主张向绥远（当时的塞北四省，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及内蒙古南部等地）发起追击，把战场扩大到山西。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展开机械化部队，发挥其优势，必然把锋芒指向大同。据此，他部署了大同会战计划，即置重兵于大同南北，坐等日军进攻。
9月上旬，东条纵队和伪蒙军沿平绥线直抵阳高城下。如果日军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一发不可收拾。至此，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虽多而无用，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阎锡山被迫立即着手部署平型关会战。
1937年8月28日，阎锡山把行营设于雁门关下的岭口村一所窑洞，并同周恩来会商，制订了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计划。
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边境，邻接灵丘县，西去雁门关115千米，南近河北平县界，地势险要。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预判日军进军路线及视察相关地形后，指挥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千米处设伏，并分出两部阻援，采取了“避强击弱”的战法。
9月24日，国民党的第6集团军送来“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以八个团兵力，西北出击，诱引日军第5师团主力从正面进攻，中国军队从两翼包围。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
由于平型关道路狭窄，当时又逢雨后路面泥泞，中国军队抓住战机猛烈进攻。日军用车辆辎重作掩体进行反击，派出一部分军队企图抢占公路西侧的“老爷庙”以掩护突围。不料中国军队迅速越过公路，抢先占领了“老爷庙”，与伏击部队两面攻击日军。被围日军向“老爷庙”反复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最终歼灭进入伏击圈的全部日军。
平型关战役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此次战役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却歼灭日军达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战车等数千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在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已经有了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日本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走上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物资供应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距离其最终目的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了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日本武装入侵东南亚
日本在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也不得不依靠暴力才能对其进行统治。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机构，日本成立了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各国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东南亚，日本让自己扮演了“亚洲人的解放者”的角色，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实际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着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被处死。“缅甸独立军”被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 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的系统。
在马来西亚，日本基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三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西亚人惨遭杀害。
在新加坡，日本于1942年2月进行的“大验证”中，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新加坡还被日本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军政中心。日军侵略者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大肆屠杀当地华人，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惨案，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 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做练刺杀的活靶子。
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血腥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为惩罚。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三部分：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一切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了2万人。
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摧残各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它较之于法西斯的恐怖专政似乎温和一些，其实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在泰国首都曼谷，日本于1943年开办了日本文化学院。为使它“不仅是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在泰国普及日语的机构”，日本政府不惜血本，拨款280万日元。日本还主张把泰国变成世界佛教的中心，并以沙拉武里为宗教中心。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联合改造成“国际宗教集团”，令该教奉日本天皇为最高领袖，为日本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到1943年底，开办的日语学校已有25所，在校学生数千人。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在荷属东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兰语和英语，甚至将历法也改为日本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建立宗教事务部。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恐怖统治外，还对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