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早年去欧洲留学。在客轮上，正遇海上大浪，旅客个个吓得心惊胆战；唯有王亚南叫服务员把他绑在圆柱上，然后就聚精会神地读书，观者无不惊异。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几个字。
黎锦熙治学，最服膺两个字：“勤”和“恒”。常称世人是“勤于始而怠于终”。
谢六逸以为，我辈读书，手里如不拿起红绿色铅笔，东涂西抹，目不转睛，正襟危坐，便看也看不进，也就不能过瘾。
梁漱溟十四五岁时喜读梁启超文章。其父说：“真是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值得嘉奖。”因此送梁漱溟一“肖吾”的字号。
吴芳吉读小学时，规定自己每天必记诵50个词组。每逢作文，两小时可写5000字。
林纾少时爱读书又无钱买书，其舅送他一部《康熙字典》，他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作为座右铭。
林纾晚年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说：“勤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趁凉而行，渐渐向黑。”
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好学不倦，自定“发课”、“车课”、“枕课”，即在理发时、坐车出门时和晚上睡前都必须开卷，不得放过光阴。
梁实秋抓紧点滴时间读书，他曾写了陆放翁的诗“呼僮不应自升火，待饭未来还读书”之句，张贴在墙壁上。
傅东华少年读《水浒》，一连几个通宵。煤油干了，他就在油灯中加水，使浮在水面的煤油继续供他读书用。
少年时代的鲁迅，一次上学迟到了几分钟，以后，他便在课桌角上刻了一个“早”字。
鲁迅15岁起就抄书，起初抄录小本《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叩目录》，还抄录了陆羽的《茶经》三卷和陆龟蒙集的《五木经》、《末耜经》等书。此抄书习惯一直保持到30多岁。
青年时的鲁迅，有抄书的习惯。除了上述古籍，他还抄过《唐代丛书》等。1911年，他抄录了两大册《说郛录要》和从大量古籍中抄录出600余张纸条；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把学校奖给他的奖章换取书籍。从1921年到1936年10月逝世之前，鲁迅共购书14000多册，支出10913．65元。
胡山源从小爱看书。中学时，枕边、案头所置的书常有四种：“亭”（《牡丹亭》）、“厢”（《西厢记》）、“殿”（《长生殿》）、“扇”（《桃花扇》）。他因个人爱好，把《牡丹亭》列为第一。
胡山源早年为了买书看，只得逢星期日放学替祖母和邻舍们上街代卖布。每卖完一匹布可得到一枚铜元的报酬。他曾说自己的一些藏书，是血汗流出来的书。
王芸生少年时在小布店当学徒。晚上伺候老板睡后，他就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内放着用蜡烛头制成的烛，点燃读书。
邓拓幼时习字，因家贫，用柔软多毛的草叶捆成“毛笔”，蘸着清水在砖上练习。
张默生幼时口吃，还发奋学发音、学语言技术，大量搜求演说术、雄辩术等书籍，常于无人处高声朗读，两年后终去口吃之病。
王蘧常少年时患病卧床两年，以手指画被，摹“唐拓十七帖”影本，始学章草。
郁达夫少年时就养成看书习惯。他曾对人说，有三部书与他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一部是《吴诗集览》；一部是《庚子拳匪始末记》；还有一部是《普天忠愤集》。
郁达夫在新加坡买了3000册英文书，一夜看一本。有人问：“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部《辞源》也不买？”郁说：“9岁会做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
陈垣目幼酷爱读书，其父从不吝惜金钱，每每满足他的读书需求。陈垣成为学者后，将自己的书斋名以父亲的别号“励耘”命之，称“励耘书屋”，还将所刻之书称为《励耘书屋丛刻》。
陈汉章被京师大学堂聘为教师。他见学校藏书丰富，就不当教师而甘当学生，后以甲等第一名毕业。
徐特立白天教书，晚上读书，他读书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二是有恒。《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他每天只读两个，一年读完。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国文教员袁吉六见他所写的课堂录、随感录，颇有感触，勉励说：“你能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日积月累，一定会成大器的。”
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几乎天天进图书馆，每天清晨带一只馒头进去，晚上才出来。他在无人指导之下，把馆藏的所有《周易》全部读完。因为他是到图书馆最勤的一个人，学校后来还特别给他发了奖。
罗隆基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每日在宿舍高声朗诵《庄子》。人们认为他的论述和社论之佳，淋漓尽致，乃得力于《庄子》。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期间，每年暑假回家乡湖北浠水度假，从不轻易出门，充分利用这几个月来读书。他的读书札记分别用中英文抄写，题为《二月庐漫记》。其书屋也名“二月庐”。他喜爱读书，于中国文学外旁及于西洋文学批评，随时有笔记，看过的书有密密麻麻的眉批。旁人就管他叫“书痴”。
姜亮夫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每逢周日，便整天在图书馆庋藏杂志室里。因为专心，有一次他甚至被锁在馆里，一天不曾吃饭。
严济慈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一年，就获得了数理教学硕士学位。他从未外出游玩或看戏。多年后，胡适从巴黎游历回国后说：“巴黎灯红酒绿，哪里是读书的地方？”严济慈立刻正色说：“胡先生这话说得很对。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只有能在巴黎读书的人，才是真正能读书的人。”
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时，每天在图书馆埋头读书，被同学取笑为“书虫”。他说：“‘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允许，我情愿在牛津做一辈子书虫。”
许地山认为，做书虫要具备5个条件：身体健康，家道丰裕，事业清闲，志趣淡泊，宿慧超越。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有关敦煌卷子部分，乃是许地山根据他的需要，到伦敦图书馆找来的。因不准携带纸笔入内抄录，许只好默记，后再凭记忆写下寄回中国。
章元善和赵元任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两人卧榻顶头相接。他们以绳将枕联结，先醒者牵动绳索，然后同时起身，到操场上高声练习英语发音。
冯玉祥在学兵营时，每当熄灯号响，即私点油灯，在被窝内偷看《三国演义》，曾因此受罚跪处分。
陆费逵青年时，单日在家自修，双日去书报社阅读。开始书报社每日有一二十人，数月后读者只剩他一人；管理员也熟悉了他，就将钥匙交与他，让他看5间房子里的藏书。
葛传槼只读过一年半中学，但他一直勤奋自学。2l岁时，他用英文写了一封自我推荐信给商务印书馆，即被录取当了编辑。
郭沫若写作初期，因无人批评或推荐他的作品，所以作品一篇也卖不掉。但他还是埋头写作，文章卖掉与否从不注意。他说文学的生活，绝不是舒服的，生活虽与以前一样贫困，但是用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自然是快乐的。
丰子恺一生治学严谨。他在读书时，曾创造过一个“二十二遍读书法”。一篇文章，他每读一遍，就在题的旁边画一笔，一遍一笔，一笔一笔积起来，组成一个繁体的“读”字，共22笔。
田家英13岁在药铺当学徒时，蚊帐上挂有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间书。”
为勤奋学习，赵迺抟在美留学，3年未看电影；并在书桌上立牌：言谈以10分钟为限。
冯友兰从小爱看书，几十年如一日。他曾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有十二个字：“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如能真正做到这要求，就能达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余嘉锡每读一史书，必小心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搜集证据推敲事实，而后笔之于书。读书每有所得，复随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30年，积稿20余册。
顾颉刚一生共写有200余册读书笔记。第一本是《寒假读书记》，逢读书之感想书端上写不下时，便写入笔记簿中。此册笔记小叙中曰：“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
钱穆自学成材，对苦学者深表同情。但他表示：“我不愿做一个苦学成功的模范。我不愿给社会上或是青年人一个印象，就是可以不进学校。”
钱钟书读书，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依靠卡片和目录索引；他身边的读书笔记，只供自己繁征博引时参考之用。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但这笔记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何使用。
马寅初读书讲效率。他说：“我可以肯定地说，l+l决不等于2。”“我这指的是看一个小时的书，接着再看一个小时书，绝不等于看了两个小时的书。因为前一个小时与后一个小时的学习效率不同。”
朱光潜求学时经济条件很差，为了读书只好大量地编书，获取稿费，维持生活。他自我嘲笑是“骑两头马”。
朱光潜在北京大学上翻译课时，他总先指定材料，叫同学在课余译好。上课时，他把自己译的也带来，与同学细心讨论，从不比同学少作一次功课。
朱光潜60岁方自学俄文，一面听广播，-面硬啃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高尔基的《母亲》，每本书都读上三四遍，两年后也可借助字典直译俄文书了。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助理员时，表现出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他养成了熄灯之后也能学习的习惯，这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设想着该书应分几章几节；有的能触类旁通，不得其解处才在灯下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王莹青年时在中国公学攻读文学，读书极为用功，读了鲁迅《阿Q正传》40遍、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97遍。
严北溟少时极喜读书，终日手不释卷。夜晚因家里无钱买油，总是灯光不继。他就在邻居经常打牌的房内，借用灯火读书。
朱湘12岁至14岁爱读侠义小说，15岁左右爱读侦探小说，20岁左右爱读爱情小说。但侠义小说嗜好一直延续十几年。
吴经熊十三四岁时，英文成绩极差，他立志要学好它，每天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学习英文。
丁福保自16岁始，每晨起必阅读半小时，数十年如一日，从不中断。他每每勉励自己，学业要有长进；并写联有：“得意愿从今日始；遂心事比去年多。”
杨廷宝平时口袋里总备有钢笔和小本子，遇到可取的一个花纹、雕刻，一个别致的建筑面，便注明年月日，随手绘下。他说，我的座右铭是：“处处留心皆学问”。“我的天资平平，记性不好，帮助我的工具是日记。”
30年代，蔡尚思采用“的批而不自抄的快读法”（只简注读物中有用的或拟摘抄的篇、段起讫），3年内每天用16～18小时，把国学图书馆藏书中的历代文集翻完。
蔡尚思认为，上课堂不如上图书馆。在文科大学（外文系例外）虚坐4年毕业，不如去大图书馆勤读一年书。
黎东方学法国近代史，拜巴黎大学马第提为师。他的论文初稿，受到马第提批评，认为法文太差，并劝他回国。但黎连改三稿，在交出第四稿时，马第提表示惊愕，误认为是法国学者代写的。
丰子恺学外语，要求自己对每篇课文都读22遍：第一天读第一课10遍；第二天读二课10遍，第一课5遍；第三天读第三课10遍，第一、二课各．5遍；第四天读第四课10遍，温习第二、三课各5遍，第一课2遍。他还写一个繁体字“讀”（共22划），下加两横，帮助记忆遍数。几个月后，他就能看外文长篇小说，并能从事翻译了。
蒋百里勤奋好学，深得众人称赞。1938年，他奉令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在首次训话会上，引用成语自嘲，“老夫老而不死，好为人师”，以表示自己还不算老。此后，人们称他为“青年老头子”。
作家胡正19岁（1942年）时就发表了小说《碑》。当时因纸张等物品奇缺，他就用高粱秆绑上蘸水笔尖，在寺庙祭祀用的黄表纸上进行写作。
沙叶新求学时，向友人借钱购得《龚自珍全集》，于是写诗于扉页：“购得好书视掌珠，借钱典物亦心愉；何年余著一书出，能使后生争购乎？”
聂绀弩1985年卧病，被人戏称为“卧佛”。但他在床上支起双腿，搁上一块硬纸板，继续读书写作。一天，黄苗子、郁风去看望他，即景画了张速写，题为：“瞪眼对窗看世界，热肠倚枕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