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剑。
我们通常总以为古人比今人迷信。虽未经过仔细研究，但也想了一想，这才逐渐明白：其实未必。
古人当然信天、信神、信鬼、信仙、信佛、信道，等等。但也并非人人如此。夏桀自称“太阳”，但这位“太阳”却荒淫无道，当奴隶诅咒他时，竟敢于决绝地唱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奴隶们并没有把这位暴君放在眼里。刘邦称尊之前，传说又是斩白帝，又是头上有云气。但是吕雉最明白他的底细，无非是一名市井无赖。“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她就不信那一套，偏偏分封诸吕。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倒是很有一点反迷信味道。建国之初，曾在北京怀仁堂看过川剧《杨广逼宫》，那场演出极为精彩，至今犹感历历在目。杨广不但杀了其父杨坚，还强占了其母皇后。贵为天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你看，不一定。掖廷宫闱之变，子杀父，臣弑君，皇冠纷纷滚于阶下。民间揭竿之起，李白成一箭射到北京阜成门上，崇祯也只好以一条绳子悬于景山古槐。历史尝名为“相斫书”，却也的确揭穿了皇帝之不足畏。他们毕竟也都是肉做的，是人，不是天之子根本就没有天之神这玩意儿，哪里会有其子。
孔子也并不相信神，所以他的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顶多是说，“祭神如神在”。当然，农民比他聪明，为他添了一句下联：“不祭如泥块。”屈原写了《天问》，范缜写了《神灭论》，这都是千古不朽的反迷信的大文章。王安石提出了有名的“三不畏”。蒲松龄毫不迷信，把鬼写成“活人”，有的让他揭了“画皮”，有的写得那样多情可爱。《不怕鬼的故事》一书里，你看有多少不怕鬼的英雄。
迷信是治人者制造出来，用其“权威”以治人的。周公制礼作乐，天子神气起来了。叔孙通定朝仪，皇帝神气起来了。董仲舒在汉武治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开始成了神物，自这以后，可怜这位老头子当了两千年“敲门砖”的差使。其实他活着的时候，惶惶，谁都对他不感兴趣。我小时候读私塾，向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跪拜；后来接触了一点新学，才对这位大圣人逐渐失去了敬意。
看来古人未必尽迷信。那么今人如何？按说时代进步，文明昌盛，应该不大为信了吧，不，今人却未必不迷信，甚至有人比古人更迷信。这里无诗为证，但是有事为证。一贯道不必说了，烧纸烧香也不必说了。记得陶铸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但有一点是不会记错的，他谈到了太阳里面有黑子。这本是普通常识，不但为现代科学所证明，我们前人也早已经有所发现，名为“三足乌”。“日”字的结构就说明了这一点，郑樵《六书略》：“太阳之精，正圆不亏，其中像日乌之形。”但“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大张挞伐，说陶铸意在影射，攻击领袖也有缺点。这还了得，自然“臣罪当诛”了。那辈“帮忙”者利令智昏，竟忘记了毛主席本人就常常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自己说到“三七开”。古人有言：“人非尧舜，孰能无过？”其实这也是捧场的话。尧舜就“无过”？不见得。记得那位“接班人”曾经提倡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理解一下再执行呢？又说，“一句顶一万句”，怎么一句能顶一万句呢？这一点，毛主席就曾亲自批判过。后来有人更彻底，干脆说：凡是书上写过的，口里说过的，画过圈圈的，都不能动，都不能反对。为什么“凡是……”就都须如此对待呢？最近几年的实践，不是很有所证明吗？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说穿了，无非是提倡迷信，提倡盲从，推行“愚民政策”，如古人说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把真实的人尊为缥缈的神，供奉起来，以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宰割万民。那些人们起的作用和叔孙通们差不多，但却比叔孙通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带上了时代的新特征，比封建时代的迷信创造者们具有更多的法术，更能迷惑人。他们扯虎皮当大旗，披的是名为“马列主义”华衮。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都明白。
上有提倡者，下必有奉行者。这就贻祸匪浅了。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有些“国粹”还保存得颇为完好，至今魂灵未泯。这就有他们的孑遗们孳生的土壤了。救之之道，是狠下一番发掘、打扫工夫，大家遇事多动一动脑筋，通过革命实践，用科学的巨手去揭去他们身上披挂的那套“法衣”。但也不必过于心急，慢慢来，今年不成，明年；明年不成，后年……
198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