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丹。
病卧医院期间，从一本杂志上，读到恽逸群的几封信，很钦佩。
“文化大革命”的来头大，来势猛。恽逸群头上有顶高帽子，从远祸全身来说，躲得越远越安全。然而，恽逸群偏要碰它一碰。
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怪论迭出，忧心如焚……终不甘心也不忍心袖手旁观。”
他在致妻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思。”“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
恽逸群向“文化大革命”放了一发当头炮。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他写的那篇《略谈“个人崇拜”》，批判的犀利、深刻和准确，至今无人可以企及。
恽逸群把自己的逆龙麟、反潮流的批判精神的养成，归结为“耻为乡愿”。（注：乡愿，冯友兰释为老好人。朱光潜甚恶之，释为伪君子。）他说：“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趋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危者，不敢不言。苛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
我很喜欢这段话，并且觉得，这种耻为乡愿的精神，真是医治好人主义的良药。
好人主义不是一种好主义。好好先生们，是非界限模糊，爱憎界限模糊。该支持的不支持，该反对的不反对；不好善，不疾恶；扶正不用力气，祛邪怕得罪人，下不了手。总而言之，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朱光潜认为：“社会上这种人愈多，恶人愈可横行无忌，不平的事件也愈可蔓延无碍，社会的浑浊也愈不易澄清。”
耻为乡愿，无党籍者有党性。恽逸群当了二十多年“反革命”，依然保持一颗红心。“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乐为乡愿，有党籍者无党性。好好先生是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为保住自己过太平日子服务，为“送我上青天”服务。
章太炎提倡革命道德，第一条是知耻。一定要明耻，有羞恶之心。羞自己之恶，恶人之恶。孟轲说过：“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依照朱熹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可以无羞恶之心，能以自己无羞恶之心而感到可耻，就会迁善改过，不做寡廉鲜耻之事了。所以说，耻为乡愿精神是医治好人主义的良药。
（2000年5月29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