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
暮春三月，我出差到了一座滨海城市。
我所居住的旅舍是一座在本世纪初建筑的四层楼房，当年也许是颇负盛名的，甚至还称作什么大饭店。可是随着岁月的消逝，这房间显得光线阴暗，家具的样式古老而笨重，连地毯也失去了光泽，变得很单薄了。
不过，整个房间打扫得还是非常整洁的，特别是那雪白的床单、忱巾、被单，简直使人觉得刺目。就是一个心情烦躁的人走进，也会渐渐平静下来的。
一位娴静的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一瓶开水，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面容，只感到一片洁白的颜色在我眼前晃动……姑娘的工作服也是洁白如雪的。
几天来，我发现她总是悄悄地工作着，不多言多语，也许唯恐干扰客人的休息吧。一次，那一片洁白的颜色忽然静止在屋里，姑娘正蹲在茶几前细心地整理着那块卷曲了的地毯。她可真是一个对工作负责的姑娘。
那天，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一家旧书店里买到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小说集，有一本叶圣陶的《四三集》，那正是叶先生四十三岁时的作品集，还有一本张天翼的《三兄弟》和郁达夫的两本小说，一本是《迷羊》。出门时，我就把那几本旧书摆在写字台的一边，好随时翻一翻。待到下午回来的时候，正好姑娘进来送开水，她突然站住问我：“您这书是从哪儿买来的？”
我告诉了她。她紧接着问我：“您买这些旧书干什么？”这一回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很娴静的姑娘说起话来倒挺冲的。我也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便应付地说：“看呗！”
她索性把手中提着的水壶放下，然后问我：“您很喜欢郁达夫的《迷羊》吗？”
“说不上，恐怕这本书并不是郁达夫的代表作吧。”说真的，当时我怀疑她是否读过这本小说。
“那当然，郁达夫被公认为的代表作是《薄奠》，他写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死。还有《春风沉醉的晚上》，他写了一个好心肠的女工，可是这些都是短篇，您说《沉沦》怎样？”
我感到非常意外，一位八十年代的年轻女服务员，竟对郁达夫的早期作品如此熟悉，而且有一副想要展开讨论的架势。我有意反问她：“当年《沉沦》一出来可就有争议呀，你说这部小说如何？”
“我很喜欢，这才是郁达夫的代表作，郁达夫是很勇敢的。他诚实，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写人的心，他相信他的读者，向读者掏出了自己的心。有人说《沉沦》的调子消极，我看那个时代的郁达夫就应该是那个调子，怎么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呢？”
我很同意姑娘的看法，不过我还是表示了我最喜欢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甚至同她讲起我们还缺少短篇电影，如果把这个短篇改编成电影一定是很抒情的。
“这是正统的观点，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连《薄奠》在内都是目前公认的么！不过我是反对文学史光讲那些大家没有分歧的公认的话。”我又问她怎么知道是公认的呢？她告诉我一方面是自己读文学史，一方面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我有点奇怪，难道现在的中学会讲到郁达夫吗？一问之下，才知道她现在正上夜大学，我释然了。然而我对她还是产生了一点敬意，因为这个姑娘显然是酷爱文学和善于思考的。她不像我以往见到的某些飘飘的姑娘，很天真，却说不上喜爱什么。当她提起水壶将要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又回过头来问我：“您说郁达夫究竟怎么死的？我看至今还是个迷。”
“怎么？你说他还活着？他已经遇害快四十年了！”
“我也说不上，反正我总觉得他也许没有死……”她并不想等我回答便轻轻地掩门而去，一个洁白的身影在我眼前消失了。
这是一个多么深沉而善良的姑娘啊，她竟觉得郁达夫如今还活着。我多么想再找个机会同她谈谈郁达夫，或者别的什么，我还想知道一个夜大学的学员，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可是我天天要出门，那姑娘也挺忙。在我的眼前时时闪现着她洁白的工作服，不是在擦玻璃、拖地板，就是拆换各个房间里的被褥，只有她那一双黑亮的眼睛偶尔含着微笑朝我望一望。这是个多么热爱自己工作的姑娘哟！
当我完成工作任务，即将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看到她正在柜台前打毛衣，便凑上前去。她先问我：“您是几点的火车？能赶上在楼下吃晚饭吗？”
“完全赶得上，你为什么不利用空闲时间在这儿看看书呢？”我关心地问她。
她笑了笑，说：“这是规定，看书不行，但是打毛衣，闲聊天，研究研究发式呀，高跟鞋呀倒可以。”我也只好笑笑。这一次，我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她不紧不忙地跟我讲了起来。
“我没办法考正式的大学，我们家等着我的工资呢，同时我的年龄也过了……您看不出吗？我真的已经二十八岁了！在我们这个系统里有几百人报名考夜大学，只考上我们三个。说起我的文化程度，一九六六年我刚小学毕业，以后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学毕业生。”
“在学校我是爱学习的，现在只好自学，这能怨谁呢？反正耽误了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念夜大学也没有什么目的，只要长点知识就行，将来干别的工作可以，还干服务员也行，我也不去考虑了。因为咱们的政策总是爱变，原来说是两年毕业，后来改了三年，听说最近还要变。您听说了吗？”
我又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一点也不腼腆，连连摇头说：“恐怕还要拖几年？”。”
“为什么？你年龄不小了呀。”我诚恳地问她。
“很简单，为了家庭。您知道不，我有四个弟妹，我是老大。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年老多病，没有工作；父亲是个做墩布的工人，现在领了个执照算是个体户。我每天下班以后，先帮妈妈做饭，吃了饭再去上夜大学。本来也可以在单位食堂里吃，还省路，可是为了省钱和帮助妈妈干点累活儿，我还是得回家。夜大学下课以后，回到家先换上一件破衣服，帮父亲整理碎布条，那都是织布厂的下脚料，要一条条地码好。父亲跑了一天了，每天晚上回来还得绑墩布，我能不帮助父亲干一点活儿吗？星期日，我要做全家的两顿饭。整天帮助父亲码布条。我有一个弟弟，他考上了大学，我让他不要管家务事，我全包了。也许受了我的影响吧，他念的也是中文系。每逢星期日，我们俩就讨论讨论所学的课程，彼此交换一下情况，也就算是复习功课了。我想过多次了，家庭需要我，如果我一旦结婚离开了家，父亲、妈妈、弟弟、妹妹们就要……既然大家都离不开我，我怎么忍心走呢？弟弟刚上大学一年级，也许弟弟毕业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那时候，我的几个小妹妹也许能进工厂了。……”
我不忍心想下去，那时姑娘一定已经年过三十岁了。我问她：“那你在什么时间看点文学书呢？”
“夜深人静啊，等全家人都睡熟了的时候，时间便全是我的了！”好象她非常得意，非常知足！
从楼下上来几位新到的客人，她高高兴兴地接过客人的行李，我只好同她中断了谈话。
吃完晚饭，我正在整理行装，偶然从窗口往楼下望去，看到那姑娘穿着一件朴素的外衣，正推一辆自行车往外走。我想，她下班后又该回家先做晚饭，然后随便吃上两口便要赶往夜大学了。突然，她把车放在一旁，蹲在大院当中的花圃旁边整理起几株花草来。今天早晨有一阵暴风雨，也许吹折了几株花草，可有谁又关心这些呢！最后她站起来，又用一只脚小心地踩实那松土……我简直看得发呆了，她年纪轻轻，心里却装着这么多事。为了别人，她肯于牺牲自己，然而一点也没有减弱对生活的热爱。
当我走出旅舍，经过院中花圃的时候，特意朝那花草望去。它们一定会长得更好的，因为有一个细心的姑娘在关心着它们。
大街上人流如潮，我看到有不少英俊的小伙子骑着车，从我的面前飞驰而过，我真想拦住几个陌生的小伙子问问他们：同志，你有爱人了吗？就在你们这座城市里，就在你们的身边有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她的心一片洁白，对生活那么坚贞，对待爱情也一定是坚贞的。
给她幸福吧。一切善良的人们。
一九八一年四月。
［鉴赏］
姜德明（1929年生），天津人。作家。有散文集《清泉集》、《雨声集》、《绿窗集》、《南亚风情》、《寻找樱花》；随笔有《书叶集》、《书味集》等。主编“百花青年小文库”现代文学辑。
《旅舍纪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普通而善良的姑娘形象。这位姑娘工作负责。这是她给散文作者的第一印象。在她还没有开口说话时，她的形象魅力已经开始透露出来了。这里作者先用了洁白的颜色来给他的人物做衬景是颇有用意的。整洁的房间，雪白的床单、枕巾、被单，姑娘的工作服也是洁白如雪的。人物一出场就给读者以纯洁、恬静的印象。接着就写人物的举止：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总是穿着洁白的工作服，不是在擦玻璃、拖地板就是拆换各个房间里的被褥，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偶尔含着微笑朝散文作者望一望。看得出来，她是用心在工作，绝不是敷衍了事。
“为了别人，她肯于牺牲自己，然而一点也没有减弱对生活的热爱。”她生不逢时，家庭条件又不允许她考正式的大学。所以只好考夜大学。对于这样的遭遇，她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对生活甚至对现状都充满信心。她考夜大不是为换个好工作，而是只为了“长点知识”。为了帮助家里，她每天下班后，先帮妈妈做饭，吃了饭再去上夜大。本来在单位食堂吃饭可以省跑路，但她为了节约（同时也为帮她妈妈干活），还是回家吃晚饭。夜大学下课回家后，她还帮她父亲干活。为了生活，她一天到晚地忙碌，疲惫不堪。但是她还要学习、看书。当作者问她什么时间看书时，她回答道：“夜深人静啊，等全家人都睡熟了的时候，时间便全是我的了！”好像她非常得意，非常知足！对于艰难的生活她非但不抱怨，而且还乐在其中。足见对生活热爱的程度！还有一件小事更加强深化了这个意思。一次下班时，她该赶回家帮她妈妈做晚饭了，突然发现花圃里有几株花草被暴风吹折了，马上蹲下去整理起来，最后用一只脚小心地踩实松土。而这几株花草别人一般是不会关心的，比她生活得轻松无虑的大有人在。
这样的姑娘，为了家庭，她竟可以把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幸福让位。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是很高尚吗？面对这样的姑娘，谁能不为她祝福，谁能不希望她建立一个美满的属于她自己的家？
她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人物。
然而，高明的作者在整篇散文中几乎没有描写她的外貌！从文中我们只得到关于她的如下信息：“黑亮的眼睛”，最多加上个“娴静”。至于她的脸、她的五官、她的身体，我们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都觉得她很美，根本就用不着去打听她的长相了。人物美好心灵的光辉足可以成就一个完美的文学形象。这种手法，很值得欣赏、借鉴。
稀客。
姜德明。
“老姜，您在哪个办公室啊？……”
寂静的走廊里传来沙哑的一声呼叫，这是找我的，谁呢？唔，一定是老王，那位爱“说山”的退休了的老排字工人。
我把他迎进屋来，他走路有些蹒跚，人亦瘦多了。
“没事儿，今天来领钱，顺便看看您。足有几年不见了吧。”
“赶情，少说亦得四、五年了。”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当年老王戴着一副老花镜，还那么认真地改校样。可是年岁不饶人。后来手底下到底不如从前那么利索罗，一直到他的眼睛再也看不清楚铅字的时候，才离开干了一辈子的排字房。
多少年来，我的好多时光也是在这里消磨掉的。
我常常要陪着老王一起拼版，因为要抢时间，什么地方不合适，我在一旁随时同他商量着就解决了。有时站在那儿得马上删去几行，碰到难删的，一看我难以下手，老王就说：“得了，別让您受罪了，多的这两行，我替你包了吧。”我若删的话，他方便得多。我不删，他要千方百计地换标点呀，换条呀，够他麻烦一阵子的。
那时的排字车间，不过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夏天，中间放一座大电扇。冬天，放电扇的地方换成一个高脚大火炉子。炉台周围摆满了饭盒，烤着黄橙橙的玉米面窝头，这就是排字工人们的午餐。炉盖上大铁壶里的开水老是冒着白烟，给这车间带来温暖，带来生气和活力。
多年来这里一直在吸引着我。师傅们喜欢一边啃窝头，一边“说山”。老北京管聊天叫“说山”，我就爱听他们“说山”。我曾经问过老王，什么叫“说山”呀？老王爽快地回答：“咳，这是粗话，您还真想找个出典。俗话说，先说天，后说山；说完了大海，说旗杆！没边没沿儿的，聊大天呗。”
我就从师傅们的“说山”中，长了不少见识，加深了对他们的感情。
就说铁炉子上烤的那窝头吧，老王就说过：“您瞧那‘金宝塔’了吗？现在看着不起眼，当年只要往炉台上一放，玉米面的香味可就出来了。师兄弟们饿着肚子来上班的可不少，有一年我那老妈妈给我带了个大窝头，没到中午大家就给分光了。不吃不行啊，个个赛过饿狼。“旧社会的排字工人，没有一个能养家的。下了班还得去晚报干几个钟点外活，有的去西单卖大花生，有的去拉人力车，有的串胡同去打小鼓，收破烂……那时排字工人们常说：“上辈子骂爹骂娘，这辈子才干排字房。报应啊。”
直到动荡的“文革”当中，我还是爱往排字房跑。那时老王他们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日子稍为好过一点，而他们对我们这些“臭老九”仍然一如既往。凡是我不想参加的什么斗争会，讲用会呀，我就找个托词泡在排字房里。虽然这时候已没有大火炉子了，可我就把排字房当成了避风港。有的时候，老王还故意给我挂个电话，说是样子有问题，让我下来一趟。其实啥事也没有。我一去就呆它个把钟头，还是“说山”。我就佩服师傅们的这点义气！
时代的脚步走得亦真迅急，现在我所熟悉的那些饱经忧患的老工人们一个个地都退休了。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逗孙子的，看戏的，养花的，看踢足球的，各得其所。一到夏天，报社还分批送他们到北戴河去休养。谚语可以倒过个了，简直是上辈子敬爹孝娘，这辈子才干了排字房。
如今的排字房可说今非昔比了。宽大明亮的玻璃窗，光滑的水磨石地板，全部是空调设备，夏天进去就别提多凉快了。
可惜，我已经很少再到排字房去。偶而去打一张清样，竟感到有些隔膜了。车间的工人一多半变成了年轻的姑娘。正是花般的年华，个个模样漂亮，却又那么陌生。她们烫着短发，穿着轻巧的高跟鞋，各色各样的裙子在字架中间飘来飘去……啊，到什么地方去寻那大火炉子，还有那冒着白烟的大铁壶，那些围炉“说山”的老师傅们呢！
今天，“说山”的稀客老王来了，怎能不勾起我对那一段日子的怀念？
老王却比我豁达，他还是那么爽朗：“咳，别想这个。现在的小姑娘比我们那时聪明，文化水平高。您还别瞧不起她们，这不，我刚打车间过来，黑板报上表扬一个排字能手，才进厂一年多，排字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了我们。有的已经学拼版了。我们那时候，学徒三年想上案子？连门儿也没有啊！”
老王又摆出了“说山”的架势。我跟他坦白了心里的话，无论如何我再也享受不到听他们“说山”的乐趣了。老王大笑，一边站起身来往外走，一边说：“您还没忘了我们那些粗人的‘说山’。都是些旧社会的琐事，好些人都不爱听了。可真有您的，您倒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