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牛的意象亦反复出现。她和牛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一管黑紫色的药液压进我的血管”，而那药正是从牛身上提取的。作者还说：“从那个时刻牛身上的部分压入我的躯体，我便与黑色结了这段缘。”牛—黑色—我之间就有了特殊的联系。“我”与牛之间被黑色所联系，而黑色即是牛身上的黑色药液，也是死亡的阴影。因为黑色药液的提取是以牛的死亡为代价的。所以“我”与牛的关系便成为互有关联的生命与生命的关系。“我”总是从牛的死亡观照自己的死亡。作者将牛的死亡写得很美丽又很忧伤。前后两次写到牛的死。总是写到牛的“很亮很美”的眼睛，写到牛越过那一个门槛时“便痴情地哭”，或“含着眼泪”。这苍凉而美丽的死亡意识，更强烈地反映出她对青春与生命美好的渴恋，是一种对生命诗意的告别，含泪的微笑。
女儿没有回来的小镇。
李佩芝。
毛驴车“得得”地跑过街面，小铃铛“叮铃铃”响着。赶车的老人不时地用根细柳条抽打着小驴儿，他回头看了看我，目光很温和，仿佛在问“这样可好？”
我朝老人感激地笑笑，这样挺好……
我躲在小驴车上的花顶篷下，睁大了眸子，望这小镇。阳光灿灿的，人流、车辆、房屋、街树，全在阳光下幻着银色的光亮，我的视线模糊了……
这不是呼兰县城东二道街么？那大水洼不见了，岁月的灰尘填满了它吧！这路原本是坑坑凹凹的。晴天，常在大车小车的后面，旋着一股股浓浓的烟尘，像条长长的浮游的雾带，久久不肯散去。雨天，泥泞不堪，阻挡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马车陷下去，过路的人都去帮忙，不过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提葱的、卖青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一种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原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不正是这么写的么？
毛驴车有些颠簸。看看路面，是土路，却平坦，并不坎坷。城里都是柏油路面了，这段土路留着也好，那轻扬的灰尘让人忆起了许多许多……路旁的老树与偶而残留的旧栅栏，告诉我这条街旧时的风貌，只是行人的衣著与身份，绝不是谁打眼能分辨出来的样子了。
小镇上是异常热闹的。
这松嫩平原上的小镇和我们陕西关中一带的小镇一个样儿呢！几条主要大街上各种商店喧腾着繁华，轻音乐叮叮咚咚伴着行人的脚步，电影院、俱乐部门口的大幅广告画鸟瞰着市人，卖冰淇淋的小棚一个接一个设着，荫凉里坐着一吃就几碗的有海量的食冰者，而通往萧红故居的街面上是衣服集市，人穿行其间，犹如在色彩的海洋中游荡，一阵风过，人和彩衣都有一种超脱的飘逸感了。
这不是萧红心中的小镇了。
她只记得那几家小小的店铺呢，只记得小巷的坎坷与泥泞，只记得父亲冷冷的目光，还有那后花园里花丛棚下温馨的梦……
世上早没有娘娘庙会的热闹了，没有野台戏的喧嚷了，连龙王庙小学也改了名字，当年那个爱画画儿，爱啃书本，爱沉思幻想的小女儿，再不回来了。
“得得得”的驴蹄声中，透着寂寞。
“叮铃铃”的铃铛声里，系着抗争。
萧红怎么可以承诺父辈给她设计的人生！她怎么可以甘心去当谁家驯服的小媳妇！没有爱，她不能呼吸，不能生存，小镇的女儿叛逆了……
世界多广漠啊，从小镇逃出的女儿一定感到过彻骨的冷寂；世界又多么小哟，让她碰见了他，最困窘的日子，也是最幸福的时光呢。有人犹大般卑鄙地出卖了她，有人却白马王子似的搭救了她。她，不是不幸者，我总以为，人生有那么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就足矣。
小毛驴车跑得欢快。赶车的老人叼着烟袋，望望街市、望望我，笑笑。
我是远方的女儿呢！异乡的女儿来访，能使小镇快活么？当然是不能替代的，我知道。
回头望望，街树把那一排翻修过的平屋遮掩了。老人告诉我，来参观萧红故居的人很多。小镇的女儿再没有回来，她不知道，人们怎样擦拭了岁月的积尘，在断裂的墙垣上，在残破的老屋里，在萧条的庭院中，在盖了许多新屋的后花园的旧址上，珍爱地辨析着她晃过的坚强又柔弱的身影……
她当年坐过这毛驴车么？我真想问问赶车的老人。她该坐过吧，小镇除了通往远方的汽车，就跑着这别具一格的小驴车呢！哦，也难说，难说这不是经济改革后城镇开放政策的一个体现。
云南石林一带的小马车，新疆伊犁一带的小驴车，曾引起我孩提般的快活。然而现在，我的心沉沉的，小镇再有诗情画意的小车，也唤不回它那多情又执著的女儿了。只是我依旧苦苦地猜想：小镇希冀过女儿衣锦还乡么？企盼过女儿顺应天命么？为女儿短暂的人生里充满了辛酸悲哀过么？
那一排翻修一新的老屋凝着岁月的惆怅，小屋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件女儿抚摸过的物件，没有几张女儿留下的笑影，她把一切都带走了，无论这小屋如何摆设，这儿没有她。
萧红不曾回头。她自己去闯世界了。她曾是个强者，登上了闪着虹彩的文坛；她又很孱弱，要爱人和被爱，但她失望了……在南国浅水湾一隅，你去听，能听见那失落的歌吟……
小镇现在为这叛逆的女儿骄傲了。
我在毛驴车轻轻的震晃中，突然感到一阵压抑，一阵悲怆。萧红去的太疾了……她才31岁，她还很年轻，她还可以选择生活，重新奋争，重新爱……若没有战争，没有炮火，没有对人的失望与彻骨的寂寞，她该会有一个多么辉煌的人生！
我想，我理解她。理解她心灵中每一次悄然的颤栗，理解她的抗争与迷惘。爱谁，就以生命相许，这虽是人生最可珍贵的情感，她却不知这也是致命的呢。
我不能评议她的举止。我喜欢萧红。甚于喜欢她的作品。我爱这个从小镇上出走、永不回头、热烈又痴情的女子，钦佩她的勇敢，崇拜她的才华……也许，因为我也是女子，才在这小镇上，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眷恋了……
“来看萧红的人很多呢！”赶车的老人重复说。
“是么……”我收回散漫的目光，望着老人，老人被岁月浮雕的脸上神情静静的，一缕轻烟在他眼前飘散。
呼兰！哦，呼兰小镇，你肯收容一个黄土高原的女子么？她虽不能替代你的女儿，但她和她是上苍的姐妹，也是要自强不息地自立于人世呢！
我常常在外边奔波。心像系在山上，水上，系在悠悠的风中。天南海北的闯荡中，疲倦袭来，便踅回自己那温馨的小家，灵魂感到安然与妥帖。我比萧红幸运。她生不逢时。真的，若是萧红今天和我一个年纪，她的生命该多么丰腴，多么光彩！哦，萧红，我知道你是不甘心的，不甘心去的……我为你扼腕叹息！
呼兰镇小小的，路却很长很长。
呼兰镇热闹闹的，那旧屋却异样空寂。
我向40年前张望着，向自己的内心张望着，我不知道，我悟了些什么……
“那时代，走文学的路，太艰难。”一个伙伴叹道。
“那时代，直面人生，太艰难。”又一个伙伴叹道。
我沉默着。
搞文学，萧红杀出了自己的路。
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她却付出了全部生命。
小毛驴车在街面上“得得”地跑着，阳光灿灿。我突然发现，街市上少女们飘逸的彩裙与飞扬的神采使小镇显得生机盎然了，抬头望望蓝蓝的天宇，觉得心中满满的：小镇失去的，会做人们心中永远的纪念；小镇应欣慰的，它又有无数好女子了……
［鉴赏］
李佩芝（1947~），河北人。散文集有《别是滋味》、《失落的仙邱》等。
女作家李佩芝笔下的《女儿没有回来的小镇》，那神到笔到之功，真有股子吹不散的灵气！
从跑得“得得”的毛驴车开笔，一直引导读者跑完全文。跑得真可爱；“叮铃铃”的小铃铛，也响得真有情！作者凭依着毛驴车跑出了一路乡土味，跑出了呼兰镇人民的思念，跑出了前来参观者的崇敬和哀思，跑出了一个叛逆女儿短暂而又辉煌的人生！还跑出了一对生不相逢死相知的“上苍的姐妹”。跑得很不简单！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和以神贯通的构思，来得如此自然，足见作家的文学修养了。
作家并没有向读者宣称萧红的一生是如何的不平凡，如何的光辉。而是以敬重和惋惜的笔调，很自然地让人感受到萧红的勇敢，萧红的可爱，从而进入对萧红的崇敬。所以“来看萧红的人很多呢！”这样客观地，不加渲染地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是作家熟练地运用文学手段的真工夫！
作家并不认识活着的萧红，却与死后的萧红心神相通。她说：“我想，我理解她。理解她心灵中每一次悄然的颤栗，理解她的抗争与迷惘。”正因为有如此真切的理解，才感觉到“和她是上苍的姐妹。”作为理解的姐妹，说出“我喜欢萧红，甚于喜欢她的作品……才在这小镇上，感到一种揪心的眷恋了……”这段出自女作家笔下的肺腑之言，是多么的质朴而真切动人啊！
这篇佳作的结尾，力图有点时代感，使它符合某种思维，所以用超然的笔调写出“我突然发现，街市上少女们飘逸的彩裙与飞扬的神彩，使小镇显得生机盎然了。”此刻，令我想起画龙点睛之说，要力避干扰，使之浑然一体，一点即见光华闪闪，那才是龙的眼睛。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意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10个还是20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湖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鉴赏］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女。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历任苏州振华女中（沪校）校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是当代学界泰斗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是著名翻译家、喜剧作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散文家，他们夫妇被文艺界誉为文坛双璧。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深刻隽永，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老王》这篇散文，是一篇精品。作者写了一个平凡的人物，写了几个平凡的生活片断，写了几段平凡的对话，文字朴实无华，但却紧紧抓住了一个“情”字—最不平凡的世间真情！感人之处寓于平凡之中。
老王是一个不幸的老三轮车夫，独身，独眼，独自拉车（单干户），但他却幸运地遇上了杨先生一家，他们不仅坐他的三轮，还“和他说着闲话”，杨先生的女儿还给他吃大瓶的鱼肝油，他死后还由杨先生大笔描述，他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