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鞅的死，司马迁认为是商鞅的刻薄少恩和滥用刑罚所导致的，历史上传统的评价亦大多类似，更有人把商鞅无凭证不能住宿和受五马分尸之刑编成“作法自毙”的成语，以示商鞅变法种种是自掘坟墓。当然，也有人认为商鞅的强力变法是为了秦国的国富兵强，为其后秦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莫大焉，却遭到身死族灭的下场，秦之对于商鞅实在是太不公平。其实，处死商鞅是秦惠文王处理秦国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但却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作为新任的国君，如何取得秦国宗室贵族的支持，稳定和巩固其君主地位是秦惠文王上任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秦惠文王要解决政治危机，就必须杀死商鞅以抚平贵族群体的强烈不满。
商鞅变法虽然发生在秦国，但它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以后的生存、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战国时期的秦国面对着各种挑战，经由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成功地进行了应战，最终由弱变强，使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国家；文化、经济落后的秦国从而变为富强的国家，并成了当时七个诸侯国中的第一强国。“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商鞅的变法，不仅为当时秦国的富强作出贡献，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十六节承前启后——秦惠文王自立为王
在秦的历史上，继秦孝公而为秦国国君的秦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
秦惠文王名驷，孝公之子，又称惠文君、文王、惠王，也被追称为帝。其于公元前337年即位，享国27年。
对于秦国的发展而言，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作用是承上启下的。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为了缓和国内政治矛盾而诛杀了商鞅，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制度，相反，在内政方面，他仍然坚持并完善以“客”为“卿”的用人制度，继续执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原则，从而聚集了大批谋臣良将。尤其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是，自秦穆公以来的“求贤”、“纳客”举措，在秦惠王时期形成一项比较完善的客卿制度，对秦国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具体说来，秦惠文王时期的客卿制度与战国之时“养客”和商鞅之时及之前的“用客”制度有很大不同，表现出秦惠文王在用人制度（仕进制度）上的改革意识和创新举措。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雄天下，都竞相养客。战国四公子中的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因养有大量的宾客而闻名天下。这些被养的宾客，又叫“食客”，他们或怀绝技，或有异能，或属罪徒，或为无赖，不分国别，无论良莠，成分比较复杂，而且无“特操”，大抵都是为利而聚，乘势而往，所谓“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①者比比皆是。据《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载录，在这些“食客”中，亦不乏智能之士。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载的孟尝君所养之“食客”冯谖（xuān），就“焚劵市义”、“游说于梁”，为孟尝君营得“三窟”，不但使孟尝君得以恢复相位，为齐王所重用，而且避免了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富贵永保。
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养“客”之举，似乎要严谨得多。据《商君书·境内》载，并非每个富豪之家，都有养客的资格，要养客，必须有600户的地户和封邑，否则即为违法。除此之外，秦国还设有专门的粮仓，以供客用。②由此可见，客在秦国的社会地位要比其他六国高得多，已经有“官养”之实。
正如孟尝君所养之门客，有无鱼之客、食鱼之客、车乘之客诸般等级一样，秦国之客也有等级之别。一般说来，比较受重视并且给予较高礼遇的为之“上客”，反之为之“下客”。但无论是“下客”，还是“上客”都还是无官之人，由客而为“客卿”，方为得官之人。而这一制度性的客卿使用流程，正是秦惠文王对秦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贡献。
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他一方面继续贯彻商鞅制定的军功授爵制，比如张仪等拜客卿后，均以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后才得以拜相，但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却在由客拜为客卿时，往往因客的一番政论而授以官位，并以此作为仕进的另一途径，为智能之士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拓宽了仕进之路。正因如此，以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为标志，秦国出现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大批异域人才进入秦国，秦国的高级官吏之位，更多的“出于客”。以张仪相秦为标志而形成的客卿制度，对秦以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保障作用。黄留珠先生评价秦惠文王的这一举措时说：“它即是秦较早突破宗法制的茧缚，举用外人的传统特点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秦统治者不断总结仕进经验教训，纠正军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惠文王的制度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秦惠文王的政治历史贡献还体现在拓边开疆的对外战争方面，具体说来，秦惠文王的拓边开疆之功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迫使魏献河西之地与上郡15县。公元前341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为将率军击魏救韩，孙膑使用“减灶之计”引诱魏军，并在马陵（今山东省濮县）设伏，魏军中计，被齐军打败，损兵十万，主将太子申、庞涓战死，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为“马陵之战”。此战之后，魏国军力大大削弱，而秦、齐两国军力日盛，与楚形成三强并立的对峙之势。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用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东）人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国为讨好秦国，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率军与魏军作战，俘虏了魏军主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惠文王继续发兵进攻魏国，历经数次大败的魏国军力不支，被迫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
公元前329年，魏国人张仪入秦为相。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诱迫魏国就范。
公元前328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做“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之后，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③魏国只得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魏国由此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连国都也不得不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次年，秦国将少梁更名为夏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在获取魏国的河西、上郡等地后，秦国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二、击败赵、燕、韩、楚、魏五国合纵伐秦。公元前319年，赵、燕、韩、楚等四国助公孙衍为魏相、逐张仪而行“合纵”之策后，秦、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友好相援而改为紧张对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攻三晋又连连得手，楚国已感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④，所以对秦国转而采取防范和对抗政策。公元前318年，楚等五国伐秦，楚怀王被推举为纵约长，但楚怀王领导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军迎战五国之师于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北），五国的军队都不是秦军的对手，逐一被秦军击败。楚怀王举棋不定和软弱无能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秦惠文王瞅准楚怀王的弱点，对楚国采取文武两手，步步进逼，先取巴蜀，“得蜀则得楚”，从长江上游扼制荆楚，以震慑楚国；又使张仪诳楚，许以商於之地600里而使楚“绝约于齐”，斩断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置楚国于孤立挨打地位。楚怀王利令智昏，果然中计，先绝齐而后又攻秦，结果被秦大败于丹阳和蓝田，楚国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
三、灭巴、蜀两国，取得治蜀的成功。战国时期，蜀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地称天府”。蜀国不仅地广人多，富庶更是天下闻名。但此时的蜀王却耽于享乐，防备松懈，从而成了北方强秦统一全国过程中首先攻取的对象。
史籍记载秦惠文王攻取蜀国前曾使用了石牛计和美女计。关于石牛计，《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说：“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蜀王本纪》对此也作了记述，说蜀王对秦国诈称五条能屙金的石牛信以为真，“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还有《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也有相同记述，可知这是一个广为流传比较可信的历史事件。
史籍中提到的五丁力士，是蜀国的奇才，个个力大无穷，《华阳国志》说他们“能移山，举万钧”。传说五丁力士担土的石担有三丈长，成都武担山即是五丁力士为蜀王妃担土作冢的遗迹。秦惠文王在使用石牛计之后，又投蜀王所好，不断送美女给蜀王，“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行到梓潼的时候，由于某种突然原因导致山崩而将五丁力士和五女同时葬身于山谷之中。不久，蜀国又发生了内乱，蜀王因为王弟苴侯私下和巴国交好，率军讨伐苴侯，迫使苴侯逃到巴国，向秦国求救。一直垂涎蜀国富绕的秦惠文王趁机发兵，于公元前316年秋天，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大军从石牛道南下，短短几个月便攻占了蜀国。从此，蜀国被并入了秦国的版图。
四、平定义渠戎内乱，并在义渠置县，以义渠君为臣，取戎25城。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之戎，义渠戎栖息活动的范围在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以东及甘肃环县、马莲河一带。春秋时，义渠戎的势力就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不但自立为王，而且建有城郭，称义渠戎国。因地与秦相接，互相间经常发生冲突。
公元前452年，秦厉公伐义渠戎，虏其王以归。战国时“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双方之间的摩擦一直不断，仅在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双方就发生六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发生在秦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335年，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记，这次战争发生在“洛”这个地方，义渠戎打败了秦国的军队。第二次战争发生在秦惠文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31年，这次战争由秦国主动发起，秦惠文王趁义渠戎国发生内乱，派遣庶长操领军攻打义渠戎。秦军平定义渠戎国之乱后不久，义渠戎国又反叛秦军，于是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26年又派兵镇压，这次不仅平定叛乱，而且全面占领义渠戎的国土，设置县治，以义渠戎王为秦之臣。第四次是公元前321年，秦惠文王亲临义渠戎国的北河之地视察，并于此期间，派兵攻取了义渠戎国的郁邽之地。但是，没过多久，义渠戎乘楚魏等六国伐秦之机，在李伯之地袭击秦国的军队，秦军大败。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又大举伐义渠戎，此战取得义渠戎的徒泾等25城，义渠戎的国力军力由此大衰。
五、公元前326年，初腊。秦国仿效中原各国实行腊祭。腊，本来是祭祀的名称，按照《辞源》上的解释，远在周朝的时候，就把腊与大腊各为一祭。腊祭祖先，大腊祭百神。周时，记岁时以农历十月为岁终之月，所以腊在孟冬。秦人久处戎狄之地，崇战尚力，其俗多戎狄之风，从秦惠文王开始，秦人有意识向中原文化靠拢，学习中原文化，所以史书记其为“初腊”。秦惠文王实行的“腊”，主要内容是以打猎的形式，用捕获的飞禽走兽祭祀祖先，其礼仪形式虽然现在不能详究，但就史书郑重记其“初腊”之事，可见这一习俗于秦文化之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
③《史记·张仪列传》。
④《战国策·楚策》。
§§§第三十七节张仪入秦——游说六国用连横而破合纵
秦惠文王在位27年，无论是从政治体制建设还是军事斗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打破六国联合，瓦解齐楚联盟，不但缓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变军事劣势为优势，而且为以后秦国攻灭六国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秦惠文王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政绩，这与纵横家张仪三次相秦的贡献密不可分。
张仪是魏国贵族的后代，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10年。张仪曾跟随鬼谷子先生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后，就去游说诸侯。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在楚国期间，曾经陪着楚相喝酒，席间，楚相丢失了一块玉璧，楚相的门客们怀疑是张仪偷走了。门客们说：“张仪贫穷，品行鄙劣，一定是他偷去了宰相的玉璧。”于是，大家一起把张仪拘捕起来严刑拷打，打得皮开肉绽，但是张仪始终都没有承认，楚相只好释放了他。张仪血肉模糊地回到家后，他的妻子又悲伤又怨恨地说：“唉！你要是不读书游说，又怎么能受到这样的屈辱呢？”可是张仪却很不以为然，他问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苦笑着说：“舌头还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这则小说意味很浓的情节说明，张仪是一个怀抱利器，颇为自负的游士，他自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发挥才智的国家，扬名致富。
如果分析一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应该说，张仪的自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或“合纵”，或“连横”的策略，力图自保或有所作为。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张仪即有“合纵”之才，又有“连横”之能。事实上，张仪出山之时，是做好两手准备的，即为齐楚所用则施“合纵”之才，为秦所用则施“连横”之能。张仪最早到楚国去游说，就是准备以“合纵”之才换取尊荣富贵的，不料却被诬行窃，断了以“合纵”之才搏取富贵之途，所以，他只好西向事秦，出现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
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文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但是，张仪刚到秦国时，并没有一炮打响，在秦国究竟是出兵攻打蜀国，还是攻打来犯的韩国这个问题上，犯了急近功利的错误，竟然让秦惠文王出兵讨伐韩国，得胜之后兵锋直指东周和西周，逼迫周王献出九鼎宝物，秦国占有了九鼎之宝，然后挟天子而向天下发号施令，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应该说，张仪的想法是好的，但此时的秦国还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直接灭二周而号令天下，是会引起天下共愤的。所以，秦惠文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讨伐蜀国，后来灭蜀设郡，使秦国国力更加富强，为争霸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