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使得封建制在秦国确立了下来，改革成果得到了巩固，使得秦国的封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秦国从此变成了战国七雄中首屈一指的强盛国家。据《史记》等史书记载，商鞅变法之后，“秦民大悦”、“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国“兵革大治，诸侯畏惧”，由弱变强。
①上图为商鞅方升。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省蒲城），后转发至临地。《史记·秦本纪》：“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前344）。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②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东——依林剑鸣说。
③《史记·商君列传》。
④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第三十四节国富兵强——亦和亦战击韩败魏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这与秦孝公的高度信任与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秦孝公一旦信用商鞅，就把大权交给他，让他放手去进行改革，这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商鞅身为大良造，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秦孝公历时20年对其不加怀疑和干涉，后来甚至有过把政权交给商鞅的打算。这对于一个国君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都是建立在富国强兵，使秦国能够屹立于战国之林的基础之上的。秦孝公的支持与信任，得到了预期的丰厚回报——经过商鞅变法，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秦国的先进和富强，首先表现在封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整个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①的小康局面。其次，商鞅变法为秦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高效的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比如军功授爵制、什伍连坐等统治方法。这种统治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国军民的生产和战斗积极性，也比较符合秦人的生存愿望，所以，大多数秦人对商鞅的统治方法是欢迎的，人人都愿意为封建政权去打仗，去生产。“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民大悦”、“乡邑大治”②、“道不拾遗，民不妄取”③，其实，商鞅最大的成功是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④，即便是商鞅被杀，但其所树立的法规、秩序却不因他的被杀而改变。
应该给读者诸君说明的是，商鞅不但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家和外交家。商鞅在竭尽心智打造秦国封建新秩序的同时，也积极谋划对外战争。据林剑鸣《秦国发展史》载述，商鞅在秦变法的20年中，先后对韩国、魏国多次发动战争，攻城略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公元前358年，也就是商鞅变法刚刚开始不久，秦军和韩国军队在西山的交战中大获全胜。不久，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⑤就两国的领土归属问题进行会盟。虽然这次会盟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盟约，魏惠王最后还拂袖而去，但是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国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的提升，结束了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不与秦国会盟的局面，中原各国也终于不敢把秦国看成“戎狄”之国了。
当然了，秦孝公和商鞅决不满足于此，一俟时机成熟，就会毫不犹豫地指挥秦军挥戈东向。公元前354年，也就是秦国和魏国会盟的第二年，赵国给卫国施加压力，让原本向魏国称臣纳贡的卫国朝贡赵国。这样一来，魏国当然不愿意了，马上派出大军向赵国的首都邯郸发起进攻，赵国自然全力迎敌，搏战魏军。这时，商鞅看到魏国后方空虚，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就亲自为将，挥兵东向，猛攻魏国河西之地的元里⑥。魏国两面受敌，首尾不能兼顾，结果被秦军打得大败，死伤7000余人，丢失了少梁⑦。公元前353年，商鞅又乘魏国主力全力与齐、楚、赵、宋、卫联军大战中原之际，率领秦国军队从关中出发，深入河东之地，直接奔袭魏国的故都安邑，而且很快就打下了安邑。公元前351年，商鞅再次率军进攻魏国的固阳，迫使固阳的守军投降。
商鞅率军与魏三战，战战皆捷，打出了秦军的威风，展示了秦国综合国力的雄厚，但是，要彻底去掉魏国这个“腹心疾”，秦国的实力还是有些不足。此外，秦国这时进行的变法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内安定的形势还需要巩固，所以，商鞅建议秦孝公放缓灭魏步伐，以退为进。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主动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省华县西南）会盟，约定停战，并且主动将原来属于魏国的河东与河西部分地区交还给魏国。
不过，这种用空间换来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公元前344年，经过五六年休养生息缓过劲来的魏国又主动向秦国挑战，秦孝公和商鞅这时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愿意再卷入拉锯消耗战中，所以，商鞅就亲自出马，到魏国去讲和。商鞅摸准魏惠王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命脉，劝说魏惠王先称王，然后再图谋齐、楚。魏惠王果然上当，认为秦国赞成他称王，所以立即取消了进攻秦国的计划，急急忙忙地准备称王大典去了。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南）这个地方召集了12个诸侯国聚会，自称为王。会后，洋洋自得的魏惠王还率领诸侯们一同去朝见了周天子，表示自己称王，是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的。
愚蠢的魏惠王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他的这番举动，引起了韩、齐各国的恐惧，大家都认为魏惠王有代周天子而起的野心，于是纷纷暗中联合，想方设法削弱魏国的实力。
公元前341年，齐国的大将孙膑利用魏军主帅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河北大名东南）的险要地方时，被齐军包围，十万魏军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这年五月，齐、宋两国又向魏国进攻。这时，商鞅认为这是把魏国从河西之地彻底赶走、为秦国建立王霸之业的好机会。于是，他劝秦孝公要抓住机遇，“据河西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⑧。雄心勃勃的秦孝公当机立断，立即派商鞅率兵攻魏。这年十月，商鞅趁赵国出兵攻魏的机会，主动出战，把魏军打得大败。第二年，商鞅又趁着齐国、赵国向魏进攻之际，将兵攻魏。这次，魏国派公子卬（áng）领兵抗击秦军，商鞅与魏公子卬交情很深，当他得知是公子卬领军的消息后，就写信给魏公子卬，说是我们两人过去为友，现在却为秦魏两国的将领，实在是不忍心战场相见，为了秦、魏两国人民避免战争的灾难，秦军愿意罢兵讲和，邀请魏公子卬来秦军约定地点会面，结盟罢兵。魏公子卬接信后深信不疑，但是他的部下却纷纷劝阻，说是商鞅为人刻薄寡恩，小心有诈。公子卬不听劝阻，来到秦军营中，商鞅与魏公子卬结盟之后，喝酒叙旧。公子卬在饮宴之时，秦国伏兵一拥而上，将他抓了起来。秦军趁魏军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际，向魏军发起进攻，把魏军打得大败。魏惠王因为数次被齐和秦国的军队打败，国内兵力不足，府库空虚，无力反击秦军，担心秦军乘胜进攻魏国的都城，所以就主动派遣使者与秦讲和，把河西之地拱手送给秦国。商鞅打败魏军，又得到了魏的河西之地，这使得秦孝公非常高兴，于是就把於和商之地的15个邑封给商鞅，因而号为商君。
商鞅虽然打败了魏军，赢得了封赏，但是，他以“诈力”致胜，使得其人格信用大打折扣，为其他诸侯所不耻。特别是魏国的君臣，对其更是恨之入骨。魏惠王咬牙切齿地说：“我真后悔没有听公孙痤的话，当初没有杀死他！”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战国策·秦策一》。
④《战国策·秦策一》。
⑤今陕西省澄城县东。
⑥今陕西省澄城县境内。
⑦今陕西省韩城市。
⑧《史记·商君列传》。
§§§第三十五节走投无路——严刑峻法作法自毙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商鞅坚定不移地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从而促进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国家制度，创新了新兴地主阶级国家体制中各项政治、经济制度，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秦国立下了万世功勋。但是，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它在给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带来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极大提升的同时，也给秦国宗室贵族带来了类似于“灭顶之灾”的政治与经济恐慌。
如前所述，变法伊始，秦国宗室贵族就意识到商鞅变法将会削弱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因此，作为秦国宗室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秦国的老臣甘龙和杜挚从一开始就从理论上对商鞅的变法进行了驳难，虽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据理以争，援理而论，战胜于朝堂之上，但是，作为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政治、经济权力被剥夺。当商鞅第一次颁布新法之后，秦孝公的儿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公子虔（qián），一个叫公孙贾，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言令不便”，反对新法，诽谤商鞅。
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法浪潮，商鞅沉着冷静，分析问题，抓主要矛盾，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抓“上”，非“杀猴给鸡看”不足以平息反对变法风波。
这时，恰好秦太子嬴驷因为年幼无知，犯了新法。于是，商鞅抓住太子触犯新法的机会，树立执法的尊严。他不管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是自己的下一任领导，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强力的挑战，果断地依新法处罚了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用墨刑（用刀在面额上刺字，再涂以墨）处罚了给太子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致使公孙贾八年不敢走出家门。同时，商鞅还在渭河畔上处死了700多个反对新法的旧贵族，据说当时刑场上的血都把渭河里的水染红了。商鞅刚性执法的行为极大地震慑了宗室贵族的守旧势力，同时也使秦国人民感到了新法的严酷和无情。据史书记载，从处罚太子师傅的第二天起，国内就再没有人敢故意以身试法，秦国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自觉地遵照新法行事，不敢有半点懈怠和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
新法实行了10年之后，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这时，当初那些认为新改的法令不好的人，又出来大大地称赞新法的好处。这本来无可厚非，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但是，商鞅却认为这些人“此皆乱化之民也”，并且给予这些人全部迁徙到边地的惩罚。
商鞅此举是什么用意呢？
商鞅的真实意图是，让民众不敢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也就是让秦国的民众成为法的奴隶，盲目绝对地服从和执行法律的规定，唯法是从，唯法为大。商鞅用“严刑峻法”来推行新法的做法，对新法的实施的确是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使得秦国的变法比其他六国的变法来得更彻底，取得成就也最大，但是，唯法、尚法的做法，也使得商鞅的变法及其个人，具有了不近人情、刻薄严酷的反人性色彩，为其他六国及后人所诟病。特别是在第二次变法的实施过程中，商鞅又因为太子的师傅公孙虔的犯法，而处其“劓”刑，即割掉鼻子的刑罚，使得秦国的宗室贵族人人如履薄冰，所以秦国的宗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把矛头全部对准商鞅，人人都欲置商鞅于死地而后快。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面对国内反对势力的仇视和愤恨，商鞅本人也非常害怕，每次出门，都要用数十乘兵车和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他。
但是，商鞅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秦孝公病重期间，他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独断专行，使秦国内部权力之争更加激化，而且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这时，商鞅有一个叫做赵良的朋友前来见他，商鞅劝赵良留在秦国，和他一道为秦效力。赵良坚辞不就，并且分析商鞅实行变法以来的所作所为，是“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目前的处境是“危若朝露”，劝商鞅归还封邑于秦，回到鄙那个地方去，灌园浇菜，避祸延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应该“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样做，还有可能安享尊荣。如果一味地“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那么，一旦秦孝公王撒手西去，秦国的宗室贵族们收拾起商鞅来就是小菜一碟。可是，商鞅还是不听，继续掌握朝政，以严刑峻法处理国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的命运果如赵良所预料的那样，失去了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他就成了笼中猛虎，刀下鱼肉。为了除去商鞅，报仇泄恨，和公子虔有着相同命运、受过商鞅惩处的人就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听到要逮捕他的消息，心中非常害怕，就连忙逃往函谷关外。夜间，商鞅准备到一家客舍休息，但是客舍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对他说：“按照商君的法令，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而要住宿的人是要连坐的，你没有凭证，我不能留你住宿。”商鞅听罢，长叹一声说：“唉，真没想到制定法令的弊病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
商鞅逃离秦国之后，来到魏国，魏国人因为他曾用欺骗的手段抓了公子卬，击溃了魏军，所以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魏国君臣没有一个愿意接受他。商鞅一看魏国无法立足，于是就又想到其他国家去，谁知魏国人仍然不放过他，四处散布流言说：“商鞅现在是秦国的敌人了，秦国强大而秦国的敌人进入魏国，那是会招来战争之祸的，万万不能留他！”商鞅在魏国无处存身，又无路可走，只好逃回他的封地商邑。据说商鞅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和他的部下组织了一批私兵人马往北去袭击郑，也就是今天陕西省华县这个地方，藉以抵抗秦军，以求自保。商鞅出兵袭郑，正好给了欲置他于死地的那些人以口实，于是，秦惠文王便发兵讨伐商鞅，商鞅的军队寡不敌众，很快覆亡，商鞅也在河南渑池那个地方被秦军抓获。秦惠文王以“车裂”的残酷刑法处死商鞅，并把他的尸体拿来示众，同时，商鞅的家人也遭到了他自己制定的刑律——连坐的惩罚，被全部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