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来，姚贾用的办法和顿弱的办法如出一辙，只有四个字：收买权臣。史书上没有记载姚贾如何收买，具体地收买了哪些人，但记下了秦王政给了姚贾100辆车，1000斤金，并且给他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还把自己的佩剑赐给他佩戴。姚贾此时，真是荣耀至极，当然了，很自然也会有点耀武扬威的样子。不过，姚贾的确很有本领，而且很敬业，他出使四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通过收买权臣，离间四国关系等办法，不但使四国合纵攻秦的计谋破产，而且使四国都改变了对秦国的看法，纷纷转过头来交好秦国。秦王政看到姚贾的外交策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自然十分高兴，就把姚贾拜为上卿，封给他千户的食邑。
可是，对于姚贾出使四国，因功受赏一事，正在秦国做“高级访问学者”的韩非却有不同的看法。在韩非看来，秦国重用姚贾这样出身卑贱，曾经有过当强盗经历的人，不但不利于激励群臣，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且会为诸侯各国所耻笑。韩非还说，姚贾费时三年，费金千万，慷国家之概，谋个人之私，实在是罪不容赦。
秦王政这时特别欣赏韩非的著作，是韩非最忠实的“粉丝”，所以听了韩非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把姚贾召来，见了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呵斥：“我听说你用我的钱交结诸侯，有没有这回事？”
姚贾呢，坦然一笑，承认确实如此。不过，姚贾给秦王政分析说，我用国家的钱财结交诸侯是实，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图谋不轨，不忠于秦国。为什么呢？因为不用钱财结交诸侯，就达不到“绝其谋，止其兵”的预期外交目的。姚贾以天下人都爱曾参那样的人做儿子，天下君主都愿意有伍子胥那样忠心耿耿的臣子，天下的男子都希望有贞女那样心灵手巧的女子做妻子来比喻君臣关系，他劝秦王政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贬斥忠臣，他说，如果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了。
秦王政这时大概气昏了头，就把姚贾出身低贱，当过强盗，被赵驱逐的事说了出来。姚贾没有把秦王政这种极不礼貌的言行态度放在心上，他列举了姜子牙、管仲、百里奚、臼犯等人都有过不光彩的地方，名声都很不好，但是当他们遇到明主以后，都建立了功业，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圣明的君主应该“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对于那些能够保存社稷的人，虽然其他人诽谤，说三道四，但是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听的；对于那些虽然有很大名气，却没有建立一寸功劳的人，也不会给予赏赐。因此，群臣们就没有谁敢没有建立功劳就向君王索要奖赏的。
听了姚贾的一番话，秦王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姚贾继续负责对东方六国的外交事务。据说，通过姚贾事件，秦王政对韩非有了另外的看法，认为韩非是无中生有，明为秦国，实为韩国出谋划策，对韩非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②
其实，这一时期的秦王政，对于身边的王霸之士、敢谏之臣都能够做到犯而不较，逆而不惩，正因如此，李斯、尉缭、姚贾、顿弱等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竭其所诚，尽其所能，为秦国的富强和统一天下贡献自己的才能。
①依王蘧常《秦史》说，见《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②《战国策·书录》。
§§§第五十七节臣位难安——采纳韩非主张弱赵灭韩
前面讲过，秦灭六国之心，自秦昭王时便已昭然若揭。从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之日起，秦国君臣便把统一天下作为既定方针，一切攻战杀伐、外交计谋、人才去留无不“唯此为大”。范雎向秦昭王献策之时，关东六国虽然日趋衰落，但国力军力仍然有与秦相争相斗之本，那时秦与诸国交战，并非百战百胜，因此，秦昭王之时，秦国并没有贸然发动全面统一战争。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短，无睱东顾。然而，等到秦王政亲政之后，特别是秦王政平定嫪毐乱，逼杀吕不韦之后，秦国君臣又把统一天下提到了议事日程。公平说来，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虽然常常以功德齐三皇、盖五帝、超三代自诩，但在统一战争的总体战略安排和第一个主攻目标的选择上，秦始皇的确是功莫大焉。
当时，在统一战争的总体安排和第一个主攻目标的选择上，秦国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李斯为代表的灭韩论。李斯认为，韩国的国土地处于秦国腹地附近，严重牵制秦军行动，就像人有腹心疾病一样。如果不先灭韩以解决后顾之忧，那么一旦“腹心疾”发作，就会使秦国无睱东顾。第二种是以韩非为代表的破赵论。韩非认为，韩国已经向秦国称臣纳贡30多年了，和秦国的一个郡县没有两样，而赵国与秦国结怨很久，而且多次联络诸侯，秣马厉兵，时刻准备和秦国作战，赵国才是秦国的心腹大患。秦国只要打败赵国，楚、魏必然向秦称臣，齐、燕必然和秦交好。赵国衰败，韩国必亡，待败赵亡韩之后，再逐个击灭各国。秦王政几经权衡，认为韩非的主张尽管有让韩国多存延几年的意图，但是却综合考虑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不失为正确的战略分析。事实上，战国后期，秦赵分别居于首强和次强位置，两国规模巨大的恶战不断，伤亡动辄十数万乃到数十万，只要打垮赵国，统一天下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所以，秦王政就采纳了韩非的主张：先从北边重点打击赵国，使赵国无力也无睱援助韩、魏，以便于秦国启动逐一击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于是，从秦王政十一年（前236）起，秦军就把重点打击对象定为赵、魏、韩，而且连续发动了旨在弱赵的战争。在“破赵”战争中，秦军虽然多次遇到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有效抵抗，但却大大地消耗和削弱了赵国的实力。六年之后，看到赵国丧失了救援韩魏的能力，秦国立即转移战略目标，全面发动了扫灭六国的战争，而这一次，已经衰弱不堪的韩国在劫难逃。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军灭韩只有一句话：“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轻飘飘的20几个字，就把韩国埋进了历史之尘。可是，反观韩国灭亡，之因，无论何人都会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韩国原为三晋之一，立国于晋之故地。“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后以封地为姓。韩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公元前403年，韩景侯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各自励精图治，内修政治，不断创新，对外积极扩张，三国常常联合起来，对付周边国家，一时间三国国势强盛，兵连天下。
就韩国而言，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时，韩昭侯也任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申不害是郑国京（今河南省新郑）人，主要研究君王驾驭臣下之术。公元前362年，被韩昭侯任用为相。虽然商鞅和申不害同属法家，两人都主张君主集权，实行法治，但商鞅重“法”，而申不害重“术”。按照申不害的主张，国家一定要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大臣们要忠诚地服务于君主，要时刻听从君主指挥，决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防止大臣们“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其政而专其令”，甚至于“杀君而取国”。申不害在韩国任相十余年，改革成效显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夸赞说他“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和商鞅在秦变法能够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一样，申不害在韩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最重要的还是有韩昭侯的强力支持。韩昭侯是一位个性鲜明、原则性很强的国君，即便是对待非原则小事，也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韩非子·二柄》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据说有一天，韩昭侯酒后睡着了，碰巧被典冠（负责管理君王帽子的官员）看见，这位典冠担心国君着凉，赶紧找来一件衣服给韩昭侯盖上。韩昭侯暖暖和和地一觉醒来，感觉很爽，就问：“谁给我加的衣服？”左右回答：“是典冠。”韩昭侯脸色顿时就变了，下令惩处典冠。典冠做好事却受罚，心里委屈得不行，众人也都不解。韩昭侯并不多作解释，又下令惩处典衣（负责管理君王衣服的官员）。众人还是不解，典衣又没犯错，为何要惩处他？
韩昭侯待两人都领受了处分，这才公布了“所以然”。他说：“惩处典冠，不是因为他为寡人加盖了衣物，而是他犯了越权的错误。不是说寡人不怕冷，而是越权的害处比寡人受寒的害处要大得多！惩处典衣，是因为他犯了失职的错误，明明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却不去做，这叫在其位不谋其政，罪有应得！”
小吏违章，韩昭侯处理起来铁面无私，高官要员违章，韩昭侯照样不讲情面。申不害是韩国的国相，位高权重，正是他以刑名之说推动的改革，使韩国摆脱了以往颓势，因此成为韩昭侯最为赏识和倚重的功臣。申国相功劳虽大，但也有私心。这天，申不害觐见韩昭侯汇报工作，顺便婉转表达了自己的一番私求，想给自己的堂兄谋个一官半职。申不害相信凭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韩昭侯一准会给面子。
然而，申不害想错了，他这个诉求被韩昭侯无情地拒绝了。韩昭侯于是和他促膝谈心，说：“国相你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现在是答应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执行你的学说而拒绝你的请求呢？你曾经教给我要根据功劳大小封官晋爵，如今你却另有所求，那我听谁的呢？”申不害经过深刻反省，向韩昭侯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遗憾的是，韩昭侯未能将贤明的好作风保持始终。他的晚年，求奢侈，讲排场，不顾国情国力，非要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建造一座韩国版的“凯旋门”。忠臣屈宜臼坦言相告说：“如果您一定要修这么个高门楼，恐怕等不到建成，您就要死了。”韩昭侯不听，一意孤行。结果，屈宜臼的话真应验了，门楼还在大兴土木之中，韩昭侯就一命归西了。
韩昭侯死后，申不害变法中存在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由于申不害过分注重政治技巧（权术），变法的重点在于教导君主如何驾驭臣民，督责百官勤于王事，让朝廷中的大臣惴摸君主的意愿，按照君主的命令去做事，而不是如何建设法律制度，如何使国富兵强，因而其改革成效就大打折扣。所以，申不害的改革虽然使韩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位列战国七雄，但从来不曾强大到足以独自抗衡其他大国的地步。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的疆域最小，政治改革成效较差，又处于各个强国之间，随着大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激化，韩国不断受到周边国家侵扰、蚕食而国力日益削弱。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韩国处在秦国向东发展的要津，出于对秦国的畏惧和防范，韩国多次参加合纵攻秦，却收效甚微。公元前254年，韩桓惠王被迫朝秦，称臣纳贡。这时，韩国已经势如累卵。
如前所述，为了延缓韩国被灭的进程，韩国君臣想出了一个“疲秦之计”。韩王派遣间谍郑国来到秦国，以修建河渠为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修渠上，没有时间和精力攻打韩国。然而，令韩国君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疲秦之计”实际上恰恰帮助秦王政解决了长期困扰秦国农业发展的水利问题，郑国修的“郑国渠”，绵延300多里，使秦国的400多万亩土地得以灌溉，把关中大地变成了秦国最大的粮仓。秦汉史的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修建郑国渠，秦国的确腾不了手来攻打韩国，使得韩国能够得以苟延残喘，但从当时的战国形势上看，这个谋略恰恰对秦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最为有利。事实上，在兴建郑国渠期间，秦国吞灭韩国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而郑国渠的建成却使秦国更加强盛，进一步增强了战略优势。郑国渠修成之日，韩国也就到了覆亡之时。真正应了郑国的预测，郑国渠“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①。
郑国渠修成之后，韩国的境况更加不妙。韩王听说秦国重臣李斯等人极力主张首先灭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他赶紧招来不受重用的“宗子”韩非，请教挽救危亡的方略。韩非奉命出使秦国，劝说秦王政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赵国。韩非的一番说词被秦王政采纳，又为韩国争取到了数年的寿命。
那么，秦王政为什么会听取韩非的建议呢？
原来，决心发动统一战争之后，秦国内部在总体战略安排和第一个主要攻击目标的选择上，一直有着两种不同意见，有着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摆在秦王政的面前。
第一种意见主张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吞并韩国。这种主张是李斯提出的，并且得到许多朝臣的赞成。李斯认为，韩国的国土地处秦国腹地附近，严重牵制秦军行动，形同人有腹心之病。如果不先灭韩以解决后顾之忧，而专注于齐、赵，则这块腹心之病随时可能发作。如果先把韩国灭掉，那么不仅打通了东出之路，去掉了腹心之疾，而且也可以达到威慑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另外，灭韩也符合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战略。这个意见显然具有合理性。
第二种意见主张首先击溃或灭亡赵国。这种主张以韩非的看法为代表，在秦国内部肯定也有不少赞同者。如前所述，韩非对秦韩关系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韩国向秦国称臣纳贡30多年，经常出兵协助秦国攻击各国，其政治地位“与郡县无异”，而秦赵两国积怨甚深。赵国联络诸侯，厉兵秣马，与秦争锋，这才是秦国的大患。现在秦国重臣主张先灭韩国，轻轻地放过赵国，而处处刁难俯首听命的韩国，这是非常不明智的。韩国虽然弱小，说不定会众志成城，秦国未必可以一战而克。如果攻灭韩国之举导致诸侯震惊，韩国叛秦，赵魏出兵，只会强化各国合纵，这是“赵之福而秦之祸也”也。秦国“成霸主之名”的方略应当是，首先把进攻的矛头对准赵国，并以各种手段破坏六国合纵，以迫使楚、魏向秦国称臣，齐、燕与秦国交好。赵国衰败，韩国必亡。待败赵、亡韩之后，再逐个击灭各国，即“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楚）、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dù）魏、挟荆，东以弱齐、燕”。“一举而三晋亡，从（纵）者败”（《韩非子·初见秦》）。韩非的这个分析比李斯的主张更加周到，略胜一筹。
作为出谋划策者，李斯与韩非的政治立场和心态有着明显的不同。李斯是秦王政的亲信、秦国的大臣，他尽心竭智地为秦国谋取霸业，而韩非则不然。韩非出谋划策的目的是“存韩”、“弱秦”。韩国是韩非的宗国，他受韩王委派，特意到秦国进行游说，以求存续宗国。
为了达到目的，他必须提出一套主张，讲出一番道理，使秦王政乐于采纳。韩非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又是具有敏锐政治观察力的思想家，尽管他的建议可能有延缓自己祖国灭亡时限的意图，却综合考虑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不失为正确的战略分析。
李斯坚持自己的主张，揭露韩非所献方略是“诈谋”，意在“钓利于秦”。然而，精明的秦王政经过仔细斟酌，基本采纳了以韩非为代表的第二种意见。其战略意图是，先从北翼重点打击赵国，彻底打垮或者削弱赵国，使赵国自顾不暇，无力援助韩、魏，以便于秦国启动逐一击灭六国的战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