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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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涤荡尘埃(8)

事实确如当代史学家何兹全所说,“秦始皇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⑦应该看到,秦始皇个人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所做的历史贡献,还是非常显著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因利乘便,宰割天下”,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担当起了统一天下的重任。从22岁亲自主持国政开始,秦王嬴政坚持秦国既定的以武力兼并诸国的策略,坚定果敢,夙兴夜寐,“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亲自谋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几乎是以一年一国的速度消灭了山东六国,其速度之快,战事之顺利,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大的攻伐战争,充分体现了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曾经不顾个人安危,三次出行前方,激励士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军大破赵军,斩首10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省洛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军俘获赵王,又欲进击燕,嬴政亲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返回咸阳;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军大举攻楚,俘获楚王,秦王又亲临郢陈(今河南省淮阳)。嬴政的出行除了耀武扬威之外,更有着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

除此而外,秦王嬴政对统一作出的贡献,还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⑧。秦始皇虽然没有亲自指挥统一战争的具体战役,但是,他在选将用人、采言纳谏方面为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人才保证。如除逐客令,任用李斯、尉缭,求韩非,以郑国主持水利工程等都是统一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平定韩、赵、魏、燕、楚、齐战事,多有秦王嬴政亲自决策的记录。比如商议攻取楚国战略时,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王翦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李信受命攻楚,楚人大破之。嬴政亲自“见谢王翦”,决意“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王翦,“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⑨后世有学者评价,嬴政“怀并吞之志”,虽“遇人寡恩”,依然能够令“王翦空秦国之士以专征”⑩。嬴政作为秦政最高主宰和秦军最高统帅选将用兵时处心积虑,甚至克己违心的历史表现,确实非同寻常。

秦始皇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除上节所列的开拓疆域,为后来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确定了基本格局之外,就是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组织的基本架构。秦帝国初创之期,随着版图的扩大,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管理国家,就成为最棘手,而且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秦始皇采取中央集权、设立郡县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天下以为四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行政、军事、监察。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笔者谨将林剑鸣先生列的秦郡治表转引如下: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巴郡江州(今重庆市江北)《水经注》卷三十三

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华阳国志·蜀志》

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水经注》卷二

北地义渠(今甘肃省宁县西北)《史记·匈奴列传》,《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宁州》以上四郡置于秦旧境。

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西南)《水经注》卷六

云中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水经注》卷三

邯郸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水经注》卷十,《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磁州邯郸县》

巨鹿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水经注》卷十

雁门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水经注》卷三

代郡代(今河北省蔚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蔚州》《水经注》卷十三以高柳(今山西省大同东)为代郡治所。

常山不能确考以汉代之常山郡推之,可能治元氏(河北省元氏县西),也可能治东垣(河北省正定南)。以上七郡置于故赵境。

上郡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水经注》卷三

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水经注》卷六

东郡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南)《水经注》卷二十四

砀郡砀(今安徽省砀山县南)《水经注》卷二十三

河内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东)《史记·项羽本纪》以是五郡置于故魏境。

三川荥阳(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史记·陈涉世家》

上党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水经注》卷十《魏书·地形志》以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北)为秦上党郡治。

颍川阳翟(今河南省禹县)《水经注》卷二十二以上三郡置于故韩境。

汉中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水经注》卷二十七

南郡郢(今湖北省江陵)《史记·白起列传》

续表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黔中黔中(今湖南省沅陵县西)《括地志》卷八《水经注》卷三十七以临沅(今湖南省常德)为秦黔中治所。

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水经注》卷三十一

陈郡陈(今河南省淮阳)《史记·陈涉世家》

薛郡鲁(今山东省曲阜)《水经注》卷二十五

泗水沛(今江苏省沛县东)《水经注》卷二十五《水经注》卷二十五又以相(今安徽省濉溪县)为秦泗水治所。

九江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水经注》卷三十

会稽吴(今江苏省苏州)《史记·项羽本纪》

长沙临湘(今湖南省长沙)《水经注》卷三十八

衡山邾(今湖北省黄风南)据《史记·项羽本纪》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推知

东海郯(今山东省郯城西)《水经注》卷二十五以上十二郡置于故楚境。

齐郡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北)《水经注》卷二十六

琅邪琅邪(今山东省胶南)《水经注》卷二十六

胶东即墨(今山东省平度东南)《史记·项羽本纪》: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

济北博阳(今山东省泰安)据《史记·项羽本纪》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推知以上四郡置于故齐境。

广阳蓟(今北京市西)《水经注》卷十三

上谷沮阳(今河北省怀来东南)《水经注》卷十三

渔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水经注》卷十四

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省蓟县)《水经注》卷十四

辽西阳乐(今辽宁省锦州西北)《水经注》卷十四

辽东襄平(今辽宁省辽中)《水经注》卷十四以上六郡置于故燕境。

闽中冶(今福建省福州)《史记·东越列传》

续表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南海番禺(今广东省广州)《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卷三十七

桂林广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乐县东)《水经注》卷三十六

象郡象林(今越南会安附近)《水经注》卷三十六以上四郡置于南越旧境。

九原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水经注》卷三置于匈奴旧境。

秦始皇“改诸侯置郡县”,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的重大变化。秦制度的这一特点,对于中央强化对地方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意义。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赞誉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秦始皇能够清醒而坚定地以“制”顺“势”,其历史判断力和行政意志都值得赞许。

其三,秦始皇创新土地政策,“上农除末”,统一货币和计量单位,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让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如实上报占有的田数,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并保护土地的私有权。为了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上农除末”政策,打击非生产性活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上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的碣石刻石上又称:“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这一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政策,无疑为发展封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再看看秦始皇统一货币和文字的历史贡献吧!秦统一前,六国的货币形制非常复杂。为了维护统一,便于经济流通和发展,秦始皇确定以“半两”钱为全国通行货币。这种代替了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布币、刀币、圆穿圜钱、铜贝和金钣的统一货币,流通地域空前辽阔。“半两”钱的形制,由于铸造、流通和储藏的方便,对以后历代钱币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除了统一货币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即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谓的“器械一量”。现存秦代文物多见铭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诏的统一的衡器和量具。诏文强调“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还规定,县和工室由官府有关机构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应校正一次。《工律》中又有这样的内容:“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要求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

琅邪刻石“器械一量”的后续词语是“同书文字”。文字的统一,原本是先秦思想家提出的文化理想。清醒的思想家注意到,书不同文是影响当时文化进

步的严重障碍。正如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首先是为了行政的需要,“书同文,良以教之,不可杂。犹之一国之中而共事一君也”。书同文这一举措,对于丰富、发展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秦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不过,所谓“书同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时期内全面实现的过程。文字的变革,因秦王朝年祚之短暂,并没有真正完成。“书同文”的事业在汉初继续进行,实际上到汉武帝时代才可以说逐步定型。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迅速成功,但当时能够提出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伟大创举。

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统一。我们从秦始皇出巡到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他要求各地“行同伦”的内容。比如琅邪刻石“匡饬异俗”,芝罘刻石“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均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齐统一。其具体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更为明显的实例,是会稽刻石中说到的皇帝“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对于当地民俗的干预,已经相当具体。例如,“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等现象都受到谴责,期望建立所谓“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称“夫为寄豭(jiā),杀之无罪”。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秦帝国的统治者期望直接以强制手段改变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无极”的“法”、“令”、“轨”、“则”,即新的文化规范,以实现所谓“大治濯俗,天下承风”。

秦始皇时代的交通建设,也体现出接近“车同轨”理想的努力。直道是秦始皇时代为加强北边防务,抵御匈奴南犯而开筑的由位于今陕西淳化的林光宫向北,直通长城防线上军事重镇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交通大道。直道工程直通南北,沿途“堑山堙(yīn)谷”,据说全程“千八百里”,规模极其宏大。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在实现统一的第二年,就开始了“治驰道”的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五次长途出巡。秦二世为模仿“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也曾“东巡郡县”。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出巡路线的畅通,就可以知道驰道当时已经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基本要络。以秦始皇“治驰道”为标志的交通建设,为后世提高行政效能准备了条件。

在历代史学评论中,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对其完成和巩固统一的评价,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秦始皇统一天下之举,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张扬英雄主义的宏大史诗,其对于大秦帝国的行政架构和制度设计,堪称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充满高超政治智慧的杰作。明朝人刘基在他的诗作中,以“秦皇县九宇,三代法乃变”的视域,指出了郡县制推行的变革意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历程证明,秦始皇其他实现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措施,也都有着明显的推进历史的作用。李天植《咏史》诗也说到“秦皇制六合”的统一大业:“紫塞亘万里,外内界则明。《春秋》重此义,兹尚存典刑”。虽然对“焚书筑长城”有所批评,但称建立统一帝国的事业,却可以说“岂识理数原,尚留天地精”。当代著名文史学家许倬云在为一部汉武帝传作序时写道,重要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秦始皇实现统一,就是这样的“事实”。而这一历史变化显示的对于历史“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其积极、明智、正确,已经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因这一“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具备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条件。

①李贽:《藏书》。

②章太炎:《秦政记》。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④钱穆:《秦汉史》。

⑤贾谊:《过秦论》。

⑥陈登原:《国史旧闻》。

⑦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⑧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⑩李弥逊:《筠溪集》卷八,《议古》。

依林剑鸣说。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靳辅:《文襄奏疏》卷七。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贾山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感时述事》,《诚意伯文集》卷三。

《明诗综》卷七三。

王子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论秦始皇嬴政的历史功过》。

§§§第六十五节天下苦秦——严刑峻法积恨成薪

毋庸置疑,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但是,正如同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杰出人物一样,秦始皇无论是其人格,还是其治国方略也同样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有人说,如果秦始皇能够“逆取而顺守”,薄徭赋,省民力,去酷刑,行分封,施仁政,那么秦王朝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说,秦始皇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立太子,没有稳定而有序地安排好接班人,如果早立太子扶苏为储君,那么即便是突然去世,也不会发生沙丘之变,秦王朝在扶苏仁政的调适下,就不会出现遽兴暴亡,宗祀灭绝的悲剧。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如果就其历史的偶然性来讲,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如果全面分析秦王朝创建之初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秦始皇不可能,也来不及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最深层次的矛盾,不容得他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放松政治警惕;第二,即便是公子扶苏上台,已经深入秦人文化精神层面的法治理念,和自秦孝公以至秦嬴政的法治传统,将会使得这位仁慈的秦公子难以超越传统的羁绊,也未必能施行所谓仁政,即便施行,也不见得就能达到“垂拱而治”的盛世境界。

据张分田先生分析,从创建之日起以至末期,秦王朝这艘航空母舰就一直颠箥在各种明的、暗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逆流所造就的旋涡之中。具体说来,这些随时都有可能颠覆大秦帝国的敌对势力由以下八类人物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