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没有一个值得自豪的，是我后半辈子的遗憾。想起来，有两条教训。一个，打小要让娃娃们进寺里学教门，把信仰的根子扎牢。相信后世，害怕安拉，就知道自己约束自己，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再一个，要让娃娃们多读书，人没有文化就是瞎子瘸子，什么事情也干不好，遇到乱七八糟的事情，分不清是非，也容易走错路。
——主人公的话
在乌鲁木齐80岁以上的穆斯林老人中，要说关系，我与赵伯最亲近了。赵伯也是我们老家广河①川人，年轻时与我的两个伯父都是好朋友，尤其是同我大伯一起在天祝挖过7年沙金，相互之间比亲弟兄还亲。赵伯见到我，如同见到了自己的孩子；我看到他，也觉得就像见到了早已归真的老伯父。
可是，我移居新疆12年多了，认识赵伯却才两年光景。要不是新交往的朋友请客，适逢晌礼跟哲玛提遇到住在寺旁的赵伯②，也许永远不知道身边还有这样一位尊敬的长辈。看来安拉的定然不到，即便咫尺之遥，亲人也难相遇。
一
位于兰州和临夏之间的广河县，60％多人口是回族，30％多是东乡族。汉族除了县城有几十户，基本上都住在靠近洮河的水家和裴家两个大庄子。东乡族，则集中在县城西北广通河对岸的阿里麻土乡。赵伯出生在阿里麻土的赵家沟四方地村，这个村子只有6户人，都不是东乡人。据赵伯回忆，他祖父曾经明确告诉过他们，赵家的先人是汉族，原来信仰佛教，到了曾祖这一辈，全家人才归依伊斯兰，成为穆民③的。
赵伯的祖父是一位颇有尔林的阿訇，在阿里麻土和东乡县的那拉池开过多年学。赵伯年轻时，只要说到赵阿訇，当地没有人不清楚。赵阿訇有3个儿子，当地人都以师傅相称，赵伯父亲排行第二，人称二师傅。二师傅虽然也念过几年经，但是没有当阿訇，一直在务农。赵伯母亲是河对岸的川里回回，生了8个孩子，弟兄姊妹各4人，赵伯在弟兄中为小。他记得父亲说他是狗年冬天生的，他后来与公历对照，应该是1922年的12月。他的经名，应该是舍目松迪尼，“舍哥”是父母亲对小儿子的爱称。
四方地尽管也在山区，没有水浇地，庄稼收成全靠雨水多少，但是因为田地较多，只要风调雨顺一年，收获的粮食够吃两三年，因此这里的几户人家日子过得凑凑合合，没有什么大的困难。赵伯和他的兄长们一样，童年时都到阿里麻土大寺学经。到能做庄稼活儿的年龄时，赵伯已经背诵了十几本《古兰经》，学《索热夫》④也好一阵了。
民国18年国民军一来，四方地人的平静生活被破坏了。二师傅家的两头牛、一匹马骡，以及二三十只羊，都让国民军强行拉走了。赵伯大哥当时刚满18岁，也被抓壮丁拉走了。
大哥走后，一家人度日如年，生活非常贫寒。灾难并没有结束。1936年底，马步芳为了围剿西路军，大张旗鼓地扩充兵员。两个哥哥躲开了，赵伯年仅14岁，没有防备，被捉后关在保长家，准备往县上送。赵伯母亲与保长妻子有些交情，当即带了厚礼去保长家求情。也许是礼物的面子，也许是赵伯年龄太小，当天晚上，保长妻子安排他从厕所逃出去，跑到对面的陈家山，在四爷爷家藏了一段时间，才躲过了风头。
赵伯的大哥为人机警，当国民军没到两年，就逃了出来。但怕连累父母，没敢回家，埋名隐姓，在三甲集⑤斜路陈家村老副官⑥那里当了长工。由于经历了外面的风雨，赵伯大哥说话和善，办事精细，深得老副官信任和器重，两三年后成了老副官的管家。赵伯大哥见老副官对自己真心，就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老副官不仅没有责怪，而且主动给了些地土，打了庄禾⑦，修了几间平房，让把全家搬到川里来。这样，赵伯一家从此就成了斜路陈家人。
老副官有三个儿子。老大马光宗，字耀武，最早任马鸿逵所属的168师师长，宁夏和平解放时任11军军长，起义后曾任西北军区参议室参议、甘肃省政协常委、民革甘肃省委秘书长等。1987年病故后，赵伯弟兄和朋友们将埋体从兰州送到三甲集，安葬在马家祖上墓地。老二马光辉，字明武，早年在马呈祥的骑五军暂一师当团长，新疆和平起义前当了师长，每月政府给1800元工资，现在斜路陈家养老，已95岁高龄。老三马光贤，字振武，一直是生意人。赵伯下山不久，由大哥引荐，随同三大人马光贤学做买卖。当时的所谓“买卖”，主要是贩卖“黑货”，也就是鸦片。
赵伯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大概看到了我惊讶的神情，主动给我介绍了一些当时生产和贩卖烟土的背景。
据老人们传说，甘肃种植大烟⑧是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种植大烟可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高3至5倍，因此越是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地区，农民越不顾一切种植鸦片，因为收入高，也不易被发现。在种植的过程中，农民逐渐发现吸食鸦片可暂时消除疲劳，特别是可以缓解许多疾病的疼痛（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收敛等作用），所以即便是穆斯林，也有一些人不把种植和贩卖鸦片看做偷盗、抢劫、杀人那样的大罪。
有人翻阅1937年的《民国日报》，上面记载：“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1860年，清政府下令在陕、甘等省公开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在西北取得了合法地位。清光绪初年，甘肃各城镇曾禁开烟馆，但收效甚微。之后采取放任态度，种、运、售、吸一概不禁，永登、皋兰、靖远及河西、临夏的大片土地成为鸦片主要产地。临夏地区1899年始植罂粟，地方政府即以每亩征税3钱至1钱2分的额度征税，当年即征得烟税500余两，此后逐年提高。每年收割大烟的季节，商贩云集临夏的大烟集市，极其繁华。至清末，甘肃成为鸦片种植大省。“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从1896年的1万担上升到3．4万担。”
20世纪20—30年代，各地军阀为了筹措军饷，强迫农民种植大烟。甘肃的烟田占全省可灌溉农田的75％，鸦片产额占农作物的90％，宁夏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白圆⑨。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民国11年，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强迫防区民众大量种植鸦片。每当收获季节，他便派出军警、官吏，吊打勒索，高摊浮收，强征“烟亩罚款”。据记载，1924年，“甘肃省之烟税，年收计2000万元，数万军队依之给养。”
民国20年，中央国民政府把甘肃列为禁种罂粟省份，下令禁种鸦片。但马氏军阀只喊在口头上，却不认真实行。民国21年秋，马步青接防统治凉州，不但不禁烟，反而鼓励辖区五县（武、永、镇、古、平）扩种罂粟，以“烟亩罚款”为名，榨取钱财。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甘肃禁烟总报告》中说：“24年春，皋兰、正宁等22县烟苗禁绝，唯武威骑五军马步青驻地，屡禁不绝，成为种烟、运烟、售烟的独立王国，从中牟利……”在青海，民国26年青海禁烟总局改组为禁烟委员会，马步芳任委员长，完全控制了鸦片管理和贩卖。他将青海地区查获之鸦片转运外省进行销售，所获利润用来购买日本军火武器，以充实军事力量。到20世纪40年代，马家军公开参与种植、制造和贩卖鸦片，甚至把生土或熟膏直接按市价换算为饷银发放给官兵。
甘肃既是重要的鸦片种植基地，也是国内鸦片长途贩运3条主要路线之一，甘肃河西和甘南两个鸦片主要产地的烟土，主要远销京、沪、冀、豫等地。个人走私和烟帮武装贩运始终未曾停止，无论是清廷、民国禁烟或是开禁，贩烟活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虽然官府、警察、军队围追堵截，但走私和烟帮贩运仍一如继往，照常进行，甚至手法越来越高明，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马氏军阀把持青海、甘肃政权，官、军商勾结一起，不仅设规模很大的店铺，收购生土，而且设厂将生土煮成熟膏，开设烟馆供人吸食，或者分售。有的中高级军官暗地扶持和保护亲友运输和批发鸦片，有的公开雇人囤积居奇，在烟土产量降低价格飞涨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
在宁夏吴忠、灵武地区，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结伙从吴忠地区往包头贩运烟土。这些亡命之徒，多是当地贫苦无靠、无以为生的人，但自幼习骑马，会打枪，不怕死。大烟商为他们提供快马好枪，交给他们去包头兑换黄金的烟土，返回吴忠后得到烟土约三四十两作为佣金。据说当时吴忠的马帮多达几十帮，每帮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人。民国年间灵武的查克连、吴忠的马万良、南乡马万贞等人，都是有名的帮头。1941年前后，贩烟马帮出发和返回时，一般由灵武县东山折北出进，至包头南岸时多留住大水湾昭君坟后再进出包头。当时马鸿逵为了“缉私”烟土，在内蒙的新召及以南纵向地区布防了骑兵保安团，沿哨卡缉查过往客货。马光宗的168师当时恰好就在那一带驻防，所以三大人马光贤的买卖，自然要依托兄长，走宁夏这条线。
赵伯跟着三大人马光贤跑了几趟。起初糊里糊涂，后来看出点眉目。可就在这时，三大人却不知为什么，不愿再做“黑货”买卖，带他离开宁夏，一路西行，说是到天祝⑩去。
二
到了天祝，他们没有进县城，又骑马向西走了60多里，来到了一个两三里多宽、四五里深的山沟。三大人说，这是金枪滩，是出金子的地方。后来赵伯才知道，这里邻近青海的威远（今互助县），是甘青两省金矿富集地区之一。
当时，黄金生产也被马步芳家族所垄断。“任何人胆敢私藏金子，立即处死。”挖金子的人不管找到了多少金子，都要交给政府，政府只按很低的比率兑换后支付省内货币。有时候发现富矿，马步芳会派自己的军队直接开采。马光贤能够到金枪滩来开金矿，这是至亲享受的特殊待遇。虽然也要每年从采集的沙金中给马步芳缴纳30％的课金，但假如没有亲戚关系，没有父亲和两个兄长的面子，马步芳是不会让三大人到这里动土的。
山沟里建有简陋的平房，金娃子都是从青海大通县雇来的。不论挖到多少沙金，一个金娃子一年是一两或者八钱金子的酬劳。这个金矿是三大人和马华堂合伙投资。赵伯受三大人委托监管，我的大伯马中矩代表马华堂管理。马华堂是三甲集有名的富户，是我爷爷不太远的家族兄弟。当时我大伯年长几岁，已经结婚，赵伯还是单身，相互之间以兄弟相称。他俩吃一锅饭，睡一间房，一块看管那些金娃子，一块收集和保存采集的沙金，在那个偏僻的山沟，渡过了2000多个昼夜。因此，赵伯说到当时的情景，想起我大伯“瘸百岁”那个时候对他这个尕13兄弟的关心，禁不住老泪纵横。
天祝海拔高，气候寒冷。金枪滩好像没有春秋，五六个月的热天一过，就都是刮风下雪的日子。夏天金娃子们挖开表面的土层，在沙土里筛麦麸金；冬天地面结冻，就只有打一个能进人的洞进去，把沙土掏出来筛。因为沟里当处是熟窝子，所以虽然他们督促金娃子拼命地干，六七年过去，也没有挖到满意的金子。三大人和马华堂后来说，这桩生意做亏了。
兰州战役之后不久，好像是1950年的初春，马步芳的败兵来到了金枪滩。那伙兵匪好像疯了，开头是索要米面油盐，后来什么东西值钱就抢什么。有一天，五六个兵匪端着枪，围住了赵伯和我大伯，说不交出金子不饶他们。当时两个人身上确实有几十两沙金，但如果让兵匪拿走了，咋向三大人他们交待？心里很紧张，但嘴里说：“我们也是雇来的，手里没金子，我们帮你们找就是了。”领着几个兵匪转来转去，来到另一个矿家的窝棚。他俩以为里面的人早已跑了，就让几个兵到里面找，谎说可能有金子。兵匪一进去，他们两个拔腿就往附近树林里跑。当时奇怪，为什么兵匪也没有追赶。可是过了一阵，窝棚里传出痛苦的尖叫声，原来窝棚里有人，兵匪正在死命折磨，想威逼那人交出金子。他俩吓坏了，继续往树林深处跑，躲过了这场灾难。
第二天，沟里传说天祝县城来了解放军。他们就悄悄到城边打听，看解放军到底要干啥。遇到的人说，解放军看见人就叫“老乡”，对人很客气，也从没见他们抢东西打人什么的。两个人放了心，回到沟里一看，金娃子早跑光了，就把铁锨、镢头等工具都胡乱埋好，扔下东西，约上其他几个矿的乡亲，搭车到兰州，又从兰州雇骡子回到三甲集。见到三大人和马华堂，他们听了情况，收下数量不多的一点金子，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安慰：“感赞安拉！人平安就好，人平安就好！”
回到老家第二年，政府开展镇反运动。有人举报马华堂，说他家曾经被逼死了一个长工，于是开公判大会，把老人枪毙了。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没有逼死人这回事。不过，马华堂平时有些骄傲，人缘不太好倒是实情。有人说，三甲集几百户人家的大庄子，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一个人不枪毙也不行，马华堂树大招风，是赶上了。
其实，要说土地多钱财多，要说跟共产党有干戈，三甲集最数得着的是老副官一家。可是老副官平时为人谦虚，见了大大小小的人，他都问候，两个儿子又是起义军官，还跟邓宝珊听说有点什么关系。工作队到处发动举报，提意见，就是没有人说老副官有什么不好。临末，老副官成了开明地主，镇反运动中一点罪都没有受。
三
赵伯第一次到新疆，是在1947年。当时二大人马光辉是骑五军暂一师的一团团长，部队驻扎在古城子，也就是今天的奇台县。赵伯受三大人吩咐，去找二大人办事，在古城子住了半年才返回。
1950年底，赵伯第二次上口外。那是二大人马光辉到三甲集搬家，他送他们一家几口人，一块坐汽车，记得走了七八天才到迪化。二大人不让他走，说你单身一个，就在新疆找个媳妇常住，咱们互相也有个照顾。但是赵伯思想上没有准备，总觉得口外太远，也没有亲戚朋友，不如老家方便，耐不过情面，硬着头皮住了一年，但最终还是离开了。
回到老家不久，赵伯认识了东乡人马英夫。因为跟三大人多年，手头有一些本钱，就和马英夫一块，到宝鸡、西安采购洋布，到汉中、安康采购清茶，贩运到临夏批发。3年多下来，两个人都赚了一些钱。赵伯大女儿的母亲，就是那个时候娶到家的。
当时的临夏，虽然政府开始禁止鸦片交易，但不少商家手头都有存货，甘南那边的生土也一直没有间断地往临夏送，因此临夏的鸦片生意实际上没有停。收了赵伯他们布匹和清茶的商铺老板，一半的货款是以熟膏抵付的。那个时候，熟膏在临夏兰州，市价是一两六七十块白圆，拿到口外，在迪化能卖200块。因此，作为商人，与其欠账，还不如收下熟膏，转手也是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