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唐朝诡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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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秘史(6)

在文宗时代之前,宦官已经专权几十年,杀害了玄宗、顺宗、宪宗和敬宗四位皇帝,这些面容古怪阴森的阉人,已经树立起自己强大的权威。所以,当韩约直面仇士良时,由于过度紧张,脑门不断冒汗,一下子引起仇的怀疑。此时正是深冬季节,天是非常冷的,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何故如此?就在这时候,风吹幕起,仇士良发现幕布后面竟伏有士兵,于是怪叫一声:“不好!”

仇士良是广东人,说一口带粤语味的长安官话。加上身为宦官,嗓音尖利,这一嗓子响彻了整个庭院。所有宦官都惊了,在仇士良的带领下,他们掉头就往回跑。守门的金吾卫士本想关大门,但被仇士良高声怒斥,愣神间,一伙宦官已经逃了出去!

在逃出的路上,仇士良越想越不对劲,回想事情的一幕幕,似乎是个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定谁是主谋,更不知道文宗是否参与了阴谋。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唐朝巨宦比那韩约冷静多了。虽然此时仇士良不能断定谁参与了阴谋,但他知道一点:要想转危为安,无论皇帝有没有参与政变,他都必须将其控制在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事情他没有翻盘的可能。这个瞬间的决定在后来被证明是他逆袭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在仇士良带领下,宦官们向含元殿狂奔而去。

大明宫一共三重大殿,第一重大殿是含元殿,第二重大殿是宣政殿,第三重大殿是紫宸殿。按唐人笔记《剧谈录》记载,“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佩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当日早朝,文宗最初是在紫宸殿接见的大臣。在被报告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后,文宗就带着谋划事变的宰相李训、舒元与以及一部分大臣转到了前面的含元殿;还有一些大臣,在另两名宰相王涯、贾餗的率领下,去中书省议事了。中书省在哪儿?也在皇城里,即延英殿(皇帝与重臣议政的主要宫殿)外面一侧的小平房。

现在,仇士良想的是:如果不把皇帝控制在手,那么无论他跑到哪儿都会被逮住。这没有任何悬念。即使他手里掌握有神策军,那么最后他仍是死路一条。正是怀着这个想法,仇士良带着鱼弘志等宦官百米冲刺般跑回含元殿。此时,作为整个事件的主谋,李训以及另一名宰相舒元与和一些大臣也在含元殿。

在仇士良去左金吾庭院后,李训就开始按计划调动了,他叫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前接旨。郭行余胆子还大点,上前领了命令,而王璠跟韩约一样,紧张得迈不动腿,以至迟迟不能接旨。这个政变团队的心里素质是如此糟糕。

仇士良等人狂奔冲入含元殿。

插一条《酉阳杂俎》的记载:“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常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

说的是,出身世家大族的韦斌,每次朝会时都仪表严整,即使天降大雪,仍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庭院中。韦斌是盛唐玄宗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当时朝会大臣们还是站在庭院而非大殿里。中唐以后这种规矩才慢慢变化,在朝会时,大臣们可以进入殿内了。但此时,正式的朝会已经结束,按规矩大臣们还是应该在庭院中等待石榴树上现甘露的消息,但文宗皇帝比较富余同情心,因为正是寒冬时节,所以他破例叫大臣们在殿内等候。

在仇士良等人冲进大殿的时候,李训知道韩约那边把事搞砸了。但此时,仇士良不能确定在场的大臣中谁是谋主,所以他并没搭理李训,而是直接跑上玉阶,拉起龙椅上的文宗就走,并大呼:“今日事急矣!请陛下升辇入内!”

在场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殿外有文宗的玉辇,实际上也就一轿子。仇士良带着宦官把文宗塞进轿子,抬起来直奔后宫,也就是宣政门。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殿上的大臣们都不及反应。李训的神经还算强大,站在殿门口高喊:“金吾卫士上殿!护驾者,赏百千钱!”

喊过这一嗓子后,仇士良并没有怀疑到李训。但李训第二嗓子让仇士良明白了一切。李训的第二嗓子是:“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内!”

此时整个大殿上完全乱了,大臣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训死死抱住文宗的轿子不放,跟仇士良发生贴身肉搏。直到这时候,没参与政变的大臣才知道事情不妙。接下来,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帮着李训诛杀宦官,也不是帮着宦官逆袭李训,而是为了避免牵连,自顾自地夺门逃跑了。

上朝前,李训为防备万一,在靴子里藏了把匕首。在与仇士良搏斗中,这位老兄猛地拔出匕首,还真把对方吓了一跳。但李训毕竟是个文官,没任何格斗经验,虽然手里握有利器,但连刺了几下都没刺中。聪明的仇士良并不恋战,在一名宦官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李训,跟鱼弘志等人抬着装有文宗的轿子奔入宣政门,随后把大门紧闭,一起高呼万岁。

仇士良现在太明白了:现在皇帝在手,他胜了!

再说含元殿那边,几十名没能走脱的宦官被冲进来的金吾卫士砍杀。

按李训事先的安排,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外有一支人马在待命。事变爆发后,这支人马也冲了进来。但这是一支杂牌军,来自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招募的兵丁。此外,还有代京兆尹罗立言手下的巡逻兵,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的仆从家丁。在李训的招呼下,罗立言和李孝本手下一共五百多人杀了进来。王璠的手下则来了一部分,至于郭行余的手下见情势不妙,并未入内就一哄而散了。

由于仇士良已劫持文宗跑了,所以含元殿的上格斗已失去意义。接下来,灾难开始了。

宣政门里,仇士良喘了一口气。他看着文宗。后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对这位大唐皇帝,仇士良没立即发作,只是用宦官特有的嗓音冷笑了一声。文宗不由地打了个冷战。仇士良的冷笑太复杂了,既有庆幸与蔑视,又有怒怨和不平。因为他认为,当初诛杀王守澄,自己是立了大功的,现在反被谋算。

于是灾难真的开始了。

仇士良一声令下,神策军打开大门,冲了出来……

李训手里的兵力,除了一部分金吾卫士外,还有上面说的那几百人。此时杀出来的神策军,开始只有仇士良直接指挥的左军,五百人而已。但这神策军是禁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所以一下子局势就逆转了。

随后,鱼弘志指挥的右军也出动了五百人,这一千人把李训那边的杂牌军诛杀殆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仇士良越想越生气。他随即下令,神策军杀向延英殿旁的中书省,去全歼在那里议事的官员。

这个计划是疯狂的。

当神策军杀来时,中书省的官员们正准备吃午饭。王涯、贾餗两宰相都没参与政变。当听到神策军扑来且见人就杀时,大家根本来不及琢磨是怎么回事,就纷纷夺门而逃。没能逃走的大臣和中书省工作人员共六百多人全部死难。

接下来,仇士良下令长安全城戒严,捕杀所谓逆党。这个过程中,又有一千多名无辜士民被杀。

事变失败后,李训第一时间从宫中逃出。为迷惑他人,一边纵马飞驰,一边大喊:“我有何罪,把我贬到外地为官?”

这样的场面,令人五味杂陈。

出长安后,李训奔终南山,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将其剃度为僧,但终被弟子劝阻。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所以对押解将士说:“你们把我送到长安,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首级送给他们。”

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

就这样,“甘露之变”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败而告终,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李训,时任宰相,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

舒元与,时任宰相,逃至安化门,被捕,遭腰斩;

王涯,时任宰相,事先没参与政变,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斩;

贾餗,时任宰相,也没参与政变,慌乱中逃至兴安门,被捕,遭腰斩;

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兴坊府邸,被捕,遭腰斩;

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斩;

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斩;

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腰斩。

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从心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

在长安,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事败后,他也逃出大内,在长安潜藏了几天,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于是出来觅食,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被捕后,韩约为自己辩解,说:“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

仇士良在场,听后大笑,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官宦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至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进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

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也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率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