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唐朝诡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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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秘史(7)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变结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说,“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

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这一点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难看,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诡谲狡险”。他本姓鱼,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着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称郑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趁机将其捕杀。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自由地出入宫廷。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着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一方为李德裕,一方为李宗闵和牛僧孺)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下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得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着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反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着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

“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干,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带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

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一旅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

在这个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宰相:“长大少髭髯者”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着名诗人卢仝的鬼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

甘露滴血后,虽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就上书朝廷质问:诸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他将发兵长安。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在刘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

李世民之死或玄武门之箭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暴死于长安翠微宫含风殿。在死前,他或许会想起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个遥远而闷热的早晨。在那一天,世民再次披挂上马,伫立于皇宫玄武门。只不过这一次决杀的,不是割据的群雄,而是他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齐王元吉。

在讲“玄武门之变”的某个细节之前,先看看多年后李世民本人的死亡真相。

李世民死时只有五十岁(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转换成阳历是公元599年1月23日)。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前,世民身体是非常好的。唯一有点问题的是脾气日益暴躁。这跟一起似有似无的政变有直接关系。

侯君集在为李世民打江山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派名第十七(1.长孙无忌;2.李孝恭;3.杜如晦;4.魏征;5.房玄龄;6.高士廉;7.尉迟敬德;8.李靖;9.萧瑀;10.段志玄;11.刘弘基;12.屈突通;13.殷开山;14.柴绍;15.长孙顺德;16.张亮;17.侯君集;18.张公谨;19.程咬金;20.虞世南;21.刘政会;22.唐俭;23.徐世积;24.秦叔宝),生逢乱世的他,虽没什么文化,但天赋聪明颖异,为人矜傲凶狠,投李世民后,功勋卓着,其颇有棱角的性格,深为世民所爱。世民即帝位后,以侯君集为兵部尚书,掌握帝国兵权。后转为吏部尚书,掌握人事。侯君集曾协助李靖攻灭吐谷浑,随后又独自征服西域古国高昌,掠夺珠宝无数,很多都入了私囊。因此事受到大臣们的弹劾。

这是个转折。

李世民对“高昌事件”没有深究。当然他也不傻,知道以侯的个性也许以后真会闹出乱子。不过他相信:自己在,就能镇得住他。可没想到,被宽恕的侯君集跟渐受冷落的太子李承乾挂上了。关于承乾的问题不必多说,有李世民这样强势的父亲,那么承乾的生活空间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一如当年汉武帝的太子。

贞观十七(公元643年),世民有另立太子的意思。按史上的说法,侯君集趁机鼓动太子发动政变,夺取帝位。事情最后失败(人家世民本身就是靠政变上位的,自然熟悉这一路),侯君集下狱。但他拒绝承认罪责,被处斩时留下这样的话:“君集岂反者乎?”据说,当时世民有意再宽恕他一次,但“群臣不许”。史上的这一记载比较可疑。在处斩那天,君臣二人都潸然泪下,也真够感人的了。李世民说:“以后,我只能到凌烟阁看你的画像了。”杀,还是要杀的。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是绝对不会含糊的。至于侯是否真有谋反之意,只有天知道了。

侯君集被杀,太子承乾也废,流放到远方。

这一事件对世民的内心打击是巨大的。但尽管这样,他的身体本身仍没什么问题。所以,做了多天太平天子后,李世民又重新披挂上马,踏上远征高丽之路。

按流行的说法,世民身体出现问题,是因为在高丽作战时背部中箭。回长安途中,箭伤又引发恶疮。此外,远征时还患了痢疾。各种病伤加在一起,导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不过,按正史记载,征高丽一年多以后,世民的身体就渐渐恢复了。就在死前两个多月的一天,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三月上旬的某日,世民还带着少数侍从登上长安郊外的一处高原,在这里俯瞰山河并拿出巨弓拉满而箭,侍从无不激动得高呼“万岁”。但到了三月底,这位皇帝突然病倒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