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爸，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的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之后，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
就是那段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会突然传出笑声，我原以为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呢。不想进去一看，却是他独自在那里傻笑。
他在笑什么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们母子难以接受。
一天，我和母亲回家，屋子里有一股呛鼻的气味。一进客厅，才知是从一个陌生人身上发出来的。父亲正和那人在客厅里聊天。那人破烂而又油腻的衣服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看成是父亲的客人。但他们的谈兴却是少见的浓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丝毫没有要在晚饭前结束的迹象。父亲果然要留那人在家里吃饭。父亲到厨房吩咐母亲多做一个人的饭，母亲的脸就直吊到腔子上去了。但母亲没有在现场发作，这是母亲的风格。饭做好，母亲准备了两套餐具，显然是要实行分餐制，却被父亲重新倒进两个大盘子里去了。按照父亲的规矩，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必须在一起吃饭，并且我和母亲要高度警惕，除了向客人劝饭，还要紧盯着客人的碗，一发现客人碗里没有饭就要马上去盛，不允许有时间差存在。而他自己则装得没事似的，继续和客人谈话，给人一种不屑于操心给客人盛饭，劝客人进菜这些小事的样子，父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些小事他的好客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做得很到家了，用不着他操心。
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居然要让这个人留宿。这次父亲倒是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安排在我的房间，而是主动提出让我到他的书房去睡，他和那人共住我的房间，因为我的房间有两张床。母亲的眉头就攒成倒八字，铺床的动作明显地带了劲，有了响声。母亲先后找了两个旧床单铺在我对面的床上，又找了两个被套套在平常老家来人专用的被子上，然后特意把父亲的荞皮枕头放在我的床上，示意父亲睡我的床。可气的是父亲领客人过来，他却偏偏自己睡在客床上，把我的床让给客人。母亲就气得像一个风箱一样在客厅里扇起来，扇了一些时辰，开始打扫客厅，同时打开阳台上所有的窗户，目光警惕地搜寻着那人沾过的东西，一律扔进阳台上的大洗衣盆里，那里面有母亲从单位带回家的消毒液。她戴了塑胶手套，开始拖地，把地拖了一百遍，把茶几擦了一百遍，把茶杯洗了一百遍，把放过那人衣服的凳子洗了一百遍，然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
也真难为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挨到天亮，又如何等父亲把那人送走的。还没有等父亲从门里进来，母亲就开火了。母亲说，这还算个家吗？和难民营有什么区别？和乞丐有什么区别？连我都听得出来，这后一句话是指父亲了。奇怪的是父亲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接火。等母亲打完一个连发，然后父亲笑着问我，知道什么是乞丐吗？我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说别人是乞丐的人才是真正的乞丐。
之后，父亲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曾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看着枯坐在竹椅里的父亲，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三十六度迅速地下滑，最终停在零度上，等等。
每天面对父亲没有温度的表情，我的心里就犯悚，我才知道真正的暴力其实并不是暴力，而是一种巨大的沉默。我在心里说，爸你去听你爱听的秦腔啊，去跳你爱跳的探戈啊，甚至去依红偎翠啊，去嫖风啊。我知道父亲是惹女孩子的。父亲曾带我参加过一次文学活动，穿着藏蓝色风衣的父亲往会场一走，真是掌声雷动。父亲致意之后坐下，那些女孩子的目光就百鸟朝凤似的向父亲哗哗飞来。如果父亲稍一摇尾巴，那些小母狗肯定有多一半会跑过来。可是父亲却对此单单没有兴趣。这真是怪事。父亲的尾巴哪里去了？按照常理，有这么一个从一而终的丈夫，守身如玉的父亲，母亲应该高兴，我也应该高兴，但现在，我宁愿父亲的尾巴像老家满山遍野的狗尾巴花一样盛开啊，怒放啊，惹得一村的母狗汪汪汪地叫啊。
但是没有，父亲的生活中既没有狗吠，更没有鸡鸣。没有。那么，是谁弄走了父亲的尾巴？
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半年，父亲终于“活”了过来。不再把电话拔掉，不再说什么什么是垃圾，开始干一些家务，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当然，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上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不动声色地看。盛水，水都从壶里溢出来了，满了一地，流到客厅里来了，他却浑然不觉，母亲的指头都落在他鼻梁上了，他却压根没有看见似的，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什么。他在听水？难道他就不知道自己正在盛水？一次母亲不在，他给我们烧稀饭，直烧得锅里冒烟，差点没有把房子点着。每当母亲做他爱吃的“搅团”、“馓饭”时，他会十分热情地帮母亲剥蒜。而蒜早剥完了，可他的一双手却仍然在剥。似乎手中还有一个蒜，一个更大的我们看不见的蒜。
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高三那年，父亲的情况大为好转，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以至于母亲敢提着他的耳朵让他干一些家务。而且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灵龟摆尾”，惹得大家乐。“灵龟摆尾”是劳动配乐，更多的时候，他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对我们母子来说，这也比那种冰冷而又暴力的沉默好得多）。比如，你正在写作业，身后会突然传来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这不是废话嘛。谁不知道是在写作业？我不屑地嘿嘿一笑。父亲说，别以为自己高明，写作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写作业吗？我说去吧去吧，别浪费人家时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图财害命知道吗？父亲说，你才整天浪费时间呢，连自己干啥都不知道，才是浪费时间呢。
和父亲一同去公园，对公园里的山色水光，父亲似乎没有多大兴趣。相反，让人扫兴的是就在你为某一处景色陶醉的时候，父亲则会打头里冒出一句，知道你在看风景吗？真是没有办法。以后，我就坚决不跟他出去了。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不，好不容易等母亲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人家正沉浸在美味中呢，他又来了。知道你在吃饭吗？我连说知道知道，傻子才不知道呢。父亲说，别把话说绝，说不定我们都不如傻子呢。一段时间，父亲简直像一个宣传战士一样把他的“传单”撒向凡是能够撒到的地方，空气一样缠着你。你正在睡觉，他会把门推个半开，探进头来，知道你正在睡觉吗？你正在打电话，他会把耳朵附在你耳后，知道你正在打电话吗？你正在撒尿，他会贴在你的屁股后面，知道你正在撒尿吗？真是烦死人了。一次，当父亲这样问我时，我说，知道你在问我吗？不想父亲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一连说了一百遍“问得好问得好，真是问得好”。
对此，母亲同样深受其苦。知道你正在做饭吗？知道你正在看电视吗？有一次母亲骂兴大发，对着父亲发火。不想父亲不但不恼，反而问母亲，知道你正在骂人吗？竟把母亲给惹笑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个问题，我就想笑，我一直怀疑，他和母亲做爱时，会不会母亲正在兴头，他却来一句，知道你在做爱吗？
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问得还是有点道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写作业，正在看风景，正在睡觉，正在吃饭，正在撒尿，正在做爱，甚至正在死亡。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那年春天，父亲基本转入“正常”，性格也变得温和了许多。就以午休来说，如果我们母子不小心惊扰了他，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大发雷霆，而是兀自在书房里吟诗唱词，声调抑扬顿挫，大有舞台效果。什么“窗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什么“惊残孤梦也无妨，待天黑日暮，再拣深枝飞去”，等等。一天，他居然还有兴致挥毫泼墨：“绿槐高柳咽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壬午仲春录东坡阮郎归水上行”，而且行笔不再像从前那样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而是自在圆润，神闲气定（不想那竟成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墨迹）。
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让人满意的话，那就是故意（当时我这样认为）说一些让人泄气的话。比如看着我拼命复习，他会说，我不希望你给我考个北大清华，只要能上线就行，假如万一上不了线，也没有关系。在对待我的学习上，父亲和别人有着很大的不同。父亲从不问我的考试成绩，对时下家长比较关心的考了班里第几名的问题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偶尔问一下我们班里的同学哪一个可爱，哪一个有趣，甚至开玩笑说有没有女孩子给我递条子一类。一次被母亲听见了。母亲说你什么意思？父亲笑着说没有意思。母亲说没有意思就不要扰乱军心。父亲说，没有意思怎么能够扰乱军心。母亲说我看你怎么像个国民党策反特工。父亲说你才是正经八百的国民党特工呢，你才是最大的扰乱军心者呢，表情既顽皮又认真。母亲就再不说话，而是果断地把父亲拽出我的房间，然后哨兵一样把守在我的门口，不让父亲靠近一步。
庆幸的是，临考前那段时间，父亲完全进入常态，不再问那些低智商的问题，也不再说一些涣散军心的话，还一改平常的老爷作风，主动地帮母亲下厨，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尽早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尽管往往是帮倒忙，却令我非常感动。更让我难忘的是，看着我挑灯夜战，他会来到我的身后默默地站上那么一会儿，像是要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但我却分明听到了千言万语，感到了一种来自父亲的温暖和力量。
父亲毕竟是父亲啊。
一个深夜，父亲再次站在我的身后。我突然转身，看见他的眼里汪满泪水。
去年秋天，一位笔名叫水上行的作家离家出走，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猜测。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送我到大学后，就再没有回家。在父亲出走一周年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父亲的怀念，也算是对所有缘识牵肠的揖告。
世界上最好看的手
按照刘辉的意思，哪条线都可以去，唯独这条线不能去。但李北烛坚持，哪条线都可以不去，唯独这条线不能不去。喝了点酒的刘辉就火了。他说，如果出了事怎么办？这个责任谁负？李北烛说我负。刘辉说你能负得起吗？李北烛说我带来的同学我当然能够负得起。刘辉说但现在在我的地盘上呀，饭是我管的呀，车是我租的呀，心是我操的呀。李北烛说，要不要签一个生死合同？刘辉就叫服务员拿笔和纸。李北烛就果然写了一份说明，说明此行一切责任由他本人承担，和刘辉无关。尽管签字画押，但刘辉仍然苦口婆心，说，你明明知道左春玫的心脏不好，红鼻子外国佬的身体状况我们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可你非要冒这个险。接着举了许多最近“没有下来”（从山上）的例子。说，这事可存不得侥幸，一旦有事，想撤都来不及。李北烛说，生死在天，在劫的难逃，如果没犯在青海，就没事，犯在青海，躺在床上也死人。再说，我们可以备足氧气，带够红景天口服液和救心丸。刘辉说，那当然，但我还是要给两位客人说清楚。李北烛说，你可千万别说，这样反而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本来没事的都会出事。
李北烛知道，人家左春玫和导师这次就是冲着塔尔寺、可可西里和昆仑雪山来的。人家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又好不容易到了西宁，这条线怎么能够不去。刘辉看了看李北烛说，真想不到，一个当年连跳蚤都不敢杀死的人，几年不见，竟天胆了。李北烛笑着说，不是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何况这么多年了。刘辉说，你小子再表现，也是剃头挑子，别忘了人家现在可是吃西餐喝洋酒的。李北烛说，胡扯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快安排明天的行程吧。
刘辉就极不情愿地给司机拨通了电话，说，七点半吃早餐，八点出发，准备备用轮胎，加足油，带够氧气和速效救心丸，带上猎枪和藏刀。
没想到天不作美，就像刘辉的脸色。司机说，你们赶的真不是时候，天气预报说，明天可可西里地区小雨，怕是看不到雪山了。李北烛说，先别这样说嘛。司机说，青海的天气预报很准的。李北烛说，但愿有次例外。
没想到青藏公路修得这么好，车在上面就像是在水面上漂行。让人觉得在这里开车是件极享受的事情。副座上的左春玫的导师已经举着相机不停地拍上了。刘辉在后排睡觉。李北烛和左春玫在中排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