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关于李白的籍贯，学术界颇多争议。李白曾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又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二）陇西是秦汉时郡名，为李姓郡望；所谓“汉边将”，即李广，其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唐人喜以郡望称其姓氏，而李广距李白又太遥远，陇西是否就是李白的籍贯，后人是颇存疑问的。但李白又自称是东晋安帝时（公元397—418年在位）据有河西五郡（今甘肃西部）的凉武昭王李嵩的九世孙，见于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阳冰与李白同时，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李阳冰为当涂令，受卧病不起的李白之托为其编集作序；范传正年齿晚于李白约五十岁，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为宣歙观察使时，曾寻访到李白两个孙女，完成李白遗愿，迁白墓于新址。他们关于“凉武昭王九世孙”的说法，一得自李白口述，一得自李白之子伯禽亲笔手疏，其可信程度都是不容置疑的。李嵩正是汉名将李广后代，故“凉武昭王九世孙”之说，与李白自称的“陇西人”、汉李广之后并不矛盾。所以，说李白的籍贯是陇西，大致可以肯定。
李白出生于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其出生地，在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碎叶是唐代西域汉胡客商杂居及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据此推知，李白的父祖辈应是西域富商无疑。自李嵩至李白，其间九代人的变迁，李白曾有这样的叙述：“白本家金陵（按：金陵当为金城之误。金城即今甘肃兰州，秦汉之际，金城亦属陇西郡范围），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成秦，因官寓家。”（《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所说的“沮渠蒙逊难”，发生在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李蒿死后，其子歆、恂继立，皆为沮渠蒙逊所攻灭。歆、恂既死，歆子重耳奔于江左，后归魏为官，即“奔流成秦，因官寓家”。当李白五岁时，其父率一家人归于蜀，定居于唐时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即今四川江油县。李白家世最大的疑团在于此：李白祖上因为什么原因迁徙到远离中原的西域碎叶？关于这一点，李阳冰《草堂集序》云：“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初，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新墓碑》云：“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李《序》所说的“中叶”。是指李嵩与李白九世之间，即李白的四世祖时。其时正当范《碑》所说的“隋末”（约605—618），上距李白诞生不足一百年，恰好是四代人。范、李所述，大致相同。问题的关键是“非罪”“多难”，具体是什么罪、什么难，就不得而知了。虽然如此，从“易姓与名”与“隐易姓名”看，罪名或者灾难是很可怕的，直到李白诞生，才恢复“李”这个本姓。
关于李白的家世，可以称得上是扑朔迷离、又充满了某种神秘和传奇色彩。李白的父亲名客，“客”显然不是名字，只是本地人对外乡人的称呼。李白排行十二，足见他同宗兄弟很多，但李白所有诗文中几乎没有语及父母与兄弟。李白自二十五岁离开蜀地远游，此后近四十年没有回归故乡。此外，还有他种种离奇的言行。不同凡响的经历，甚至他的婚配（两次婚姻皆前宰相家孙女），大半个世纪以来，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作了多种大胆而有意义的探索。例如关于李白的身世，有李白为胡人的说法；有李白系李陵（李广长房长孙）投降匈奴以后娶妻生子在北方（或西域）绵延下来的后代的说法：有李白原是李世民之兄李建成之子、经“玄武门之变”后逃脱追杀流亡到西域的后代的说法。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焉耆碎叶说，条支说，蜀地说。长安说等等。
李白的家世究竟怎样，出生地究竟在何处，并不妨碍李白作为一个诗人的伟大。但是，倘能揭开环绕在李白身上的这一团迷雾，确实有助于了解李白思想的底蕴。李白的幽怨、悲愤和不平，仿佛总有一个神秘的内核存在。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言志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作为抒情主观性很强的诗人李白来说，尤其是如此。李白诗歌的抒情，有时是明朗的，有时却包藏很严密，言在此而意在彼。所谓知其人而论其世，研究者在读到这些比兴深微的诗歌的时候，不免要将对这些诗歌的解读与诗人神秘的身世联系起来。然而，就现有的资料看，彻底揭开这些迷雾，几乎是不可能的，致使李白研究者抱无尽的遗憾。
李白是我国自屈原以后最伟大、成就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终其一生，他以其横溢的天才，“一斗诗百篇”的敏捷，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虽然大部分诗歌当时即散佚无法寻觅，“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韩愈《调张籍》），传世的《李太白文集》仅保留了近千首诗而已。但是，这些诗作，绝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社会、尤其是诗人心灵的写照，成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李白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蜀中时期（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以前，李白5—25岁）。
蜀中是李白的故乡。李白幼年事迹，多不可考知。据其《上安州裴长史书》所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可知，李白一家自西域归来，其父即让他发蒙读书。“六甲”应是小孩启蒙识字一类读物，到十岁，李白读书的范围已经相当可观。“百家”指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到了十五岁，李白基本上已学有所成了：“十五学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上韩荆州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又可知少年李白的学习爱好，与当时多数世家子弟少年时期的学习途径大不相同。这反映了李白一家久居西域表现出来的文化开放性。当然，李白也有与其他少年相同的一面，即开始学习写诗作赋。《李太白文集》卷三十“诗文拾遗”部分有几首五律以及《拟恨赋》等，即是此期的习作。五律和赋，是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官方规定的正式体裁，唐代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经书以外，诗（五言排律一首）、赋（律赋）是必考科目。初习诗文由五律、赋开始，是应科举的需要。然而，李白终其一生未参加科举考试，其中当有深意，或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开元八年（720）春李白二十岁时，曾有一次蜀中漫游：往梓州，游成都，登峨眉，至渝州。在成都。李白曾于途中谒见了对他一生有巨大影响的第一个人物：益州（即成都）大都督府长史苏颋。苏颞是玄宗时有名的宰相，封许国公，善文章，与张说齐名，并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其时苏颋罢礼部尚书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记其与苏颋相见之事云：“又有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苏颞的夸赞对李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开元十三年（725）春，二十五岁的李白即决心去蜀远游。
第二时期：去蜀漫游及“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时期（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到开元二十七年，李白25—39岁）。
李白刚一出蜀，即在江陵遇见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第二个人物：司马承桢。司马承桢字子微，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道家名流，武则天、唐睿宗时曾先后召他入宫。问以阴阳术数之事。开元九年，唐玄宗又召他入宫，侍奉玄宗达一年之久。开元十三年之际的司马承桢，已七十八岁高龄，见到李白，鼓励有加，李白为之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名《大鹏赋》），序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有《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赋中那“足萦虹蜺。日耀日月”“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以旁击，鼓奔飙而长驱”的大鹂，就是李白自己的写照。
李白沿江东下，次第游历了江夏、金陵、扬州及越中（会稽）。途中他广交朋友，散漫使钱，肆意挥霍资财，直到囊中金尽。李白的这一番漫游称得上是一次“壮游”。资斧用罄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要的是名誉和声望。他的目的也达到了，诗歌开始流传，一篇<大鹏赋》，“往往人问见之”（《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727），李白溯江而上。在安陆安顿下来，并与高宗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新婚之初的生活或者是惬意的，以安陆为中心（襄阳、江夏、洛阳等）的漫游也增长了见识，但政治追求却是失意的。李白后来将安陆时期一段生活称之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岢游庐山序》）。他所谓的“蹉跎”，主要指他开元十八年（730）前后入长安的那一次失败的经历。
李白自安陆取道南阳，满怀盛气北上长安，不料在长安受到了驸马都尉、时任卫尉卿张增的冷遇。秋雨连绵中，他被安置在玉真公主别馆、其实是一座破败的荒园里。“食无鱼，出无车”，“张公子”以及长安豪责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这对原先自视极高、以为取功名不过如探囊取物一般的李白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讽刺！李白在长安，历时一年有余，始终徘徊于君门而不得入。由于干谒无门，遂与长安少年浪游，日以斗鸡、走狗、饮酒、赌博为事。于沉沦、懊丧中，他认识到了所谓“开元盛世”的另一面，注意到了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长安大街上，大车扬尘而过的，是多黄金的“中贵”；而连云般的甲宅，则为斗鸡者所有（见《古风》其二十四），于是他不得不高呼：“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其十五）。李白只好铩羽而归。
第三时期：移家东鲁与待诏翰林时期（开元二十八年到天宝三载，李白40—44岁）。
开元末，李白移家东鲁。许氏夫人的去世可能是他移家的主要原因。李白原来应是“赘”于许家的，夫人去世，故难立足。“我家寄在沙丘旁”（《送萧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寄东鲁二稚子》）“沙丘”在瑕丘县，唐时为兖州治所。李白后来在此置田产，俨然一山东人（杜甫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亦称“山东人李白”）。李白为何移家在东鲁，甚或以“山东人”自居，亦恐有深意在焉。
李白在山东，先与孔巢父等隐居徂徕山，又曾往嵩山访元丹丘，积极地为再入长安作准备。元丹丘是影响李白一生最重要的第三人。李白访元丹丘不久，元丹丘即奉诏入朝，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即朝廷聘任的道家顾问官，与玉真公主（玄宗妹）交往甚密。天宝元年（741）秋，朝廷下达征召李白入朝的诏书。魏颢《李翰林集序》谓白“与元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玉真公主好道。“持盈法师”是她的道号。正是因为元丹丘荐李白于玉真公主，再经玉真公主荐于玄宗，李白才得以再入长安。玄宗召见李白于金銮殿。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其事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门，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礼仪隆重，几乎超越了君臣之礼。然而李白真正的身份只是玄宗的文学侍从，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多是侍从陪游之类。当时的唐玄宗，已非往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英明天子，他召李白入京，并非求辅弼之才，而是为了点缀其风流天子生活。对于这种文学侍从的身份，李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满意，因为多少满足了他建功业、求富贵的夙愿，“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另一方面，他又是痛苦的，不堪“倡优”一般的宫廷文人地位，渐渐对待诏翰林生活感到厌倦不满，“歌咏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草堂集序》），再加上不断受到谗忌和诽谤，于是，天宝三载（743），李白决意请求还山（过隐居生活）。李白志在匡君济时，而玄宗意在点缀升平，君臣志趣相左，故玄宗不甚挽留，赐金，准其还山。
第四时期：去朝漫游与南寓宣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李白44—55岁）。
李白去朝后，先到洛阳，与时年33岁的杜甫相遇，二人甚是相得。嗣后又与诗人高适相约，漫游梁宋、齐鲁，杜甫诗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后，李白在齐州授道糠（正式“在编”的道教徒）。李白与道家多有往来，但正式成为一名道教徒，则标志着他思想发生了某种大转折。回到东鲁后，“又于任城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太平广记》卷二○一引《本事诗》）天宝六载到九载，李白自东鲁南下江南，以金陵为中心长期漫游，东至吴越，西至九江、庐山，足迹飘忽不定，“间携昭阳、金陵之妓，类迹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为乐。”（魏颢《李翰林集序》）授道簶、漫游、求仙乃至狂饮，皆与他待诏翰林“攀龙堕天”的一番经历有关。愈是大追求，乃有大失望、大痛苦，都是他摆脱痛苦、麻醉神经的表现。
天宝中后期，李林甫屡兴冤狱，朝政日坏，“少年早欲五湖去，对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因为报效无门，李白此期疏离、甚至厌恶政治的心情非常强烈；然而李白终不能忘怀朝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天宝十载，李白忽有幽州之行。幽州为安禄山老巢，天宝末，安禄山由此地发动叛乱，彻底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李白幽州之行的目的何在？行前，李白诗有云：“不然抚剑起，沙漠收奇功。”（《赠何七判官昌浩》）幽州途中又有诗云：“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留别于十一兄游塞垣》）天宝后期，安禄山已身兼三镇（河东、平卢、范阳）节度使，拥兵十数万，唐玄宗对其“忠心”深信不疑，朝中大臣对安禄山看法不一。安禄山屡屡做出“礼贤下士”姿态，大批希求功名的文士也汇聚到安禄山麾下谋求出路。李白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冒险前往幽州的。在幽州，李白看到的是野心膨胀的安禄山，“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预感到天下大乱在即，天宝十二载，李白南寓宣城，游历宣州山水，借山水之乐以忘情世事。
第五时期：从磷、判流夜郎和病卒当涂（唐肃宗至德元载到唐代宗广德元年，李白56—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