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乱起。几十年的文恬武嬉，唐地方守军面对祸起仓卒的叛军，几乎如枯木朽株，不堪一击，不到一月，河北、河东、河南和东都洛阳均为叛军所有。正在宣州的李白，匆忙问北上，携妻子宗氏（天宝五载，李白婚于宗氏。宗氏为武后、中宗时故相宗楚客之孙女。时宗氏居宋城）南下宣城，留在东鲁的一双儿女则不及携往。他将宗氏安顿在宣城，自己独往剡溪“避乱”。途中，白有诗与相知云：“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猛虎行》）又云：“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扶风豪士歌》）使他此次越中之行，颇带神秘色彩。所知者，是他行踪仅止杭州，匆匆来去，并无“避乱”迹象，所谓“钓东海”（用传说中任公子钓大鱼事）以及自比张良相遇黄石公云云，皆不知所指。但他在杭州曾与唐宗室徐王李延年会面（见《感时留别徐王延年》诗），返途中又与宗室吴王李祗会面（见《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文），不由人不产生一些猜想：李白岂是欲鼓动宗室起勤王之兵、而自己则参与其事建不世之功乎？
自杭州返回后，李白遂与宗氏隐于庐山屏风叠。不久，发生了影响晚年李白最重要的“从磷”事件。永王磷是玄宗第十六子，肃宗异母弟。安史乱起，潼关破，玄宗奔蜀。奔蜀途中，诏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经营北方以收复两京；以永王磷领江南西、山南东等四道节度使，经营南方。而先于此诏，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永王磷奉诏驻江陵，囤积粮草，招募将士，扩充实力，并率水师东进。至德二载（757）春，永王舟师至九江，派使者上庐山说动李白入幕。永王在江南的大动作引起肃宗不安，不久，兄弟阋墙，永王败死，李白因“从逆”罪判流夜郎。
永王磷是否心怀异志姑不论，李白则是将从磷视为他建功立业最好、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玄宗已经奔蜀，肃宗远在关内，国难当头，李白唯从磷一途。判流夜郎对他是一次致命打击。虽然中途遇赦，李白曾多次努力欲重新进入仕途，甚至长途跋涉欲从李光弼军，但心志已衰，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衰病之中的李白往依当涂令李阳冰，托其编辑遗稿。李阳冰编成《草堂集》，并撰《草堂集序》，是李白文集流传至今最初的文本。代宗广德元年，63岁的李白在当涂赍志以殁。
李白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理想、实现其宏伟抱负的一生，同时又是理想与冷酷的现实碰撞、发生挫折和矛盾的一生。他的诗歌，就是他心灵历程的记录。了解了李白的一生，也就大致了解了李白的思想。
李白的思想非常复杂，儒、释、道甚至游侠的成分皆杂糅其间。前曾提及李白诗文中多称其“十五”之年：“十五学神仙，游仙未曾歇”；“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足见他的思想在少年时期即已基本形成。“学神仙”是指道家之术，如修身炼丹等。少年李白的好神仙，与唐时尊崇道教有关，而蜀中道风尤盛。距李白故里不远的紫云山，就是当时有名的道教圣地。蜀中青城山、峨眉山亦是。与李白一生关系甚为密切的道家流元丹丘，很可能就是李白蜀中结识的朋友。“学剑术”不单指学习防身武艺，更兼有企慕游侠的味道。李白《留别广陵诸公》诗有云：“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龙泉”即宝剑。《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诗云：“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他本此下尚有“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二句。“杀人”云云，恐非全是狂言，与李白交游很深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曾说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当出自李白自己对魏颗的“交底”。而所谓“奇书”，大约犹今之杂书、杂学一类。李白二十岁前后曾往梓州（今四川三台）从赵蕤学习一年有余。赵蕤著有《长短经》十卷，明王霸大略，宋杨天惠《彰明遗事》称其“任侠有气，善为纵横之学”。以上三者（道家、侠、纵横之学），几乎可以概括李白一生处世、行事大端：道家重自我，尚自由，任自然，物我两忘，不受世俗社会任何诱惑，亦不受社会任何约束；侠者注重行事果决、探奇冒险；纵横家追求一朝为帝王之师的人生目标，享大富贵而又富贵不居、意轻千金的洒脱人生。李白未言及儒家对他的影响。儒家讲求个人操守的培养，讲道德，讲仁义，重视现实。因重视现实而重视历史，又因重视历史而注重学术渊源，即自周公、孔子、孟子传承下来的儒家经典，以及与儒家经典紧密相关的史学、文学、艺术等。儒家尤其重视个人与家庭、团体、社会的关系：人不能为自己而活着，人生在世，“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说的“三乐”，都强调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责任以及对他人的付出，无形中也就是对人的束缚。这似乎与李白放荡不羁的个性是相违背的。但是，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李白虽然杂收旁进，却不可能脱离儒学对他的影响；相反，在李白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可以说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这表现在李白一生对功业不懈的追求，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当安史之乱起来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强烈的责任感。“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这是李白毅然决定参与永王幕府时发出的誓言，正是对道家的“独善”的批判。《老子》有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云：“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家的“无为”，只是对儒家“进取”的退让，是一种调和。李白一生的行事大端，既可以看做是受道、侠、纵横杂糅思想的驱使，更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的驱使，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再调和以道、侠、纵横思想。李白表示过敬佩的前代政治人物很多，如诸葛亮、姜尚、鲁仲连、王羲之、韩信、谢安等，但他最敬佩的人物莫过于谢安。谢安隐于东山，携妓、饮酒，美食风流，是道家者流（东晋玄风特盛，谢安正是玄学代表人物，而玄学的核心是道家学说），一旦出山，就为帝王之师，安邦定国，建不世之业。我们对李白一生经历的划分，除了少年读书时期以外，其他几个时期，皆是以他的数次政治活动为中心划分的。开元时期最大的政治活动是他三十岁左右的一入长安，此期其他的活动，例如出蜀后的漫游吴越，安陆的“酒隐”，遍干诸侯，则可以视作他为开展政治活动所作的铺垫：制造声誉、扩大影响。一入长安无功而返后，李白最大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再入长安。开元末的移家东鲁，固然是个人原因（许氏夫人去世）所致，又是他对居住地更接近政治中心的选择（相对而言，安陆比较偏僻，远离政治中心）。至于“竹溪六逸”的隐居，泰山上的学道炼丹，与元丹丘的密切往还，亦是他为再入长安所作的努力，不过隐居、学道消极一些，是以退为进罢了。待诏翰林时期，李白一时的成就感很快消失，道家“自适”、追求自由的思想愈来愈强烈。于是要求还山；然而既已还山，李白却一直没有放弃重新进入政治中心的努力。他的江南漫游，广交地方大员。都是为了重新引起朝廷的注意。至于天宝十载的幽州之行，更是在游侠思想驱使下企图建非常之功的冒险行为。安史乱起，李白“避乱”越中，企图说动宗室起勤王之兵，以及他预感到可能是“泥潭”而仍毅然参与永王磷幕府，儒家思想固然为主导，然皆有道家、纵横家思想的成分在内。释家思想之于李白，较道、纵横、侠轻淡一些，虽然他曾以“青莲居士”自居（见《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天宝中后期，又屡屡与僧人往来（见《庐山东林寺夜怀》等诗），为佛寺、僧徒写过一些颂、赞之类的文章（如作于天宝九载的《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肃宗上元初的《志公画赞》等），对佛家思想表示过虔诚的敬奉，但在李白思想中，毕竟不处于主流，佛的“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仅仅是作为他失意后一时的精神寄托罢了。
李白的思想，初看起来似乎充满着矛盾：他不懈地追求功名，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非常热爱，非常负责，但又好求仙炼丹、隐逸逃名；他企求成为帝王之师，成就非常之事业，却又不事权贵，“谑浪公卿”，向往江湖之乐；面对国家的灾难，他忧心如焚，同时又狂歌烂醉；他忽而是虔诚的佛徒，忽而又成为真正的道士；他忽而“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忽而又“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以当代孔子自居。然而李白绝非各种思想纷乱杂陈、略无主见的诗人，约而言之：李白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干，再杂糅以释、道、纵横和侠，最后仍归结于儒。在李白思想研究中，似过分强调了他的释、道、纵横和侠，而忽视儒的这条主线是不妥当的。强调李白思想的某一个侧面，例如道、侠，以区别李白与同时代诗人（例如杜甫、王维）是应该的，但忽略了儒的主干，则不能不说是对李白的一种误会。
李白在其《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中曾这样形容盛唐诗坛：“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承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雯。”盛唐诗坛，诚然呈现着“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景象。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首先用“盛唐气象”以概括盛唐诗坛名家辈出、诗歌浑厚雄壮的诗歌艺术风貌，使“盛唐气象”成为人人乐道的诗学审美概念。而“盛唐气象”的艺术风貌究竟如何，却以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中的两句话最具概括性，一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再曰：“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殷瑶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换句话说，再过十五年，即到了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孟浩然、王维、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等大诗人悉数登上盛唐诗坛，那就是盛唐诗的全盛期。“风骨”的含义不待说而自明，“声律”的含义，指盛唐诗人们在声律说的影响下对诗歌审美的种种探求和努力，包括声调、音节、意象的选择和整合、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这些探求和努力，主要地反映在近体诗的写作上，但也不尽如此。事实上，当声律说确定以后，盛唐人的近体往往有古体的风味，即严羽所说的唐人近体诗“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沧浪诗话·诗评》）；同样的，古风往往又有近体的风味，如李白《子夜吴歌》其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除了“一”字当平而仄外，其他都是律句。李白显然有意无意间以律句为古风，于古体中追求近体的声调、风情之美。至于殷瑶所说的“神来、气来、情来”。则可以说是对“声律风骨”兼备的具体解析，换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林庚《盛唐气象》），就是“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如何呢？其与“盛唐气象”的关系又如何呢？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今之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一些议论听得多了，则不免于“熟滥”。如说“浪漫主义”，几已成陈词滥调，试想我国文学史上有多少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浪漫主义”岂能概括李白诗歌？“雄深壮阔”固是，但稍嫌泛泛；“清新俊逸”固是，但多少有将李白虎跳狮卧、横空排幂的诗排除在外之嫌；“飘逸”之说亦如是，似乎还没有“清新俊逸”更接近李白；“清水芙蓉”固是，但仅能形容李白一部分诗歌的语言，因为李白诗歌多瀑流纵横、冲波逆折式的奔放的语言。此处探求李白诗歌艺术特征，欲抛开众说，另立“新说”；此说来自与李白同时的任华《杂言寄李白》，诗曰：
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沁人心脾，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大鹏赋，鸿道文，嗤长卿，笑子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否？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长律，振摆起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而我有时忽欲睡，睡觉欻然起攘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