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李谷虚
几度折腾之后，中国社会终于步入了拨乱反正的和谐时代。人民群众的喜悦之情无不溢于言表，更欲形诸笔墨在亲友间互相传递。于是中华传统诗词遂应运而复苏。
初起时，这些诗词创作大都是举笔速成的“四言八句”，但情真意切，语意明快，有韵有辙，琅琅上口，作者不计报酬，传者义务劳累（古时创作原本如此）。这种发自群众内心的文化活动，很快就演化为一种自发的文学春潮，并以不可阻挡之势漫卷神州：各地诗社崛起，诗刊林立，诗旌迎风摇曳，诗人万万千千。其情、其义、其气、其势，远胜于从前单调的万岁声。尤其是曾经背诵过《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的老同志，更是一发不收，欲把多年积压心头的喜怒哀乐，尽情倾吐，自费印刷、互相交流的诗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漫山遍野，百态千姿，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人民文学的春天就这样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飞入寻常百姓家”，绽放出千红万紫……
但是，作为一种文学事业，种了树就须要培植、除害。有根深才有叶茂，有繁花才有硕果。光有普及而没有提高，就会昙花一现，连已有的成果也会冰消云散的。试看大跃进歌谣，昔日何其荣耀！而今残余几许？我们要使传统诗词这株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参天大树能再度枯木逢春，重放异彩，甚至比肩唐宋、继踵风骚，就必须要作深层研究，壮其根、强其干、茂其叶、艳其花，从而使行家戏谑的“老干体”再上层楼，成为更加完整的、成熟的文学作品，能多层次多侧面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全貌。
这是一项艰巨的研究工作。不仅要求研究专家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要求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张德良先生的《传统诗词要论解析》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撰写的。
德良先生向来好学如痴，理论功底深厚，喜文学又爱哲学，长期教哲学、心理学，也研究文学。当新时期文学春潮涌动之际，他也是弄潮儿之一，以传统诗词的形式创作了不少通俗易懂而又含义深刻的诗词，并且在北京当地诗社中为诗词爱好者作过多次诗词理论辅导，为学诗新手解答各种疑难。其中，就对中华传统诗词的源流及其理论要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旁征博引，鉴古析今，并于众说纷纭的各家学说中去伪存真，力排杂议，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让人有所依从。诸如“诗言志”、“诗缘情”、“诗三训”，诗在教民化俗中的作用以及汉字的独特形体对中华传统诗词的形式建构美和音乐韵律美的特殊影响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能使人们对传统诗词的“传统”渊源有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研究传统，当然意在指导创作。要使传统诗词既写得中规中矩，符合格律音韵要求，又要在意象营造和意境创设方面有所建树，这是当前格律诗词作者面临的艰难问题，是提高当代诗词质量的关键问题。时下一些报刊上发表的好些诗词，标名“七律”、“五绝”、“浪淘沙”等等，初看像是格律诗词，其实不是格律诗词，而是评论家常说的“似诗非诗”。之所以被批评为“非诗”，是因为用一些陈词滥调拼合而成的东西，不是真正的诗词。没有形象、意境、个性、创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套用旧框，滥用陈词，不能给人以启迪，更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失去了诗的灵魂，当然也就不成其为诗了。
德良先生的《传统诗词要论解析》一书问世，正好是雪中送炭。此书对于诗词的韵律、意象营造和意境创设等问题，既有一般常识的介绍，也有许多深层性问题的阐释，有浅有深，由浅入深，因诗析理，雅俗皆宜，无论对初学诗词写作的作者还是进行深层研究的学者，都会大有裨益。对于传统诗词理论的研究也会有推动作用。
2010年11月11日
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传统诗词要论解析》读后感
黄永庆
张德良先生是我就读大学时期的班主任，1970年奉调回梓北京。2005年，他携带家眷度假厦门，阔别35年后的重逢，彼此都兴奋不已。在叙旧话新中，得知他在研究传统诗词，并已撰写了几篇有关文章在网上发表。我虽为风骚雅韵所燃情，但终究尚属临渊羡鱼而唏嘘者。当我知道老师所长，实在喜出望外，思想的土壤里，萌动着求学的胚芽。2009年，张老师应邀出席诏安同学会，在浓烈的情谊氛围中，我以《奉酒敬张德良老师》的吟哦，叩开了求教的大门。兹此，我俩在现代通讯的电子邮箱中出现了“请教”与“赐教”的往来邮件。
兴许就是这种机缘，张老夫子将他即将出版的《传统诗词要论解析》下发到我的邮箱垂询。我唯恐懈怠，于是一遍遍读去，心里掠过一片喜悦，留下一片仰叹！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王荆公游褒禅山的感悟，实在是超级巨型的逻辑空筐。游览山水风光是这样，探求学问又何尝不是这样！《传统诗词要论解析》，行旅于千里诗词路径，上溯卜辞爻文、风骚雅颂，下探乐府民歌、俚曲俗谣，洋洋洒洒，内容宏博，极具“非常之观”。盖其追溯之远，求思之深所然。尤为可贵者，把所探“险以远”之得，以较为浅近的形式，展现于无缘达远涉险之普通诗词爱好者，使之能一览诗词之“奇伟”、“瑰怪”。顺举几例以兹说明。
观乎谈诗论词者，很少不涉猎于极具特色的传统诗词的艺术表现特点——意境建构和形式建构。对这一问题，书中论述颇多，仅以《传统诗词是汉语文化特有的瑰宝》一篇而论。此篇远溯开启华夏文明的造字法，为诗词所生发的意境找到了“遗传基因”，突显出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因果逻辑关系，接着又以汉字的特点阐述了传统诗词表现形式的必然。这是传统诗词的根本特点，从而使我们真正理解了传统诗词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万年也打不倒的道理。
当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的精神用之于诗歌内容的研究时，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诗歌内容的变化，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引起的“性、情、志、理”的内心世界的变化。由于时间动态性的推移，王朝走马似的兴亡更迭，客观世界日新月异，五光十色。人们的认识不可能永远停滞于某一时代的某一层面。于是，折射缤纷世界的“性、情、志、理”，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争辩。相互的论争，碰撞出色彩斑斓，摇曳多姿的诗歌文化。这就是“诗言志”、“诗缘情”、“诗三训”所倾其辞力而高度关注的“性、情、志、理”如何左右诗歌变化发展的走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来龙去脉，而且穷其目力，锲而不舍，将论证从不同的角度推向“人之所罕至焉”的“险以远”之处，着力于从诗歌的地位与功能方面为我们解读了诗歌在教化中具有影响“性、情、志、理”的反作用问题。如此由古及今的系统性与正反两面论述的完整性，深刻地揭示出“性情志理”与诗歌的内蕴、外显相互和谐的统一性与相互作用的互补性。整个论证闪耀着辩证法的辉光。
由于诗歌是“发乎情”的产物，而情又为心旌所摇动。于是文中引入了“心理需求”与“情感体验”等现代心理学知识进行多角度的论证。现代心理学的介入，为传统诗词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带来了新的论题与新的理念。
作为理论书籍，除了理论的突破与开拓新的领域外，强而有力的思辨性则是该书的又一显著特点。例如诗本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诗言志”，对于这个诗学中的“开山的纲领”的产生，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根据《尚书·尧典》所载文字，做出错误的判断。为澄清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作者广泛阅读了相关研究文章，吸取了有关成果，对此做了三个层次的论证：一是帝尧时代的历史为传说，不可靠；二是《尚书》为汉人所传，难以为据；三是最早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尚无“诗”字与“志”字，表达方式极简单，不可能有《尧典》那样的叙述方式，殷商时代比帝尧时代要晚得多。从而给“诗言志”“绝非出自尧舜时代”以令人信服的证明。尔后，又以《左传》《国语》《荀子》《庄子》《乐记》及出土书简等有据可考的大量史料文献，明确指出：“诗言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理性的思考和求真精神，才能于众家学说中，识辨真伪，取其精华。这种既取之于众家学说又不囿于他人之言而独抒己见的精神，使本书具有解惑释疑的价值。书中这种思辨求真的地方，几乎遍布于各章节论题之枢要处，这里不复赘述。
此外，探索传统诗词理论，自然离不开千年传统的经典古籍，因而在论点的论证中，作者循古今学者之风，旁征博引，史料极其翔实，积淀着厚重的诗歌历史文化，极具史料价值。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该书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问题。书中不仅介绍了大量普通读者不很熟悉的诗词知识，而且做了较为详细的诠释，使多数读者能懂。对韵律中的平仄、对仗等问题，也抓住要领，细分详解，从而使初学者容易掌握。本书有些地方虽稍显冗赘，但这对初学者，或许还是必要的。总之，读《传统诗词要论解析》无疑是享受一席丰富多彩的诗词理论文化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