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传统诗词要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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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书前赘语(1)

——关于继承和发扬传统诗词之我见

传统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诗坛上一朵奇葩,应该继承它,发扬它,使它在新时期更加鲜艳夺目。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它呢?这里先讲两点,作为引论。

一、普及诗词理论的必要性

繁荣诗词要有一支庞大的诗词队伍,要靠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积极参与。这是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诗词是很难繁荣起来的。就目前情况看,形势还好。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国就掀起一个诗词热潮。参与人数之多,作品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有人称之为“诗词复兴”、“文化回归”。尤其可喜的是,卷入这个热潮的,不仅有专业诗人,更多的是业余爱好者,从而使这个“诗词复兴”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诗词创作开始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

但也要看到,在这个令人可喜的形势背后,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作品的质量问题。由于参加诗词创作的人,相当大的一部分,都缺乏诗词方面的基本功,表现为欣赏不得要领,创作难以入门;所以出现了“诗多好少”的状况。不少作品水平不高,公式化、概念化,共性多、个性少,套话多、真情少,雅颂多、风骚少,重格律、轻意境,甚至连格律也不懂,以为只要凑齐八句就可以叫“五律”、“七律”,只要字数对,就可以标以《念奴娇》《水调歌头》之类。如此等等。对于这些,有人呼之为“老干体”,有人呼之为“诗八股”。

另一个是诗词队伍的年龄老化问题。目前这批诗词爱好者的队伍中,老年人居多,中青年的比例相对比较小。有人统计2007年中华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吟苑英华》,入选作者的年龄,60岁以上的占总人数的87%;60-40岁的占11.4%;40岁以下的,仅占总人数的1.5%。就我所接触的几个诗词组织来说,参加者绝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老年人。

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传统诗词发展的前途。前一个问题不解决,传统诗词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也不能持久下去。后一个问题不解决,传统诗词就会后继乏人甚至可能断代。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原因固然多种,其中对传统诗词存有误解以及缺乏必要的诗词理论知识的指导,却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方面。

青年人爱好诗词和创作诗词的所以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传统诗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等提法的片面理解。

传统诗词确实有“不易学”的一面。其实何止传统诗词如此。任何一门学问、技能、艺术都有“不易学”的一面,就是新诗不是也如此吗?不过“不易学”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也“不难学”。关键是想不想学,爱不爱学。想学、爱学,“不易学”就转化为“不难学”。

传统诗词特别是其中的格律诗也确实有束缚思想的一面,被人称之为“带着镣铐的舞蹈”,这同样也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优美绝伦的舞蹈”。关键是懂不懂,熟练不熟练。懂了,熟练了,也就不会感到“束缚思想”,“带着镣铐的舞蹈”就转化为“优美绝伦的舞蹈”,创作诗词也就由“束缚思想”转化为“精神享受”。

要让人们爱它、学它,就要宣传它、提倡它。使人们明白传统诗词过去是个宝,今天依然是个宝,无论对于繁荣社会文化还是陶冶个人情操、丰富个人生活,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中老年可以学可以写,青年人也可以学可以写。要想让人们学会它进而比较熟练地掌握它,就要让人们懂得它,把握它。这些都需要宣传,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因此普及有关的诗词理论知识,对于继承发展传统诗词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关于诗词理论知识并不缺乏,但适合广大群众阅读的诗词理论知识读物并不多。比如,古代诗论家给我们留下的诗词理论很多,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之类。这是古人对诗词实践经验的总结。掌握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传统诗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古人留下的诗词理论是长期积淀下来的,总体上看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再有,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由于面对的外部条件不同,内心的感受和观念不同,提出的主张也自然会有不同。此外,由于文字方面的障碍,也很难为一般人所把握。又如,现代诗论家们对于传统诗词理论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多数学术味太浓,不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而且许多观点也还没有取得共识。再如,普及性的小册子诸如《诗词格律》之类的读物虽然不少,却又多偏重于“如何”而很少谈及“为何”,使人只能“依葫芦画瓢”。还有,大量的“诗词鉴赏”之类,如各种“诗选”、“词选”、“诗词鉴赏辞典”等,又多是对具体篇章的解读而缺乏系统理论的阐述。

鉴于以上情况,我在准备这个集子所收的各个专题时,就尽可能弥补上述各种不足,令其能使广大诗词爱好者既明确掌握传统诗词的必要性,又得到较为系统的理论知识,并且努力使多数人能懂、能用,从而把传统诗学真正能转化为促进当代诗词发展的理论工具。

我的做法是,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吸收古代诗学的合理成分,参考现代诗论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大量诗篇,以理带诗,以诗论理。在诗词创作上既讲方法、原则,又讲原理,使人能知其然,又知所以然。

我所做的其实就是诗词理论的普及工作。这些专题,从性质上说,都是普及性的,不是学术论文,尽管其中有些带有学术气,但总的看还是“普及型”。也正是这个“普及性”,使我更为慎重,力求做到有根有据又有理,以免造成误导。对于每个专题我都要先看几十篇相关的文章,在别人文章的启发下,根据实际需要,形成自己的思路,组织自己的文章或讲稿。对于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还要去查阅更多的资料,通过考证、比较,决定取舍或另出新论。可以这样说,我的这些东西既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又进行独立思考广泛查证并揉进自己的观点体会。不过,由于水平和所见资料的限制,不妥之处或许还不少。希望读者指正。

二、继承和发扬传统诗词的几个要点

我国古典诗词有哪些优良传统特别值得发扬光大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要坚持“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所谓言志,也应该包括言情、言理、达美。这是写诗填词的目的性问题,也可说是立意问题。人为什么要写诗填词,总的说是言志、抒情、说理、达美。志、情、理、美,其实也就是意。你可以写人、写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写历史和现在,但归根到底还是写情志、写思想。没有思想感情,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样的作品,辞藻再美,音律再和谐,也只是诗的躯壳而不是诗。

正因为写诗填词的根本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也就会存在诗歌的功能问题、价值问题。诗歌的功能或价值总是双重的。从个人角度看,人之所以要作诗,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我宣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具有调节人的心理状态、维持人的心理平衡的功能。这是诗歌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象牙之塔”内,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他的思想情感也由社会而发,并且要发向社会。这就又存在着诗歌的社会价值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自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以后,优秀的诗词家都把积极地干预社会、顺美匡恶、教育人民、鼓舞正气,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一点应该是更优良的传统。

诗歌既然要言志言情,就要讲真情,不能讲伪情,不能矫情。诗歌既然要顺美匡恶、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就不能不讲正情、正气。这又涉及到“诗贵情真”与“诗贵高洁”的辩证关系问题。我国诗歌史上的“言志”与“缘情”之辩,“载道”与“抒情”之争,温柔敦厚与否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今天继承发展传统诗词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诗词双重职能的关系,使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既真又洁,才能更好地发挥诗词在繁荣文化、弘扬正气、抨击邪恶、促进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才能真正起到陶冶自己的情感,达到真正心理平衡的作用。这是诗歌创作的本质问题、方向问题。

(二)要坚持赋、比、兴

赋比兴是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手法。“赋”是直陈,“比”和“兴”都要借助于物象。这就出现了直言其意、以象表意和二者结合的表现方式。由于以象表意需要借助于“物象”,而表“意”的“物象”也就是意象,因此也就形成了以营造意象为基础的意境创设的特殊手法。意境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艺术的核心范畴,也是传统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它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结合与言外有意的特征。所谓的“明晰性”与“隐喻性”,“隐”与“秀”,“内意”与“外意”,“含蓄”与“直露”等,都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也可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双方概括为“直”与“曲”。“直”就是直白,“曲”就是含蓄。

传统诗词是比较重视含蓄的,历来有“诗贵含蓄”之说。清人施补华更有“诗犹文也,忌直贵曲”(《岘佣说诗》)的说法。这是因为,含蓄的作品耐人寻味,给人留下想象空间,“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而且富有情趣也更容易形成意境。所以古人很推崇诗词的含蓄性。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手法。所谓“含蓄”手法,一般说,就是营造意象。具体说来多种多样,诸如,比喻象征、婉转曲折、借景达情、以景衬情、借史喻今、借题发挥、指桑道槐、借物喻人、借物喻理、托物言志以及对比反说、奇妙想象、虚实结合等等都是。不过也要注意,“含蓄”不是隐晦。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中说:“含蓄同隐晦不同,诗里不明白说出的意思,人家看了自然懂得是含蓄;人家看不懂,要费很大劲去猜还猜不透,是隐晦。”过于含蓄就容易引起晦涩。所以我们提倡要含蓄而不晦涩。

“含蓄”是诗词的一种表现手法,但不是唯一的表现手法,与之并行的还有“直白”。“含蓄”与“直白”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更不是水火不容。因而,不要以“曲”贬“直”。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用的就是直白表现手法,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亡国恨和爱国情。谁又能说这首词不好呢?

含蓄也好,直白也好,都是为言志、抒情、表意服务的,至于使用哪种方法更好,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不能直说、不便直说,就含蓄地说,有时候觉得直白效果更好,如更能为别人接受,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就用直白。“直”和“曲”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所以诗人们常常兼用这两种手法来表情达意。它们也可以“同熔于一炉,在同一首诗中共处互补,从而使诗意至善至美”。

(三)要正确处理雅和俗的关系

“雅”和“俗”,也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话题。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它既是评价文艺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文化进程和文学发展走向的巨大力量,所以继承和弘扬传统诗词就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尊雅鄙俗”“崇雅黜俗”“褒雅贬俗”乃至“宁僻勿俗”的观念,也有过“重俗抑雅”“以俗为雅”和“愈俗愈雅”的主张。但总趋势却是“援俗入雅”“以雅化俗”“雅俗相补”的。这是我国主体诗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所走过的路。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来源于民歌,尤其是国风部分,原来都是民歌民谣,经文人加工润色而成为经典的。如果说《诗经》所加工的主要是北方的民歌,那么楚辞则是屈原等效仿南方的民歌而创造的,所以它有别于诗经,被称为“骚体”。诗经和楚辞都是援俗入雅、由俗变雅的。

秦代时间太短,实行的又是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代崇文重“赋”,文人诗歌成就都不大。但两汉及其后的南北朝时期,都注意采收“乐府民歌”。正是这些被视为俗文学的乐府民歌促进了魏晋诗坛的活跃,也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五言体赖它以定型,七言体也与它有密切关系。唐代盛行的歌行体和近体诗也都深受它的影响。许多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等,都写过不少优秀的乐府诗。白居易、元稹等更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其特点除以新乐府的形式反映社会问题外,在艺术表现上,倡导率真、通俗、质朴的诗风,努力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可以这样说,乐府民歌这个“新俗”促使诗经、楚辞式的“旧雅”变成了唐诗式的“新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