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双重功能或双重价值，具有永恒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所以我们写诗，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用诗歌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的声音，歌颂先进，批评落后，抨击腐朽。要这样做必须怀有深厚的情感，空洞地说教，是很难感染人的，也就难以实现诗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反映社会现实，还是抒发一己之情，都要敢于说真话，抒真情，但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和“正”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能全盘否定“发乎情，止乎礼义”。写诗总是要表达某种道德情感的。传统儒学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到底，也是一种道德规范。是让人的“情志”符合封建的道德的要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规范。我们今天写诗自然不可宣扬封建主义的道德，而是应该宣扬社会主义的道德。特别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出现了“滑坡”现象，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里的关键是要有理智的分析，要分清应该歌颂什么、批评什么、诅咒什么。
我们也要善于发挥诗歌的个人功能，发泄情感、调节情感、平衡心理、娱乐人生，体现个体的人性价值。
写诗不一定是功利主义的，也可以写些纯属消遣性的闲情逸致。
（四）
一点必要的说明
古人情志之辩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使用的基本概念是心、性、情、欲。最基本的主线是“性（理）-情-欲”。“性”是天成，“情”是“性”的表现，“欲”是“情之应”（荀子）或“情之所发”（朱熹）。本文最后部分，没有使用“性”和“欲”，而是使用了“需要”这个概念，把“情”看做是由“需要”引发出来的。基本顺序是需要——情感。为什么要引进“需要”这个概念而舍弃“性”这个概念？
在儒家的“性（理）—情—欲”链条中，第一个环节的“性”“理”如果解释为“天命”“天理”，则有点虚无缥缈，如果理解为天然之性，还有点道理，但这个天然之性，又是什么，它怎么会表现为（或产生）“情”呢？《礼记》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运第九》）既然“弗学而能”，当然就是天生的本能了。“情”既然是天生的本能，与“性”又有何干？说喜怒哀乐等是天生的本能也有问题。情是在与事物接触时产生的，为什么对事物又会有喜怒哀乐等不同表现呢？是什么决定的？“情”不可能是第一个环节。本文采用了现代心理学的说法：把“需要”作为第一个环节。“情感是人对所感受的事物是否符合个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需要”这个概念，类似于欲求或欲望，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欲”。“欲”从不同角度说，可分为：生理欲求、心理欲求；自然性欲求、社会性欲求；物质欲求、精神欲求；生存欲求、发展欲求；生物性欲求、道德性欲求等。其中有些是本能，有些是在本能基础上的延伸或发展。这种延伸或发展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和学习过程中实现的。也可说，“欲”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
这一点和“需要”一样，需要也是先天和后天的合金。有本能的需要，也有在本能基础上衍生发展起来的需要。由本能之需要产生原始情感，随着“需要”的延伸和发展，“情”也不断延伸和发展。“情”当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需要”“情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需要”是第一位的。如果把“需要”改成“欲”也说得通，和儒家所说的不同点为：不是“情”生“欲”，而是“欲”生“情”，有“欲”才有“情”。
其实不仅“情”由“欲”决定，“志”也是由“欲”决定的，或说是由“欲”驱使的。鬼谷子就说过：“志者，欲之使也”（《养志法灵龟》）。还需说一点。“欲”和“情”的关系中，“欲隐情显”，“欲”是看不见的，但由“情”可以推出来。这点和“情”与“性”的关系一样。
把“欲”作为第一环节，形成“欲-情-行”的基本模式，把“欲求”作为行为的第一主观推动力，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温柔敦厚”和“诗三训”
“温柔敦厚”已在《“诗”在儒家治国教民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提过，“诗三训”也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中谈到过。这两点，无论对诗歌教育还是对诗歌创作都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但直到今天，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仍然有很大分歧，有必要专门讲一下。
一、“温柔敦厚”和“诗三训”产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已经说过，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形成一套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治国教民思想体系，《诗》在这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个治国教民的思想体系在当时来说还是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社会转变时期。孔子创建儒学的目的是“克己复礼”，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仁政、王政，取法西周初期的礼制。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理想是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合时宜的。孔子尽管东奔西走，周游列国，结果却是四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而办私学，以期通过学生去实现他的理想。然而尽管传说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也没能如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甚至还发生过“焚书坑儒”事件。这给儒家一个很大的打击，儒家的经典也几乎绝迹。
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秦王朝仅仅存在十五年后就退出历史舞台，这又是历史的偶然。取而代之的是西汉王朝。这个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促使汉王朝和儒家都在总结秦王朝留下的历史教训。秦王朝留下的历史教训是什么？西汉初期的儒者贾谊写过一篇《过秦论》，总结出秦之所以那么快就灭亡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只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重武治而轻文治，重刑罚而轻仁义，一意孤行，不任贤臣，不肯纳谏，使得大臣们不敢说话，最终失去民心。
面对秦王朝的历史教训，汉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已在考虑如何加强文治，用哪家的学说更有利。这给儒家制造了一个机会。儒家也在吸取历史的教训。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推行自己的学说，如何既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不至于再遭“焚书坑儒”那样的灾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使自己的学说被当权者接受。要使当权者能接受自己的学说，就要使自己的学说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的取舍加工乃至改造。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学家，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的长处，使儒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里主要介绍与本题有关的两点。
第一个是君臣关系问题。主要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改变了先秦儒学中有关君臣关系的性质。先秦儒学关于君臣关系是怎样论述的呢？孔子在讲到君臣关系时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说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他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说明君与臣是对等的、互为条件的。郭店竹简《语丛一》和《语丛三》也分别有这样的话：“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有的专家认为《语丛一》和《语丛三》属于札记（可能是学生的笔记），反映的是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的观点。（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曾经是子思的学生）。这就是说，在思孟学派的学说中，君臣关系是一种朋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孟子》一书中更有如下说法：“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汉儒们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样看待和处理君臣关系，儒家学说永远不会得到国君的重用，弄不好还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汉儒董仲舒就提出“君权神授”说。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是与“尊君卑臣”和“三纲”连在一起的。所谓“君权神授”是说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的神赐予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尊君卑臣”和“三纲”也是“天”的意志。“天”的意志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来表现。人们的社会地位都是由天的意志“阳尊阴卑”来决定的。君、父、夫，属阳，臣、子、妻，属阴；臣、子、妻是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的，要绝对服从君、父、夫。这就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核心是“尊君卑臣”“君为臣纲”。臣必须绝对服从君。这个使君臣关系带有根本性的改变的“君权神授”说，最终使汉王朝接受了儒学，并使之处于“独尊”的地位。
第二点是关于做臣子的讽谏君王的问题。尽管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促使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君拒臣谏，使得大臣们不敢说话。意思当然是要汉王朝汲取教训鼓励臣子谏上。但如何既能对君王进谏又不至引来杀身之祸呢？其中与“诗”有关系的就是“谲谏”说、“温柔敦厚”和“诗三训”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汉儒非常重视向皇帝进谏方式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士人自由择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谏上已成为带有极大风险的行为，因而不得不研究进谏的技巧。汉儒在总结前人进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进谏方式。
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正谏》中提出五种进谏方式：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并提出“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的原则。东汉经学家何休在对成书于西汉初的《公羊传》注疏时也提出“五谏”，顺序是：讽谏、顺谏、直谏、争谏、戆谏。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谏诤》中于讽谏、顺谏之后又提出窥谏、指谏和陷谏。
这些进谏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言，如直谏、指谏、戆谏、陷谏等（关于“陷谏”《白虎通》的解释为：“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一类是曲言，如讽谏、顺谏、窥谏等（唐李贤注：“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关于谲谏出于《孔子家语》其文为：“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讽）谏乎’。”（关于《孔子家语》，过去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魏人王萧伪造的，近些年经专家们考证，已基本肯定是孔安国或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所撰集的。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儒，孔猛和王萧同时代，王萧说此书是孔猛传给他的）。这里也提出“唯度主而行之”。意思是究竟采用那种方式，要看君主的情况而定，而且是打着孔子的旗号的。是否真是孔子所说，还值得研究。因为这个“唯度主而行之”不符合孔子的性格。这在前面已说过。还有“吾从其风（讽）谏乎”一语。《说苑》和《白虎通》也都提到过孔子也要“从讽谏”（所谓“风（讽）谏”，王萧的解释是“依违远罪避害者也”）。但在孔子时代还没有“讽谏”一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由此推断这是汉儒的假托。汉儒为使儒学能为当权者所用，在整理先秦儒典时把某些时兴的观点假托与孔子，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孔子家语》中提出“谲谏”，王萧解释为：“正其事以谲谏其君。”
《毛诗序》也提出“谲谏”说。《大序》在解释“风”时，讲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对《毛诗序》提出的“谲谏”，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解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唐初的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又说：“主文谲谏，唯说刺诗者。”“谲”这个字，有“诡诈”“权术”“婉曲”之意。“谲谏”就是托辞委婉，不直指过失的劝谏。
以上这两个观点，是当权者乐于接受儒学的重要原因，“温柔敦厚”和“诗三训”与这两点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以温柔敦厚限制或规范诗教最早见于《礼记·经解》，现再把相关的几句话列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关于温柔敦厚的具体分析，放在后面去说，这里要说的是，汉儒提出温柔敦厚说和谲谏说一样，都是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具体发挥。核心是约束情感宣泄和意志表达的不合“礼”成分，降低这些讽谏诗的批判性，从而易于为当权者接受。
“诗三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
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已跃居统治地位，但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儒家经典。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唐初，为了统一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由朝廷出面撰修一套权威经典作为科考的统一教材。于是唐太宗下令召集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了五部经书。这五部经书是《左传》、《尚书》、《周易》、《诗经》和《礼记》。由孔颖达总负责。完成后统称《五经正义》。
《诗经》一书，选的是由郑玄作笺的《毛诗》。孔颖达在撰修《毛诗》中郑玄的《诗谱序》时，在“《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仿）于此乎”的后面，加上一大段话。“诗三训”就出在这段话中。他把“诗义”概括为“承也、志也、持也”三点，并把“承”作为第一位。这是孔颖达的发展。下面就来分析这三点。
其中的“志”是老提法，先秦已有，汉人《春秋说题辞》中也有以下几句：“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持”是汉儒提出的，《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有“持”的含义，《诗纬·含神雾》正式提出“诗者，持也”。“承”则是郑玄提出的。他把《礼记·内则》中“诗负之”的“诗”。注为“诗之言承也”。郑玄在为《仪礼》一书注释时，也曾把《特牲馈食礼》第十五中的“诗怀之”释为“诗犹承也，谓奉纳之怀中”。郑的“诗之言承也”和“诗犹承也”的“承”指的都是一种动作，或指以手捧着诗，或指把诗揣在怀中。孔颖达在这里则给这个“承”以新意，即“承君政之善恶”。这里的“承”，可有两种解释：“秉承”或“承载”“承接”；“善恶”也可有两种解释：喜爱、厌恶或好的方面、坏的方面。因此，对“承君政之善恶”也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要秉承当政者的喜爱或厌恶写诗；另一种是说诗承载着对君政的好坏评说的责任，对君政之善歌颂，对君政之恶讽刺。两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作诗全凭当政者的爱好，一般表现为只有歌功颂德。一种是对好的君政歌颂，对不好的君政进行批评、讽刺。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诗与政治绑在一起。
由于儒家对自己学说的上述修正，使得儒家学说从两汉起就跃居各家学说之首，统治了近两千年。
二、如何认识汉儒提出的“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