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性是怎样由静而动，由未发到已发呢？也就是性怎样表现为情的呢？是心感外物的结果。如前所说，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心的能动作用，性是不会表现为情的。心的能动性又与外物的刺激诱发有关，但某物能引起什么样的情，是爱还是怒，是喜还是悲？关键在于心的感受。感到好则喜悦，感到坏则会愤怒。心如没有由物引起的感受，就会无动于衷。此时性就不会表现为情。由此可以说心性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有人也称之为“情性”。
（二）志和情的关系
志和情总的来说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先秦时代甚至是可以通用的。如《左传·太叔答赵简子问礼》中把“好、恶、喜、怒、哀、乐”统称为“六志”。《黄帝内经》中把“喜”、“怒”、“忧”、“思”、“恐”统称为“五志”。
孔颖达对这种情志混用的现象解释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礼记正义》）。他在《毛诗正义》里也说：“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在古代，“志”除有人情这个内涵外，也还有“志向”“抱负”“志趣”“志气”“意愿”等内涵。
志向、抱负、志趣、意愿等都是一种追求，一种欲望。《鬼谷子·阴府》中有一句：“志者，欲之使也。”从这个角度说，志也是情，是有追求有欲望的情，是有意识参与的情。《春秋·说题辞》中有“思虑为志”的提法。《说文》中“志”和“意”互解：“志，意也”，“意，志也”。包含这种志的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理智感。
关于“志”的内涵，古书中还包含道德观在内的解释：《国语·晋语》中就有“志，德义之府也”之说。孟子在谈到“尚志”时也说：所谓尚志“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章句上》）。包含这种“志”的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道德感。
总之，在复杂的情感中，情和志难分难解。不少人干脆称之为“情志”。“情志”是个二元结构，情中有志，志中有情。
在性、情、志三者中，情是核心，也可说“情”有三个阶段：天然之情、由物直接引发之情和有自觉意识支配之情。
天然之情即所谓的“性”、“天性”、“本性”。荀子在《天论》中称为“天情”。它是一切后天情感产生的条件或基础。在这个阶段情和性是一体，所以《性自命出》有“喜怒哀悲，性也”、“好恶，性也”之说。这种情可以理解为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也可叫作“本能性的情感”。
由物直接引发之情是性的最初的外在表现。它一般是由于外界刺激与人的需要碰撞的结果。这阶段的情虽然并非全无意识的参加，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自然情感。因此还是不稳定的，还缺乏固定的倾向性。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物的刺激意义认识的增长，情感的倾向性逐渐稳定，有了固定的追求向慕，情感就进入第三阶段，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自觉动力。这阶段的情，也可说是志。准确地说是情和志统一体。说它是“志”，是因为它以理性为导向。与一般的情感相比，它更具有伦理道德色彩，更具有社会价值倾向，更重于理性思维，更着眼于社会现实。但此时的志并不一定都是高尚的，只有当人的情感追求符合社会道德标准时，才是高尚的志。“诗言志”的“志”，就是这种情感。《左传·僖公》中就有“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之说。这或许就是先秦时期“诗言志”较为流行的原因。
关于“诗言志”之“志”，“五四”以后的解释，介绍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三位的提法。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认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周作人则认为“诗言志”就是“言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三位虽有分歧，但都强调含情。“怀抱”泛指诗人内心蕴藏着的各种情意，“言志”也可以说是言情，渗透着理性之情，与理智道德相融合的情。
三、《诗》在儒家教化环节中的作用
在儒家教民体系中，“诗”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前面直接与性、情、志联系着，后面与“礼”“乐”合成“道”。诗教、礼教、乐教三者都是为了人性德性化，服务于道德伦理教育，也都是情感教育的组成部分。诗教是对于情感的启迪激发。礼教是对情感的节制疏导。乐教则使情感定型成性。三者一以贯之，最终目的是养成“内和而外顺”、“辞让不争”的道德情感，实现人性的德性化。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先秦时期，一般称为《诗》或《诗三百》。《诗》在儒家教化环节中起什么作用呢？
（一）“诗”是“教”之“兴”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为什么把“诗”列为首位？
从教育的程序说，情感教育要从具体的情感入手。“诗”是言志的。“诗言志”的“志”属于情感的高级阶段。言志，也是言情。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几乎都是抒情的。涉及人类情感的各个方面。诸如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对社会弊端的憎恶，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劳动场面的赞美，对亲人的怀念，对乡土的眷恋，对先人功绩的歌颂，对世族风情的欣赏，等等。尤其是那些占有很大比重的婚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广泛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
总之，《诗经》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情感的百科。而且这些诗表达的情感大都坦诚、真挚，被孔子视为“无邪”。“无邪”就是不违礼。儒家认为人对外界物质环境有各种情感，这是必然的，但这种情感必须符合礼乐，必须受礼乐的约束。《诗经》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儒家把它列为情感教育具有示范性的教科书。从这样的具体情或志入手进行情感教育，便于为人们接受。儒家教学就常以《诗》为例，启发学生。如，作为儒学入门读物之一的《大学》，全篇不过两千二百多字（含标点符号），而引《诗》中的作品就达12处之多。现举一例。
为了使人能领会“在止于至善”的精神，做到“知其所止”时，就先以诗经中的诗句，作为启发。抄录如下：“《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翻译成现代话：《诗》说：“都城及其周围，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诗》还说：“绵蛮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坡上”。孔子说：“连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的什么地方，难道人还可以不如鸟吗”？《诗》又说：“端庄恭敬的周文王，光明磊落又谨慎”。“做国君的要做到仁爱，做臣子的要做到恭敬，做子女的，要做到孝顺，做父亲的要做到慈爱。与他人交往，要做到讲信用。”
（二）“诗”可以“兴观群怨”
从诗的功能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近）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关于“兴观群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兴”指诗歌能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与奋发。“观”指诗歌可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指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从而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怨”指诗歌可以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表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
从学诗的角度说，笔者认为：“兴、观、群、怨”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还有优化自己情感的作用。
“兴”是指诗中之情可以激发起自己的感悟。“观”是了解诗的情感，以正自己的情感（这里的“观”既有观察了解之意，也有示范之意。即在了解诗情并以诗中之情为范，进而矫正自己的情感）。“群”在这里有“聚集”“合群”的意思。意即通过学“诗”明白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怨”指泄怨，即通过学诗，把握如何发泄怨情，朱熹的解释是“怨而不怒”。四者都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
由于《诗》之“无邪”，因而可以收到正人情的效果。所以儒家特别重视诗教。这可以用《礼记·经解》中的以下话来证明：“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一段话中涉及到《诗》的部分，意思是：如果某国的人们长期受到《诗》的熏陶，情性与气质将会变得温柔敦厚；用《诗》来教诲人民，将可以使他们的性情温文尔雅，敦厚平和。这样的人自然“近可以事亲，远可以事君”了。当然，这一段话不一定真是孔子所说，其中有关温柔敦厚的提法，应为汉儒所说，但《诗》的教化作用，确是重大的。
对于《诗》的教化作用，《国语·楚语》中也有如下记载：“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可见，先秦时期《诗》主要是被当作德育教材来使用的，其文学特征则很少提及。
许慎的《说文》把“诗”的本义解释为：“志也。”王安石的《字说》对“诗”的解释为：“‘诗’字从‘言’从‘寺’，‘诗’者，法度之言也。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这似乎可以说明“诗”这个字，最初尚无文学的含义。
《诗纬含神雾》的提法是“诗者，持也”。《文心雕龙》承袭这种说法并明确“持”指“持人情性”。这个说法应该更贴近先秦时期对《诗》的理解。“持”既有扶持之意，也有节制之意。也就是使人的情感合于礼乐，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
朱熹的《诗集传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解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为恶者戒焉”。大意是：诗是由于人对外界事物有感而作的，人之感，有正有邪，所以诗也有正邪是非。学诗者通过诗来考察得失利弊，对“善者”要效仿。对“恶者”要引以为戒。他在《诗集传·郑风》中还明确指出：“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通俗地说，就是把写正面的诗当正面教员，把写反面的诗当反面教员。
很明显，儒家所强调的“诗”的功能，主要是政教功能。儒家重视“诗”，出发点是为了情感德性化，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这也就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诗教的根本原因。
“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一
古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有过“诗言志”和“诗缘情”两个命题，这关系到诗歌的本质和功能问题，有必要谈谈。这两个命题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其发展进程又是怎样的呢？
一、“言志观”的产生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称“诗言志”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诗言志”这个提法起于何时呢？又曾发生过什么样的演变呢？
提起“诗言志”这个命题，不少人都会想到《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那段话。以为远在舜帝时就有了。这当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尧舜时代的历史至今尚属传说，现存之《尚书》乃汉人所传，很难以之为据。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尚无“诗”字与“志”字，表达方式也极简单，不可能有《尧典》那样的叙述方式。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殷商时代比尧舜时代要晚得多，这就足以说明《尚书》中的那几句，绝非出自尧舜时代。那么“诗言志”是什么时期出现的呢？
（一）“诗言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比较可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类似“诗言志”的提法。列出有关者如下：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的说法①；《国语·楚语上》中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的记载②；荀子说过“诗言是其志也”③；庄子也说过“诗以道志”④；《乐记》提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⑤。一些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献也持有类似说法，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中有“诗亡（无）离志”⑥；《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有“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⑦。这些都说明那个时候“诗言志”或“诗道志”的说法已经很流行了。
让我们把这些提法归类如下：
③、④、⑥、⑦四者是从文献类别上说的。用庄子的说法为例。庄子的这句出自《天下篇》。原话是：“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是对《诗》《书》《礼》《乐》等文献内容的定性。当时的政教文献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从内容说《诗》讲的是“志”，《书》讲的是“事”……。荀子也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孔子诗论》和《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是出土文献，它可以作为对庄子荀子所言的佐证。《语丛（一）》除“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这句话外，还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之类的话。这些都说明先秦时期“诗言志”的“诗”主要指的是作为文献的《诗》，其性质就是“言志”。
②说的是《诗》的政教作用。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教诗明志”，指的是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施以教化，引导风俗。
①是在“赋诗言志”场合下发生的。先秦时期，赋诗言志是一种风气，经常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大约是公元前546年。郑国君臣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参加宴会的除国君郑伯外还有子展、伯有、子西、叔向等。宴会上，子展等人分别赋《草虫》《秀苗》《隰桑》等《诗》中的篇章，多数是赞美郑伯和赵文子的，只有伯有对郑伯心存宿怨，他赋的是《诗》中之《鹑之奔奔》，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愤激讽刺之词。赵文子听出他有影射攻击郑伯之意，宴会之后，私下对叔向说：伯有这个人就要倒霉了，因为他借“《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怒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意思是伯有借“诗”诋毁郑伯，讨好宾客，能有好结果吗？“诗以言志”就是在这时提出的。
从赵文子的“诗以言志”中还可了解到那时所谓的“志”的内涵。《鹑之奔奔》这首诗，是春秋时代卫国人讽刺、斥骂其君王的一首诗，全诗只有八句：“鹑之奔奔，鹊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疆疆，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译成现代语言是：鹌鹑尚且双双飞，喜鹊也知对对配。有人鸟鹊都不如，我却把他当长辈。喜鹊尚且对对配，鹌鹑也知双双飞。有人鸟鹊都不如，我却拥他居君位。
原诗以鹌鹑、喜鹊都有自己固定的匹偶为喻，影射卫君过着禽兽不如的荒淫生活。进而直斥：如此之人怎配作人民的君长！伯有借有宾客在场作掩护，赋此诗来怨刺郑伯，发泄怨恨之情。赵文子把这种用《诗》发泄怨恨之情，称作“诗以言志”，说明那时的“言志”，也是“言情”。
在先秦的文献中，“志”与“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时候“志”指的也是情。这一点已在《“诗”在儒家治国教民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讲过。因此可以说那时“诗言志”“诗道志”的“志”，一般是泛指人的情感和意愿，是作诗或赋诗所要表达的意思。
（二）荀子把“志”定性为“圣人之道”
据现有资料看，第一个给《诗》中所言之“志”加以规定性阐释的人是荀子。请看他在《儒效》中的一段话：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