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大意是：圣人是道的枢要，道的中心。“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是圣人之道。《诗》、《书》、《礼》、《乐》之道，归结起来，也都是圣人之道。《诗》言的是符合圣人之道的“志”，《书》记载的是奉行圣人之道的事迹。《礼》《乐》《春秋》都是关于圣人之道的种种表现。《国风》所以不流荡无羁，是圣人之道的节制，《小雅》赋予此道外在的修饰以增其文采；《大雅》使此道更显其广大、崇高、光辉；《颂》所以为《诗》之极至，那是完全融通于圣人之道了。
把《诗》归为圣人之道的传播，把“志”解释为符合圣人之道的“志”，这是荀子诗学观的重要方面，也是荀子治国之“道”的有机组成。荀子从其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是天然生就的，情是性的实际内容，欲望是情感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认为自己的欲望可以达到就去追求，这是人的情感所不能避免的。认为欲望是对的就去实行它，这是人的智慧必然要这样去做的。所以即使是看门的人，他的欲望也不可能舍弃，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即使是天子，他的欲望也没有尽头。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去求，求而无度，就要争，争的结果就是社会大乱（见附1）。
如何解决呢？荀子的主张是“以道制欲”。他说：“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意思是，依“道”而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尽量设法使欲望满足，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对欲望的追求加以节制，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那么所谓的圣人之道又是什么呢？荀子说，“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富国》）“曷谓中（核心是什么）？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效篇》）又说“礼也者，人道之极也。”（《礼论》）所以也可以说，荀子的“以道制欲”，也就是以“礼”制欲。或以“礼”养欲。“礼”又是什么，怎样来的。荀子认为，“礼”是古圣先王制定的。由于人的情性之恶而生乱，古圣先王便制礼义以矫正之。先王根据不同等级，区别对待，使贫富贵贱长幼依照礼义法度各安其等，各守其分。“礼”的核心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就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以“礼”制欲，以“礼”养欲（见附2）。
在荀子看来，“礼义”“法度”等都是圣人制定的，都是圣人之道。所以要改变人性，就要以圣人之道教育人。圣人之道在哪里？在先王制定的“礼义”“法度”中，在圣人确定的《诗》、《书》、《礼》、《乐》中。使人学习《诗》、《书》、《礼》、《乐》，就可以达到以道制欲，以礼制欲，化性恶为性善。这就是为什么荀子强调《诗》中之“志”是符合圣人之道的逻辑思路。
这种把《诗》和“志”统归为圣人之“道”，统归为圣人之“礼义”而不是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的观点，是不符合《诗》的实际的，是对原作本意的扼杀。但它对于维护等级制度、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却是有利的，也易于为当政者所接受。
这样阐释《诗》和“志”，显然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这个带有实用主义的立场观点，到了汉代，不仅为汉儒完全接受，并且被进一步发展。《诗》在汉代也就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三）屈原作品所体现的诗学观
荀子的诗学观主要是针对《诗经》来说的。先秦时期，除《诗经》外，还有《楚辞》。楚辞的创立者屈原的作品体现的诗学观与荀子完全不同。屈原是真正“作诗言志”的第一人。从《诗经》到屈原大约三百年间，没有留下多少明显属于个人创作的诗篇。屈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确切的“有名姓”的诗人。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骚体诗。
屈原为什么要创作骚体诗呢，可用他在《惜诵》中的两句诗来说明，“原陈志而无路”，故“发愤以抒情”。屈原怀着满腔的忠君报国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但却不断遭到小人的诋毁和国君的不信任，不仅报国无门，而且不断遭到迫害，因而满腹忧忿提笔而作诗。可见他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而“陈志”的。有人说，他是在用血泪和生命写诗。屈原的诗绝大部分情感都十分强烈。以《离骚》为例。这首373句、2477字的长诗，字里行间都回荡着诗人对国运民生的焦虑，对祸国殃民群小的憎恨，对自己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和怨愤。给人以极其强烈感染力。这是一篇抒情诗，也是一篇言志诗。虽然仔细读过《离骚》的人并不太多，但知道下面这几句的人却不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两句比较集中地体现屈原的忧国忧民之情，后两句比较集中地体现屈原的解民救国之志。再介绍结尾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不足以一起推行美政，我将追随殷代的彭咸于地下！）。它表现了屈原以死殉情、殉志的忠贞不渝。
体现在屈原作品中的言志观和荀子所主张的言志观显然是不同的。荀子硬把“诗”中之“志”圣人化，认为“诗”言的是圣人之志，不应是个人之志，更不能是个人之情。屈原则言的是个人报国之志，个人忧民之情。而且完全是由心中之怨产生。所以朱自清才有“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还得推‘骚人’”，并有屈原“歌咏一己之志”的提法。
似乎可以这样说，先秦时期，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言志观。荀子的言志观把《诗》看成是政教工具，“志”和“情”是对立的。屈原的诗，体现的是诗人抒发情感的功能，“言志”和“抒情”是统一的。
附1：“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正名》）“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礼论》）
附2：“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篇》）“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篇》）
二、《毛诗序》所体现的“言志观”
（一）汉儒为什么接受和发展荀子的诗学观
汉初，楚声、楚歌很受欢迎。一方面由于汉高祖刘邦本人喜爱楚歌、楚声，他创作的《大风歌》、《鸿鹄歌》就是楚歌；另一方面，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多为楚人，高祖之后亦有一些汉代帝王爱好并提倡楚文化，因此，楚歌、楚声、楚舞很流行。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作的楚辞，也受到重视。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模拟楚辞进行创作，进而使其演变为一种新的文体——辞赋。对屈原和《离骚》也曾有过较高的评价。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有这样说法：“《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且与日月争光可也。”汉武帝刘彻也喜欢楚辞和辞赋。他的传世诗歌《秋风辞》和《瓠子歌》就是模仿楚辞之作。他的《李夫人赋》就是辞赋。看来文学似乎在按着屈原作品所体现的方向发展，其实不然。
左右文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帝王个人的爱好，而是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由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纷争到大一统，经过秦汉两代才真正实现。秦始皇靠武力统一了中国，但由于诸多原因，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汉王朝推翻了秦王朝又继承了秦王朝的事业。为了巩固统一大业，汉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与本题关系密切的有两点：一个是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一个是聚集天下人才为帝王所用。
西汉初期，为了休养生息，推崇黄老刑名之学，但也承认儒学，利用儒家。后来由于儒道摩擦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思想的统一，到了汉武帝时，就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此时的儒学已经是经过改造更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儒学了。
儒学居于统治地位，《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也就随之作为取仕的标准。文人进入仕途，一般必须接受经学的训练。所以不论官学私学都把儒家经学作为主要的科目。
为了发挥《诗》的经学作用，强调“诗”的政教功能，汉儒们自然更看中荀子的诗学观。他们继承了荀子关于“志”即圣人之道的观点，并进一步对“志”的理性内涵加以强化。如贾谊在《新书·道德》中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志”，被明确地作为一种理念。又如“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舒，将理念化的“志”与政教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提出了两个对以后的儒家诗学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志于礼”和“志为质”。“志于礼”的核心在于强调“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意思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志，或志高志低，就看他对待“礼”的态度，能否服从“礼”的约束。“志为质”指的是什么？孔子在讲到“文与质”的关系时，谈到的“质”指的是人的品质，是“文”的内在美。董仲舒也讲“文与质”的关系，却说“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这样“文著于质”也就成为“文著于志”。由于董仲舒认为“礼之所重者在其志”，这样他的“文必有质”，也就是以“礼”为核心了。
（二）《毛诗序》所体现的“言志观”
更能体现“诗”的政教功能的是《毛诗序》体系。《毛诗序》体系主要有《毛诗序》、郑玄的《毛诗传笺》（简称《郑笺》）和孔颖达等人的《毛诗正义》（简称《孔疏》）。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人传下来的《诗》有四个版本：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留传至今的是毛诗。毛诗为赵人毛氏所传。《毛诗序》指的是附在各篇篇后的题解，包括《大序》和《小序》。《大序》是国风首篇《关雎》题解的一部分。《大序》被视为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它概括了先秦以来关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诗论的总结。关于《毛诗序》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我同意作者是东汉初的卫宏。
《大序》首先把《诗》的社会政教功能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说什么“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诗歌为政治服务的方式上，《大序》也已提出“美刺说”的雏形。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卫宏之后，郑玄进一步将其明确为“美刺说”。他在《诗谱序》中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将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对《大序》没有具体解释的“赋、比、兴”，郑玄也释义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
《毛诗序》对“诗”的文学性质依旧没有重视。虽然《大序》提出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个与诗歌分类和表现手法有关的概念，但仍然是为了说明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郑玄的解释也仅限于此。他在《周礼注》中，对“六义”有全面的阐释，其中除对赋比兴有如上解释外，对风雅颂也作了如下解释：“风，言贤圣之道之遗化”；“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也”；“颂之言诵也，正也，通今之德广以美之”。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
至于毛诗《小序》，为了使《诗经》成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常常牵强附会，把本来与君政无关的诗篇，硬说成是针对某君某王的。比如《诗经》第一首《关雎》本来描写一位君子爱上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又“求之不得”，因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但他能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没有采取非礼的行为，而是想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文明方式去对待之。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当时民风之淳、人性之正、声气之和。对此，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有如下评论：“《关雎》以色喻于礼。”“《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关雎》男主人公从开始“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到后来欲以琴瑟钟鼓之礼追求迎娶淑女，由好色的冲动而悟出不应该非礼，从自然心性的情爱冲动“改”到礼仪之上，也就是将性爱纳入礼义的轨道。《论语》更进一步概括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但《毛诗序》却给这首诗戴上个政治帽子。小序中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从诗本身说，看不到后妃的痕迹，也找不到任何“忧在进贤”“思贤才”的影子。说它“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有点勉强。
又如《汉广》写的是作者对汉江对岸边上一位“游女”的爱慕。他曾幻想喂好马儿去接她，但由于汉江太宽，难以实现，连心情都难以表达，只能望江兴叹。最后仍然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结。《诗论》对《汉广》的评论有三处：“《汉广》之智”；“《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总的意思是知道不可的，不求不可得，是非常明智的。仅此而已。毛诗小序却说：“《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得也。”又是文王之德，而且不通。“江汉”人既已接受周文王的德化，个个守礼，为什么就“求而不得”呢。有人解释这个“游女”乃“游冶之女”，来历不明，不合周德，所以不可求。也还是有些牵强。
再看《将仲子》。这首诗说的是：一位姑娘委婉地劝告自己的情人不要采取“逾墙”“逾园”“折杞”“折桑”等不文明的行为，要注意她的父母、兄弟以及邻里社会舆论的影响。诗歌采用反复的手法，突出了姑娘所劝之语的委婉多情。《诗论》关于这首诗只有一句评论：“《将中》之言不可不韦（畏）也。”“人言可畏”这个成语，大概就是从这首诗来的。但是毛诗小序却说：“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风马牛不相及。
总之，在《诗论》、《论语》等文献中对《诗经》里的爱情诗，只说是不违背礼，“无邪”。尽管先秦时代也有强调《诗》的政治功能的一面，但《毛诗序》则挖空心思从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似乎是想使所有的诗都和政治挂钩。
当然，《大序》对“诗言志”也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样就把诗与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有“吟咏情性”等提法。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同时也说明，“诗大序”已不仅是谈《诗》，也是在谈一般的诗歌，包括写诗。也正是考虑到写诗，《毛诗序》特别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强调诗歌“乡人邦国”的政教作用。就是说，人们创作诗歌虽然是“发乎情”但必须要“止乎礼义”。
后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更提出“诗三训”之说。他在为郑玄的《诗谱序》注疏时说：“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所谓“承君政之善恶”就是诗必须承载统治者的礼教。所谓“述己志而作诗”就是表达个人意愿、志向、感情。所谓“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是指诗是用来持人性情的，必须把所表达的情志限制在“礼”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