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传统诗词要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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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5)

以上这些都是把《诗经》和政治绑在一起的表现。尽管《毛诗序》和孔颖达等也提出诗“吟咏情性”、“述己志而作诗”,但由于过于强调诗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强调其“乡人”、“邦国”的功用,强调“承君政之善恶”,因而使“诗言志”中的志和情的内涵变得狭窄了。这里的“志”只能是关系到乡人邦国之志、秉承君政之志。这里的“情”,只能是关系国家君政之情。在加上非美即刺说,特别是当这美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时,诗歌的内容就变得十分狭窄了。

《毛诗序》体系实际上是只把诗当成政教工具而不是文学,因而只谈诗的内容,不谈诗的艺术本质,不谈诗的形式美。

这些都是对“情”的抒发的限制,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诗歌的发展。

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三、汉代文人的屈原情节

尽管两汉时期,荀子的方向被经学家给与理论上的强化,但是屈原作品体现的方向也时有表现。这不仅与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有关,也和文人的处境与抒情的需要有关。

汉代文人的地位

汉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所以重视经学,完全是出于已被改造的经学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有利,他们最感兴趣的仅仅是能拿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那一部分内容。汉武帝所以广收天下名士,也主要是为了把知识分子控制在自己手中,使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其用既包括为其巩固统治地位出谋划策,也包括利用知识分子的华丽文章“润色鸿业”,还包括把某些知识分子当作宫廷的侍从、俳优,充当宫廷娱乐的工具。对于这些已经当了官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不仅不用,还可能治罪。司马迁就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皇帝而被处以腐刑。就连董仲舒这样曾受到汉武帝重视的人,也因为“妄言阴阳灾异”而被下狱,差一点就被斩首。汉武帝时甚至有个不成文的“腹诽”法。所谓“腹诽”就是心怀毁谤,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内心不满,有意见,却并不说出来。据《史记》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因所谓的“腹诽”而被杀的起码有两人。一个是大臣颜异,另一个是魏其侯窦婴。

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知识分子的荣与辱,全由帝王一人决定。正如东方朔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知识分子是没有个人人格的,他们只是个御用文人,在提建议或执行政令政策时也只有惟人主是瞻。士人们自由择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中国文士命运的根本转变。这些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识时务,适应现实,通过为当前的统治者服务,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入世。或者逃避现实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出世。入世者境遇也不一样,有得志者,也有不得志者。需要说的是,那些不得志,或先得志而后又失意者,当他们感到自己受了冤屈,不被理解,产生怀才不遇情绪时,就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释放胸中的压抑。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天性。

屈原情在失意文人身上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的文人,在不得意时往往会想到屈原,并借怀念屈原或以屈原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怨情。譬如西汉初期曾经积极为统治集团出谋划策的贾谊,后来由于反对他的人的一些流言而失去皇帝的信任,被贬到长沙。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不由得触景生情,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赋中不但慨叹屈原生前的不幸,对他寄以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屈原坎坷的一生自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的不平和不甘屈服的心情。既是吊古,也是伤今。其他如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刘歆的《遂初赋》、刘向的《九叹》等,也都和屈原愤怨世俗、书写哀怨、无所顾忌的精神一脉相承。实际上是借屈原来发泄自己的愤怨之情。即使像帮助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功不可没的董仲舒,在他由于一份奏章,被小人陷害而触怒汉武帝,几遭杀身之祸后,也写了《士不遇赋》来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赋中为屈原、贾谊等鸣不平,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叹息。

如果说西汉的这些人个人情感的发泄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到了东汉时期,崔篆、冯衍、张衡等人的个人情感的表达就比较直接了。比如冯衍的《显志赋》,主题就是自伤不遇。冯衍其人,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终身。他的《显志赋》,流露出强烈的不平感。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最后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文中充满郁抑不平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

张衡更为以赋述志、以赋抒情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因为当时的政治腐败、官场污浊,抱负难于实现,心中郁郁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难实现,于是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生活,创作了《归田赋》。他在赋中构想出一个“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的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幻想在这百草丰茂、禽鸟合鸣、任情舒展的田园里,轻松自由地吟啸、射钓、弹琴、挥墨。这种情志显然不同于《毛诗序》等所倡导的情志了。

以上这些虽然都是以辞赋的形式抒发个人的情感,但其所体现的却是屈原所开辟的道路。

上层文人也有以诗歌形式抒发自己情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衡的《四愁诗》、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郦炎的《见志诗》、赵壹的《疾邪诗》、秦嘉的《赠妇诗》和蔡邕的《翠鸟诗》等。

张衡在晚年“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模仿屈原美人香草的手法写了一首《四愁诗》,倾泻自己报国无门的心情。全诗四段,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一个地名,象征自己四处追寻“美人”(能理解自己的君子)以实现报国的理想,但都因小人当道而无法达到的心情。现录其第一段如下:“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一首痛斥小人的诗。他有个下属叫刘伯宗,此人善于钻营,有一次竟派人走朱的后门儿,想谋个大臣。朱认为此人品德太差,便写了此诗。诗中有“北山有鸱,不洁其翼”,“凤之所趋,与子异域”等句。以丑恶的鸱鸟比刘伯宗,以凤凰自比,形象生动,爱憎分明,尖锐激烈,痛快淋漓。郦炎的《见志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赵壹的《疾邪诗》则是暴露黑暗,指斥时弊。秦嘉的《赠妇诗》写的是思念妻子之情,倾诉的是对爱妻的深深眷恋。蔡邕的《翠鸟诗》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是乱世文人希求全身远遁又惶恐不安的心态。

这些都是文人自觉不自觉地冲破诗必须为政治服务枷锁的表现。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

两汉时期,对屈原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同情屈原,为屈原鸣不平。另一种批评屈原“失志”“露才扬己”“不依经义”。这可以用两个史学家的观点为代表。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比较集中在他的《离骚序》中。他是这样说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翻译成现代语言是:像屈原这样的,显露才能炫耀自己,在危难的国家里和一群小人争宠,因为小人的谗言被国君(楚怀王)疏远,却指责楚怀王,埋怨朝廷,神情忧愁苦苦思索,强烈指责诽谤他的人,和小人们仇恨对立互不相容,投江而死,也贬低了那些高洁狂狷有高尚情操的人。他的《离骚》多写昆仑、冥婚、宓妃等虚无缥缈的事,都不合法度、文章经义。说他兼备了《诗经》的风雅,能和日月争光,就太过了。

班固从他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经义出发,认为屈原的行为是露才扬己,说屈原的《离骚》所言多“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也就是有违经义。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说屈原的作品属于“失志之赋”(他认为屈原的作品不是诗而是赋)。他所谓的“失志”其实也是说屈原作品所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怨情,而非关乎政治理想之志了。

对于班固的观点,另一儒者王勉进行了反驳。他在编辑《楚辞章句》时把《离骚》称为《离骚经》。他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就是说屈原在放逐过程中仍然愁思国家前途,不忘向国君进谏,因而完全符合道义,是天下第一忠臣。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所言都有根有据,不存在有违经义的情况。依王勉所说,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失志”了。

王勉和班固对屈原一褒一贬,看似相反,实则立场一样,都是从尊经出发。班固认为屈原的作法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经典,王勉则认为屈原的作法和作品完全符合儒家经典。两人其实都主张,诗歌所言都必须是尊经合道之志,而不能只是个人的狭隘之志,更不能是个人的怨忿之情。按他们的观点,前面所说的东方朔等人的抒发个人怨情的著作,倒是真正地离经叛道了。这样看来,发生在汉代文人之间的屈原情结已经是言志和缘情之争的前奏了。

“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二

四、“诗缘情”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有三曹、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一大批在诗歌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也有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这个时期的诗坛要求挣脱诗歌必须为政教服务羁绊的呼声更为活跃。大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先说诗人的实践

曹操、曹丕和曹植都是不受礼法约束的人。曹操是个拨乱世的英雄,自然敢于突破旧的礼法;曹丕居太子位,后来又当了皇帝,敢于旷荡不拘;曹植受制于曹丕,因而心存郁闷却又敢任性而行。这样,三曹的诗就有别于那些只为政教服务的诗。曹操的诗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感叹。曹丕的诗则多带有情意缠绵、悲婉凄清、低回纤弱的格调。曹植的诗情采并茂,前期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对于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同时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动乱和表现人民疾苦的诗篇。后期作品则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表现了自己受压抑、有志不得伸的悲愤情绪。他的诗“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范文澜语,《中国通史》第二编)。

曹植以后,有阮籍的咏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左思的咏史诗等,抒情言志的路子越来越广,极大地突破了“诗”只能为政教服务的藩篱。

诗人抒情自由的需要和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也必然在理论上有所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下面一些。

曹丕的以气为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曹丕时说过这样一段句话:“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曹丕是否说过“诗赋不必寓教训”,我没有查到,不敢妄加评论。但曹丕确实说过“文以气为主”。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也确实含有提倡解放文人思想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要闹清这句话的实质,必须先搞清他所说的“气”指的是什么。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里的范畴。我们的老祖宗认为万事万物都由“气”所生,也是“气”的体现。人也是由“气”而生,也是“气”的体现。体现在人身上的“气”,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人的天性、志向、意识、情感、智慧、道德、人格等都是“气”的体现。汉语中有不少带“气”的词汇,诸如血气、志气、神气、才气、骨气、正气、邪气、仁气、义气、豪气、喜气、怒气等等。都表明“气”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气”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上一般称之为“气韵”或“风格”。那么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气”指的是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前后文来看。他在“文以气为主”几句之后,紧接着是“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大意是“气”就像音乐有快慢高低的节奏一样。这显然是指文章的“气韵”或“风格”。而这个风格,不同的人“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而且无法传给别人。这显然是说形成“气韵”的根本是人的个性。在“文以气为主”前面。他曾以“气”评论当时的作家,如说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等,可见他所说的“气”确是指不同作家由于不同个性所呈现出的不同风格。

不少人把曹丕这里的“气”解释为“气质”,这有道理,但需说明。“气质”这个概念,至少有两个意思。其一是指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近似于品质、素质。其二是作为心理学的范畴则专指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和灵活性方面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有点类似平常所说的“脾气”。曹丕这里的“气”应是指人的个性。具体说主要包括情感、意志、个性、才能等方面。以下两点也可进一步说明。

和曹丕同时代的荀悦说过这样的话:“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气之有形也。”

研究过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谈到作家的诗文创作时,也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还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