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东南贫困地区地处云南省东南部地区，系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西自横断山脉南段，东至滇桂边界，北自滇中高原，南达边境线。包括国家和省重点扶持的19个贫困县，其中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红河、绿春、元阳、屏边、麻栗坡、西畴、广南、富宁、墨江、江城、澜沧、西盟、双江、沧源等14个县；由省扶持的有：马关、云县、双柏、镇源、镇康5个县。本区土地面积37138．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92万亩。总人口460多万人，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5％。其中低收入人口约占农业人口的50％左右。少数民族众多，是傈僳、傣、景颇、佧佤、拉占、壮、苗、瑶、哈尼、崩龙、基诺、阿昌、布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该区山高谷深，地貌复杂。制约本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1）水利化程度低，耕作粗放。由于地表漏水，水利开发困难。其他地区山高谷深，灌溉条件差。耕作粗放，粮食产量水平较低，机耕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左右，粮食亩产约130公斤，一些地区粮食还不能自给。（2）资源破坏严重，导致收入下降。虽木材蓄积量较多，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森林破坏和木材消耗严重，很多地区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使木材生产量减少。（3）畜牧业商品率不高。本区畜牧业较发达，牲畜头数较多，但饲养方式落后，没有固定的草场，养肥率和出栏率较低，畜种质量差，达不到役用和乳用的标准。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外销量则更小，畜牧业的产值比重很低。（4）科技文化水平落后。有的县文盲和半文盲比重达55％，少数民族的文盲率达97％。
4．乌蒙山贫困地区
乌蒙山贫困地区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系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北起长江，南到南盘江河谷，西自滇北武定，东达黔西北高原，涉及36个低收入县。包括国家和省重点扶持的32个贫困县，其中位于四川省境内的有筠连、珙县、兴文、叙永、占蔺、屏山、长宁、高县、宜宾、沐川等10个县：云南省境内的有镇雄、巧家、彝良、武定、禄劝、鲁甸、永善、会泽、寻甸等9个贫困县；贵州省境内的有毕节、大方、威宁、纳雍、水城、普安、织金、兴仁、六枝、关岭、赫章、盘县、普定等13个县。土地面积9300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785万亩，总人口约173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1．5％～85％。农业人口1．596万人，贫困人口约占农业人口的50％。彝、苗、布依、回、壮、汉民族杂居。
制约本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1）干旱缺水，自然灾害频繁，地表水渗漏严重，水低田高，灌溉困难。多春旱，有时冬春连旱长达100天以上。冰雹较多，黔西北毕节地区较严重，大方县有雹月达5至9个月。在高海拔地区还有低温霜冻和秋风雨，黔西海拔1300米以上地区，平均每年持续出现10天以上的秋风，9至10月出现5天以上的阴雨天气，不少地区持续20多天的连雨，造成低温冻害，威胁生产，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森林覆盖率低，土壤侵蚀严重，滑坡和泥石流发生频繁。（2）农业基础设施较差，生产水平偏低。现有机耕地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0．17％，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5．7％，每亩平均施用化肥只有9．6公斤。粮食播种面积亩产174．33公斤，每农业人口平均产粮170．6公斤。（3）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由于山高谷深，地形破碎，交通往来十分困难。滇东北有46％以上的乡不通公路，现有公路质量差，常常晴通雨断；不通公路的乡村，只有羊肠小道，靠人背畜驮运输，与外界联系艰难，发展商品经济的信息不灵。（4）人口增长快，地方病较严重，劳动力综合素质低下。
5．桂西北贫困地区
桂西北贫困地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是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本区涉及41个低收入县，其中属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17个，自治区扶持的贫困县12个。面积近11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00多万亩，总人口约1300万，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这里是多民族混居地区之一，有苗、瑶、仫佬、彝、汉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近50％，个别县高达90％以上。
该区地形复杂多样，属喀斯特地貌。有山原、中山、低山、丘陵、平原、台地、河谷、土山和石山等。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8％，平地面积小。气候差距较大，但水热条件优越，降雨量1500毫米至1700毫米。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水热同期，无霜期长，适于多种热带作物与热带林木的生长。这一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各类资源比较丰富，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资源丰富。有杉木、云南松、蚬木、柚木以及热带水果及香料植物。矿产主要有铅、钒、锡、锑、锌等，储量较大，质量好，开采方便。这里有全国最大的锡矿、铝矿和锰矿，储量均居全国第一。水力资源更为丰富，理论蕴藏量达724．5万千瓦。目前已建成大化水电站，装机容量60万千瓦；岩滩电站，装机容量110万千瓦；龙滩电站，装机容量达400多万千瓦。另外还有宜林宜农宜牧面积800多万亩。
本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和问题是：（1）山多坡陡，岩石裸露，土层瘠薄，耕地少，垦殖指数较低。耕地面积仅占总土地面积的7％多，人均水田不到半亩。森林覆盖率低，仅有20％左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粮食平均亩产不足200公斤，还有一部分群众没有解决温饱。（2）人口增长率高，素质偏低，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卫生条件差，人畜饮水比较困难，地方病发病率较高。（3）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商品观念比较淡薄，经济发展缓慢。（4）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较低。主要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及畜牧业比重只占30％左右。
6．“三西”贫困区
“三西”地区是指甘肃的河西地区19个县、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20个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8个县，共47个县。有乡（镇）832个，土地总面积37．9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81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7％，总人口122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80万人，占88．5％。“三西”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境内居住着回、蒙、藏、哈萨克、裕固、东乡、土、满等少数民族120多万人，占山区人口总数的一半。
“三西”地区的主要优势：（1）土地资源较丰富。人均耕地一般在3亩以上，多者可达7至8亩，其中甘肃中部及宁夏西海固地区川原地约占30％，山地占70％以上。还有林地、草地及荒山荒坡，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资源。（2）光照条件较好。年日照数2500小时至3000小时，日温差13℃至16℃，有利于植物养分的积累。（3）水能资源较丰富。黄河中上游的主要水电站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八盘峡电站就在该区，另有乌金峡和黑山峡等河段建站条件也很好。黄河一些支流的水力资源也很丰富。（4）有一定数量的矿产资源。目前查明有开采价值的矿产有煤、铜、铝、锌、锡、金、银、铊等。（5）有一定的农业基础。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和洋芋等。此外，还盛产瓜果、蔬菜、中草药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名特优产品。由于社会、经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干旱缺水，十年九旱。年降雨量150毫米至450毫米，年蒸发量高达1500毫米至2000毫米，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1982年前，由于连年垦荒种植，广种薄收，特别是大旱灾年，群众铲草皮、挖树根，严重破坏了土地生产力和自然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日趋瘠薄，加之缺乏科学种植，粮食亩产不到50公斤。农业结构单一，影响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资源相对超载，致使农业生产与生态日趋恶化，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几十元，约有75％的农民长期得不到温饱，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
（二）西部农村贫困特征及发展现状
西部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但就西部12个省区市而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基础、社会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地区与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距。西部300多个国定贫困县，其中258个是边远山区县，占西部山区县总数的一半以上，210个是少数民族县。这些县绝大多数分布在六大贫困区：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风沙化贫困区；黄土高原沟壑水土严重流失贫困区；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喀斯特高原丘陵环境危急贫困区；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封闭型贫困区；西部沙漠高寒山区环境恶劣贫困区。由于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破坏严重，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落后，群众生产、生活十分困难。除一般贫困地区所具有的特征外，在以下几个方面更为显著。
1．普遍性
贫困面广，发育率高。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西部12个省区市“见者有份”，贫困县比重大，负担率高，平均贫困面广。西部地区平均每省贫困县30．7个，贫困县占该地区县级总数的41．04％。
2．区域性
贫困程度深，位次高。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按省区市分布前五位全在西部地区，其中西南5省区市就有169个县，占全国的28．55％；西北五省区138个重点贫困县，占全国的23．31％。其次从农村贫困人口看，全国592个重点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为5858．9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73％，而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3006．3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51．31％。
3．农村性
均属绝对贫困，且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体。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在10％以上的省区市全国有14个，西部就有10个。比重在15％以上的8个省区市、比重20％以上的3个省区市以及比重30％以上的1个省，全部分布在西部地区。从绝对量上讲，如上所述，农村贫困人口一半多在西部。以1998年为例，西部地区GDP仅占全国的14％，不足中部地区的二分之一和东部地区的四分之一；人均GDP额4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低7374元和1240元。
4．边缘性
贫困集中在以山区为主轴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地区从地形看，绝大部分分布于山区，并受山脉影响而联结成片。在22个贫困地区中，除毛乌素地区、“三西”地区部分区域外，均为山区和丘陵地区，且15个集中或跨越西部。在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的重点扶贫县也凸现了这种地势分布特征：山区多、平原少、丘陵居中间。山区贫困发生率是平原的5．3倍，是丘陵的2．01倍。
三、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的机理分析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对贫困发生原因的解释众说不一。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必须探讨贫困的形成原因和发生机理。贫困及其贫困的形成原因，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学科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三M”理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解释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的禀赋和天资、个人的经济能量和个人的家庭缺陷造成的。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论”，即贫困是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相脱离的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并影响后代而使贫困代代相传。凯瑟·约瑟法提出了“文化剥夺论”，认为穷人文化是一个被剥夺的文化，不适当的家庭经历，使儿童在身体、教育上存在欠缺，年轻时又得不到必要的培训、教育和参与的机会，文化被剥夺了并被排离主流社会，沦落于贫困并世代传递下去。查理斯·A·瓦伦丁等提出了“贫困处境论”，即贫困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认为在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之间，不是文化决定处境，而是处境决定文化。贫困的状况诸如失业、低教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看不到摆脱贫困的前景，使穷人产生自暴自弃的文化行为，并逐渐形成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和反社会倾向的价值观念。只有改变社会环境，才能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贫困状态。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贫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理论，即贫困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论者并不反对个人因素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强调，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个人的选择是不自由的。只要原有的社会结构、制度不改变，贫困就将维持和继续。从人口和自然环境的角度解释贫困，人们看到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给贫困人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样，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土地和资源造成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使人均占有资源份额下降，使贫困化加剧。
显然，上述观点对深入认识贫困现象及其形成机理很有帮助。如果把这些观点进行归纳，我们就会看到，贫困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家庭实际收入的多少，而家庭收入又取决于就业机会、生产和转移支付。获得生产性资产主要取决于该社会通行的土地和资本的分配形式，获取就业机会主要取决于工作机会的可供量和家庭成员受教育的情况，以及技术的熟练程度。而工作机会的可供量又取决于经济组织的方式以及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国学者则主要是从导致贫困发生的制度化特征和经济结构特征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贫困的根源。如“制度创新不足说”，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困地区在宏观制度上处于不利地区和局部范围内的制度创新不足。这种说法是近年来我国学者较为强调的一种理论，但也有批评者指出，这一理论不足以解释在大背景相同的条件下，何以有些地区制度创新很成功，而有些地区不成功的问题。所谓区域性因素说，更多的是从发生大面积贫困现象的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质量、交通运输及生产条件等综合因素中去解释贫困发生的原因。如“农民素质说”、“教育不足说”、“科技落后说”、“土地人口承载力低下说”、“环境封闭说”等。这类理论，在国外经济学界，有诺斯、德姆塞茨、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微观方面看，在我国的操作过程中，有一种普遍的、仅通过观察贫困表象而做出的判断，即“一懒二愚”，强调造成贫困的个体或群体因素，与理论界的“农民素质说”在实质上较为一致。然而，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早已受到舒尔茨“理性小农理论”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