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学者从分工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贫困发生的机理。认为在大多数贫困地区，交通条件落后，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降低了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和交易行为中的积极性。这种理论，从较深的层次解释了带有普遍性的贫困发生的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另有学者提出“贫困陷阱或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就中国目前的贫困特点看，“能力约束”和“权力约束”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的贫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石山区、深山区、高寒阴湿区和老、少、边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得到有效开发，文化、交通、信息闭塞，自然条件对传统的种植农业造成种种限制。封闭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客观上使这部分人丧失了接受技术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而他们的能力又很难针对区域特点，发展产业化农业和优势产业。这种自然——人——自然开发利用的恶性循环式制约，是造成目前我国农村贫困的真正根源。这种分析框架对我国农村的贫困现象也有一定解释力，但与前述农民素质说仍有较强的趋同性，是一种循环式的解释方式。
概观上述种种关于贫困机理的解释，主要的不足在于：许多理论大多停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因此，深层次、综合性强的理论较少，同时，这也是众多的贫困发生成因理论缺乏解释力的原因。而贫困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现象，这既为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和经验观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也对各种理论的建构和验证提出了一定的难度。此外，对贫困原因的探讨和解释，是构思有效的反贫困对策的基础，许多理论必然在操作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修正，使各种理论不断接受实践的挑战。
我们认为，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1．贫困的环境解释
西部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原高寒山区、沙漠荒漠地区、喀斯特环境危急区、黄土高原水土严重流失地区。这些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普遍恶劣，地域偏远、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表现为干旱少雨、植被稀疏、自然灾害频繁，一些地方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以甘肃为例，在中部和东部贫困地区，气候干旱、水源匮乏、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又导致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灾害频繁，旱涝成灾，抗灾能力又十分低下，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丰年温饱，灾年返贫。在甘南贫困地区，山大沟深，高寒阴湿，年平均气温在4℃以下，大部分地区没有夏季，冬季漫长，春秋短促，不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再看云南。云南部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劣，水旱灾害与贫困互为因果。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人口增长过快，云南贫困地区的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垦殖过度，岩石大部分裸露，有些地区甚至失去了人类生存的条件，造成“住在山上没柴烧，住在江边没水喝”的艰难局面。如禄劝县翠华乡出水清村的农民由于山上已无树可砍，只好挖树根烧。怒江州沪水县古登乡有个村的农民为了烧柴，每天从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下到怒江边，打捞上游冲下的木头和树枝。由于自然灾害多，造成云南返贫率较高。云南的自然灾害具有灾种多、分布广、频度高、强度大、成灾重等特点。云南贫困地区受灾后往往断路、断水、断电、断通讯，有的灾害损失虽然只是人均几百元，但对贫困地区来说，几乎等于农民一年的生计。云南省1992年脱贫120多万人，而自然灾害、疾病、死亡等原因造成返贫40多万人；1993年脱贫135万人，当年返贫32．4万人。
宁夏南部山区情况更为严重。宁夏南部山区也称西海固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贫困地区，它与甘肃省的定西、河西地区同属中国政府实施的第一个反贫困计划的三个地区，即“三西”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脆弱的生态系统、偏僻的地理区位是西海固地区贫困形成的基础，生态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益下降。
首先，西海固地区具有破碎的地表形态，雨热不协调的干旱半干旱气候，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限制因素。西海固地处黄土高原西缘及其向干旱风沙区的过渡地带。从地貌状况和水热条件看大致可分两部分，南部是六盘山阴湿区，热量不足，降水不稳，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北部大部分地区是温凉半干旱和温暖干旱区，地表广布黄土，梁峁面积广、地形破碎、风力大、蒸发强烈，干燥度在1．5至3．0之间，不利于农业生产。
其次，西海固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主要覆盖有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土地生产能力低，荒漠化严重，是我国北方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加之人类活动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使当地成为多种灾害的频发区，本区最严重的灾害是水土流失和干旱。强烈的水土流失，耕地减少，使土壤贫瘠，农业生产条件恶化，收入下降。西海固地区的干旱灾害已成为脱贫的一大障碍，据《宁夏南部山区农业问题综合研究》统计，新中国成立后40年，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20％以上）10次，其中旱灾7次，占70％。从1991年开始，西海固连续5年持续严重干旱，使原已脱贫人口有许多重新返贫，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生态危机。
再次，资源贫乏、地理区位偏僻是西海固贫困的又一重要自然因素。西海固地区缺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优势自然资源，除风能和北部光能较多外，水资源、生物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均比较贫乏。西海固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苦咸水、高氟水及缺碘水占有较大比重，生产用水紧张，许多地方人畜饮水都难以解决。矿产资源种类少，缺乏具有开发优势和规模的种类。这些均成为本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西海固地区位于宁夏南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受地貌条件影响，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与周边地区缺乏经济联系。外部的人才、技术及信息对本区影响较小，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
2．西部贫困的制度解释
有论者指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根源，主要应是制度的短缺。因为，只要制度条件具备，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资源、资本、技术的短缺终究可以从引进中得到弥补并发挥应有的效益。但制度短缺反过来却会造成资源、资本的浪费与闲置，造成技术的停滞，使得输入的资源、资本和技术变为继生性的匮乏，即使投入再多，也不会使贫困消除。贫困地区制度短缺的表现主要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素质形态等制度因素与发展市场经济的错位与矛盾。
在制度上，贫困地区由于长期的对外隔绝和自然、半自然经济的自我循环，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使得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和规模化更加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事实上使农户延续了几千年来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使得土地管理使用失去组织载体，造成土地使用上的掠夺式经营，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公共积累难以提取，集体经济的组织功能弱化，各种有效的社会服务体系不能建立起来，农业生产“小而全”，严重阻碍着贫困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上，贫困地区工业本来就很薄弱，资本、技术、人才都很短缺，但是在管理制度上却还囿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体制上，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有长期依赖上级组织的惯性，还没有放弃过去人民公社时期那种统包统配，依靠行政手段规范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管理模式。党政不分普遍存在，很多地方民主制度不健全，家长制作风盛行。
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贫困地区由于长时期的落后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贫困相适应的贫困文化或意识形态。这种贫困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封闭、守旧、屈从权威、崇尚祖先、自满、不思进取、不考虑未来、重农抑商，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产方式，拒绝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憧憬自然经济下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形成了一套与长期封闭落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习惯、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并且这种“贫区文化”在封闭的区域内通过一代一代传递而留存。这种“贫困文化”足以使区域内刚刚萌芽的一点现代工业文明窒息而死。
3．西部贫困的经济解释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普遍滞后。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单一，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以种养业为主，基本上处于农耕社会。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不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效益欠佳。从农业生产来看，贫困地区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受自然条件和人口素质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中无法推广。低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生产的产品甚至难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商品化水平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另外，生产方式落后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显著特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考察，西部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以低层次平面垦殖方式为主要特征，即低素质的生产经营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以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体力劳动为主，直观表现为以锄头、犁、耙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技术手段同自然界进行简单的能量交换过程。这种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广种薄收、单一经营、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贫困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原因。
（1）农业是西部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但西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1999年西部366个贫困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39．8％，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2个百分点。而同期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除糖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奶类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指标不仅低于全国水平，而且也低于西部12个省区市的平均水平（见表6—4）。从单位土地产出情况来看，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和本地区平均水平。这表明西部贫困县经济主要依赖于小农生产，而小农生产的低效益和低再生产能力，决定了西部贫困县经济发展的弱势。
（2）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综合实力很弱，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难度很大。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之前相比，西部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3年底的1937元增加到1999年底的2189元，增加了252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从54元增加到109元，翻了一番。但与全国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见表6—5）。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低于592个国定贫困县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大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值仅为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50％，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37％，与全国相比，差距则更大。
（3）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单一，增长缓慢，消费层次低。1999年366个西部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85元，其中88％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这个比例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个百分点（见表6—6）。由于西部农民家庭经营主要以农业为主，受制于自然条件，因此，收入的稳定性差，风险大，每逢自然灾害，造成收入大幅度滑坡。这也是西部地区返贫率高，产生大量短期贫困的主要原因。
同时，尽管有国家的重点扶持，但西部贫困县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西部和国定贫困县平均水平。消费层次也最低，属于明显的以生存性消费为主的消费模式。
4．西部贫困的社会文化解释
贫困地区经济的欠发达，势必导致社会文化的发育不良。主要表现为教育文化事业落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由于普及小学教育和大力开展扫盲教育，我国人口中的文盲数量和文盲率不断下降，成人（15周岁以上）文盲率由80％以上降低到8．72％以下。据统计，1949年我国文盲数量为3．2亿，1990年下降到1．82亿，目前为0．85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