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及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5岁至50岁的青壮年文盲率1982年为20．56％，1990年为10．38％，1995年为6．14％，目前为4．8％以下，实现了全国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目标。但我国文盲绝对数依然高达8500万，并且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其中一半文盲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贫困县贫困农户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高达29．5％，是全国非贫困人口文盲率的3倍，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的50％（见表6—8）。在广大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因贫困而产生文盲，又由文盲再导致贫困，已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素质低的贫困农民，思想保守，观念陈旧，难以理解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抵制封建迷信、不良文化和歪理邪说的侵害，更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落后。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决定着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贫困地区的很多地方，在生产方式上至今仍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在生活方式上则具有较强的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温饱即安，甚至不饱亦安；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婚丧嫁娶中保留了较多的陈规陋习，互相攀比、讲排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严重，有的甚至不惜债台高筑。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往，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本身发育不良。如今，在社会转型阶段，旧的保障体系处于瘫痪状态，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比较突出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贫困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农村医疗制度解体后，农民看病难度加大，一般要去县城或大城市医院，路程远，交通不便，经济上也难以承受。因此，很多人小病不治，大病没钱治，有些人则求助于乡间游医甚至巫婆神汉。这样一来，农民有病常常得不到及时治疗，直接影响着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二是老年人养老缺乏社会保障，主要依赖子女赡养，由此导致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封建陈腐观念至今仍很盛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科学观念则很难被人们接受。
四、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基本思路与措施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特点的反贫困战略，到2000年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反贫困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1994年中央制订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当时全国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个《计划》根据当时贫困人口分布状况的变化，重新确定了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涵盖了全国72％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西部地区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深重，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支持的地区，从1994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重点扶持。
中央扶贫资金向西部贫困县倾斜。1994年至2000年，除“三北”防护林、贫困农场、康复扶贫贷款、光彩事业等专项资金外，中央累计安排扶贫资金104641元，其中扶贫贷款562亿元，财政扶贫资金166亿元，以工代赈资金298亿元。安排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达670亿元，占扶贫资金总量的64％。其中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达302亿元，占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65％。强大的资金投入，特别是财政资金的支持，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社区发展环境的改善。
加强培训，努力提高西部贫困地区干部管理水平和贫困农户的素质。据统计，自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西部12个省区市，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干部的培训和对贫困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活动，每年参加人数都超过1000万人次。大规模的持续培训对提高西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素质和生产力水平，增加收入，脱贫致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组织开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定点扶贫。根据扶贫开发的要求，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开展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定点联系帮助一片贫困地区的工作。目前，有138个中央单位和部门定点帮扶325个国定贫困县。其中，有74个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帮扶了西部11个省区市的171个国定贫困县，占到西部贫困县数的47％。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带动下，各省区市以及贫困地、县也积极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包村联户扶贫工作。这项活动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工作。
部署安排东西部扶贫协作。1996年7月，在中央的直接安排和部署下，组织东部13个发达省市与西部10个贫困省区开展东西扶贫协作，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和深圳、青岛、大连、宁波13个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内蒙古、甘肃、云南、广西、陕西、四川、新疆、青海、宁夏和贵州10个西部省区的工作全面展开。5年来，扶贫协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据统计，1996年至2000年东部发达省市累计为西部贫困省区无偿捐赠资金和物资达21亿多元，其中东部省市政府拨款11亿多元。东部地区到西部联合兴办企业510个，新修公路4361公里，帮助解决了101万人、108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直接或间接带动西部贫困地区解决了47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合作，加快扶贫开发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和合作有了明显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荷兰、日本、英国等外国政府，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西部地区开展的扶贫项目覆盖了200多个贫困县，提供资金支持7亿多美元。特别是与世界银行合作，由中央政府直接组织开展的西南、秦巴和西部三期扶贫项目，利用世行贷款6．1亿美元，覆盖了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8个省、自治区的88个国定贫困县，受益贫困人口770万人。
尽管西部贫困地区得到了国家及东部沿海省市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并未得到彻底的改观，西部反贫困仍然面临着艰难的任务，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很低，由此确定的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较弱。目前的农村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25元，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制定的人均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的70％。因此，该标准实际上是满足贫困人口最低生存需要的温饱标准。西部有些贫困地区虽然超过了该标准，但生存能力仍然很弱。
（2）西部地区脱贫难度大。东部地区贫困县的农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为1：0．8：0．62（以东部为1），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1：0．91：0．75。此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恩格尔系数相差9个百分点，年末储藏存款和手持现金相差3倍。
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在历史机遇面前取得反贫困的最大效果，关键在于西部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环境，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是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也要靠发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条件，提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群众生活的改善，并逐步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们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不仅要看国外发展成功的经验，也要看国外发展不成功的教训。坚持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加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开发式扶贫的真谛所在。”
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有以下几方面。
（一）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如期完成，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指出2001年至2010年扶贫开发总的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根据这个奋斗目标，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已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的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年至2010年）的总体要求，西部贫困地区在今后一个时期反贫困的重点或核心是要通过开发性扶贫，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所谓“基本需求开发战略”，是指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贫困阶层的收入等手段，来提高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力更生的程度，逐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包括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向他们提供粮食、衣物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畜饮水、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及基本住房等以迅速缓解贫困。（2）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的满足，包括以政府扶持、社会援助、贫困人口参与等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帮助其修建基本农田、基础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及基础电力、通讯设施，以大幅度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条件，为其解决温饱问题奠定基础。由于基本需求开发战略强调贫困阶层直接参与开发过程，使之走上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立之路，并不断增强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使扶贫开发从被动开发变为主动开发，因此，它是扶贫开发的根本之路。
基本需求开发战略是一项被发展中国家广泛采取的用以消除贫困的基本战略，印度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从独立之日起就接过了沉重的贫困包袱。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的失败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促使印度选择满足“基本需求”的开发战略。
1962年，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出了在限定时期内使人们享有一个最低生活水平的满足其最低需求的政策。这是基本需求开发战略的最初表述，也是印度政府把发展农业的重点由改革生产关系转移到发展生产力、试图用变革农业技术手段来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开始。印度政府在推行基本需求战略时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推行“绿色革命”为主要内容。1965年，印度制订了推行“绿色革命”（当时称之为“农业发展新战略”）的具体政策，旨在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运用一系列综合性农业技术措施来摆脱困境、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从而形成了基本需求开发战略的最初形式。“绿色革命”提高了印度粮食作物的产量，缓和了长期以来粮食紧张状况，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至1967年的7423万吨增加到1983年至1984年的1．53亿吨，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年平均增长2．84％，实现了农业增长由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转变。但“绿色革命”主要是在耕作条件和气候较好的地区进行，这使地区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同时，“绿色革命”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都需要较多的资金，这使得富有的地主获益较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因此，在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实行了《缓解农村贫困计划》，进入基本需求战略的第二阶段。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提出了稳定增长、消灭贫困、满足最低需求的战略口号，通过由国家和各邦政府拨款拨粮，在农闲季节进行农村基本建设，用粮食代替现金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农民，在创造农村永久性财产的同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温饱问题的“以工代赈”计划和建立培训中心，对18岁至35岁失业青年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使他们得以自主谋生的“青年培训计划”，以及通过家庭手工业、农村工业及农村日常服务性行业取得收入，把生活水平提高到贫困线以上的“农村综合开发”计划，强调“人民参与”，使贫困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逐步摆脱贫困。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果，使印度从缺粮转变为粮食剩余，并略有出口，这不仅减少了70年代某些年份22％的儿童死于饥饿的现象，而且贫困发生率从70年代的51％下降到80年代的37％。
在西部贫困地区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一方面能够直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建设投资，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收入。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的最基本的目标，是要实现“五个一工程”建设目标，即通过国家扶持、社会援助和贫困人口自力更生，使每一个贫困户人均有半亩至一亩高产稳产粮田；每一个贫困户户均有一亩经济作物或一个水果园；每一个贫困户每年出售一头商品畜；每一个贫困户均有一个劳动力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使之能够发展多种经营、务工或从事第三产业；每一个牧区贫困户有一个围栏草场。这些将为西部农村的真正脱贫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
首先，集中力量重点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与此同时，对贫困地区的扶贫要避免扶贫资金的分散和济富不济贫现象，要集中力量扶持贫困村、贫困户，从而真正达到扶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