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业生产率低，又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下降又引起国内市场萎缩。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下降。最新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上半年，西部12省区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707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1．7％。其中，国有单位4824元，同比增长1 1．8％。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却不明显，2002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962元，实际增长率约为4．1％。
3．使农村污染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
西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尽管繁荣了农村经济，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控制城市人口目标，但是，由于管理跟不上，农村工业化也同时带来了小而分散的发展问题和大面积的污染问题，而且目前对农村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还不能进行集中而有效的治理，这将给全国生态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
4．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价格竞争优势
目前，西部地区和全国农村滞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生产效益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成本日益上升，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如玉米价格，2001年3月份国内市场价格为1．44元公斤，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为0．72元／公斤。
5．影响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人口过多使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很难有突破性发展。目前，在西部地区的农业区，一个人能干的事由几个人做，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难以发展。2000年，西部地区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仅为363公斤，是世界农业劳动力人均产量的八分之一，还不到美国、加拿大的1％。西部地区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的逆向运动，虽与土地资源状况有密切关系，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农村劳动力过多，使农户超小经营规模凝固化，阻碍了农业劳动者对先进技术和先进机械设备的选择，也就偏离了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二、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
导致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策方面的，等等。
1．环境因素的影响
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差有很大关系。西部地区除了关中平原、四川盆地、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绿洲和庆阳地区董志塬外，其余地方不是高山峡谷，就是沙漠戈壁。西南地区多是丘陵和高山峡谷，土地贫瘠；西北地区多是雪山高原，戈壁沙漠，少雨干旱，水资极为匮乏，土壤沙化碱化严重。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西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特别是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等省区，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10人，相当一部分乡镇没有公路，不少乡村没有通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加大了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难度，而且导致了地理空间布局上不均匀和不平衡。
2．经济因素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与第一产业的发展有着负相关关系。比如在甘肃省14个地州市中，凡是工业比较发达、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的地州市，其城镇化水平就相对较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的地州市城镇化水平就较低（见表11—4）。
另外，经济发展落后，使得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西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建设多是国家投资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可以说，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伴生物。而且，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兴起，又是资金分配和使用属地性的结果，因此，那些乡镇企业发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资金筹集相对较容易。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实力不强，造成乡镇财政困难，有相当一部分乡财政自给率为零，支持小城镇建设能力很低。西部地区整体经济落后，造成小城镇建设筹资的难度很大。城镇建设缺乏资金投入，致使城镇发展慢、规模小、档次低和功能低。
3．社会因素的影响
（1）在城镇的社会地位太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后，收入较低一直处于社会下层，使已经转移出来就业的农业劳动者不能完成居住地迁移。
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城市低声望职业就业，使他们在一些岗位和部分行业具有就业的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农业剩余人口将向非农业就业岗位集中的城镇迁移。但是，尽管这种就业迁移在中国发生了，但却没有推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社会因素阻止了农村人口的迁移势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乡镇企业的大幅度发展并没有造就积聚这些人口的地域城镇化，已经发生的“民工潮”也没有带来人口结构性的迁移。过去转移到非农业产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没有脱离农村，其中许多人甚至又回头务农了。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农民工”就业模式导致人口向城镇迁移困难重重，也由于农民就业进城后的就业岗位、工资、生活待遇甚至存在社会歧视等因素，造成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
（2）城乡家庭财产结构的差异。
我国城乡之间的家庭财产结构差异，也是农村人口定居城市的一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财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房产已经成为主要的家庭财产。在住房购置上，城市和农村都有自己的补贴方式。农民工在家乡都有自己的宅基地，它基本上是不动产的主体。离开原户籍地农村向大城市迁移，意味着以付出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的代价置业安家。出于比较成本考虑，农村居民不会举家迁移到大城市。虽然到户籍周围的小城镇安家成本较低，但农村户口的丧失，也意味着在无补偿状态下放弃既得房产利益。出于比较利益的考虑，农村居民也不会轻易迁移到小城镇。因此，仅流动就业，而不定居迁移，就成为许多农民比较理性的选择。
4．政策因素的影响
（1）户籍政策因素。户籍管理的“二元化”是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户籍“二元化”是把居民的户籍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不同户口分别来管理，并且严格限制两种户籍之间的相互流动，两种户籍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有很大的差别。实行户籍“二元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控制农业劳动力长期滞留于城市。事实证明，进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从事的就业岗位，大量是靠自己开拓或创造的。农业劳动力为城镇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城镇的就业容量，其扩容量要大于为他们所占有的就业岗位量。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至1998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口由19573万人增加到20678万人，增加了1105万人。其中，非农村户口从业人员由1997年的13956万人减少到1998年的13696万人，减少了263万人：而农村户口从业人员则由5578万人增加6950万人，增加了1372万人。城镇非农村户口从业人员减少，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明显增加，这说明我国城镇户口的失业人口在增加，也表明进城从业农民的户口“农转非”进程大大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业与农业两种不同性质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虽然开始淡化，但我国户口“农转非”明显落后于人口“农进城”，这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和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突出问题。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2）教育政策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制定和执行的普通教育政策，没有考虑到未来农村人口城市化所需要的人口素质问题。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角度看，当前农村教育存在如下两大问题。
一是把大量未成年的学龄青少年过早推入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由于许多未成年人过早从事农业劳动，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这不仅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素质，而且使他们无法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十几年来，尽管我国政府为改善农村教育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并投入大量的资金，鼓励各种力量集资兴办农村教育，但因农村居住分散、人口增长过快而收效甚微。目前，农村不仅办学条件比较差，而且农村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也比较少。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平均升学率还不到80％，致使大量学龄青少年辍学从业。
二是农村学校教育内容中缺少城市就业所需知识的讲授和培训。在我国农村的各类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技能知识教育中，侧重于农、林、牧、渔从业知识教育，缺少工业和服务业的技能知识的讲授和培训。这样必然造成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只能从事低级技能行业的工作，无法适应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使很多农村人口缺少在城镇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能力，迫使已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再次返回农村。
（3）控制城市人口政策因素。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太低，这是促成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执行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政策，使大量人口．滞留农村，造成了低成本生育抚养子女的队伍日益庞大，这又进一步助长了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给农村人口城市化造成了更重的负担。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增长自动得到控制的社会经济过程。为什么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甚至是负数，主要原因是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城市收入虽然较高，但是成人消费费用、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供子女上学的费用等要比农村高得多，为了生育和抚养子女放弃收入的机会成本也要比农村高得多。在农村，由于消费水平较低，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也很低，特别是劳动力闲置，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极低，有的地方甚至为零；农村孩子6至7岁后就可以帮助家庭干活（如放牧、割草、挑水、甚至种田等），可获得相应的收益。
这种低生育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导致农村多生育的动机很强。虽然有计划生育行政措施控制，但农村超生、多生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而且越穷的乡村，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越低，未成年子女的收益越高。这就是一些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形成穷和生恶性循环的经济机理。
（4）移民政策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制定和执行的移民政策，主要是将这一地区的农村人口移迁至另一地区的农村，很少考虑或没有考虑根据人口城市化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要迁出农村的人口转移到城市。
近几十年来，由于扶贫脱贫、修建水利设施、建设工厂等诸多原因，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农村移民活动，政府为此投入了上百亿元资金，可以说是工程浩大。但是，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都是将农村人口移向农村，很少由农村移迁至城市。如甘肃的扶贫脱贫移民是由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定西山区，移向农业经济条件较好的河西走廊地区：三峡水库建设移民也是基本移向全国各地的农村。可以说，如此投资巨大的移民工程，却放弃了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机遇，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遗憾。因此，改变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观念，对推动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也是非常必要的。
5．认识和观念因素
观念上的障碍和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导致城市化水平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不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城市的建立和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我们可以为城市的成长与发展创造条件，但决不能人为地造市，否则就有可能形成空市和假市。但在急功近利、贪图政绩等心理的趋势下，一些地方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人为造市，盲目扩市，反而影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次，城市的发展缺乏科学的功能定位，“大而全”、“小而全”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又一障碍。许多城市不重视自身的产业特点、区域特点和功能特点，大搞“全能城市”，导致了城市化发展所急需的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推进西部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对策和建议
（一）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发展即将进入快速期。目前，我国工业水平迅速提高，已进入中期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已达36．09％。这些因素都表明，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今后我国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加速发展期，而且国家已初步规划，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达到45％；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8％左右。
我国“十五”期间农村城镇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