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赵丹阳与股市巴菲特共进午餐，这顿午餐广受大众关注，因为这是顿花了211万美元的代价才迎来与股神共餐的机会，关于这次天价午餐，赵丹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赵丹阳解释说：“2007年中国股市进入牛市，越涨越高；香港股市在2004年—2006年期间也是同样的走势。越到后面，我越担心。最后，2008年我们就清盘了，因为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经历过1997年那个泡沫，我觉得大陆股市在2007年的表现，跟香港在1997年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差别，属于疯狂的牛市。”
对于牛市的担心，使赵丹阳有了向巴菲特当面请教的念头：“2007年的时候，我就有了跟巴菲特吃午餐的想法。段永平跟巴菲特吃过午餐以后，他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想法。”
赵丹阳认为自己的人生阅历不够，没有像巴菲特那样经历过几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对很多事情认识不够深刻，但和巴菲特当面交流之后，受益良多。
赵丹阳说，当年他从书店里买到了巴菲特的书，从此对巴菲特的理念非常认可。今天发现书中所述的有关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还是相当准确。
对这次天价午餐，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场“广告秀”，理由是在这次午餐会上，赵向巴菲特推荐了物美商业，尔后该股暴涨。物美商业在午餐会后一度暴涨是事实，赵丹阳屡屡减持也是事实。
但是，只单纯的认为赵丹阳靠午餐来炒作自己也有不合理之处。他已经是蜚声私募界的人物，作为第一只阳光私募的发起人，又在2008年年初率先清盘，躲过了日后的大跌，这些足以说明，他不需要炒作自己。
赵丹阳的投资策略公开报道的非常之少，他的风格比较古怪，他会做非常详实的调查。赵丹阳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研上市公司上。他说过，自己是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希望将纸面上的东西看透。上市公司真实的营运状况、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是其关注的三大重点。
赵丹阳的朋友对其是这样认识的：“老赵以前开过公司，知道做实业很不容易，而且要和形形色色的骗子打交道。在他做投资之后，在判断公司业绩的真假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当年，老赵去银广夏调研，对方不让进。他便去天津税务局查看了银广夏每个月的用电额度。当他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之时，便打道回府。从这一点，他就怀疑这是一家骗子公司。”“老赵对判断公司价值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2001年，在决定是否要买某只高速公路股票前，他亲自到收费站蹲点，数车流量以便观察这家上市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
一位私募人士说：“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资产管理者，他的业绩在短时间内不会是最好，但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他绝对是胜出者。”
对于2010年的股市走势，赵丹阳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中国股市已经恢复理性，2010年的走势将取决于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和上市公司价值的理性回归。他说，“今天的行情已不同于2006和2007，也不会出现2008和2009，它（股市）绝不会再次以一种普遍大幅上涨和普遍大幅下跌的形态来完成。”
过去的2008年和2009年，赵丹阳均业绩不俗。2008年，市场大跌，而他的投资回报率是4%；2009年，回报超过100%，同期，上证指数上涨50%。
智慧锦言。
巴菲特说：“在拖拉机问世的时候做一匹马，或在汽车问世的时候做一名铁匠，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所以，投资者应该把钱投向那些与时代同时进步的产业，这样才能获利更多。
作为合伙人的追随者。
1、巴菲特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的众多追随者中，有很多是巴菲特的公司的股东。他们对巴菲特十分信任，并愿意将自己的财产交由巴菲特管理。这些人成就了巴菲特的财富帝国，同时，巴菲特也成就了他们的财富梦想。巴菲特亲切地将这些人称为自己的“合伙人”。
在启动投资事业时，巴菲特最初采用的是那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古老合伙方式。巴菲特与其他合伙人约定：如果投入本钱回报率低于6%，那么他自己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回报率高于6%，那么他也只能得到高于6%的那一部分收益中的25%。举个例子，如果第一年有10万美元，第二年回报率是10%，即赚了1万美元。这种情况下，6%以下的收益，即6000美元归其他合伙人；超过6%的4000美元中，巴菲特只能得到1000美元的收入。
最早成为巴菲特合伙人的是查尔斯·彼得森，他后来非常骄傲地把签有自己名字的巴菲特合伙公司最初经营协议张贴办公室的墙上，那张贴在墙上的文件显示他投入了5000美元，这是当时巴菲特所能接受的最低投资金额，而对彼得森来说500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彼得森是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首批投资者中的伊丽莎白则是彼得森的母亲。剩下4个人包括巴菲特的姐姐、姐夫、岳父、姑姑。伊丽莎白母子出于彼得森对巴菲特投资才干的信任，毫不犹豫地把钱交给了他。1970年已然气候小成的巴菲特深怕股市江湖过于风高浪急落荒而逃，解散巴菲特合伙公司时，彼得森把自己投资17.75万美元全部卖给了巴菲特，这批股票日后在伯克希尔价值2.95亿美元。当巴菲特重出江湖时，彼得森继续不断把钱交给巴菲特的新公司，这使得彼得森和他的妻子马乔里养成了开飞机的爱好，并一起周游全世界。
1957年，巴菲特27岁，这一年他掌管着三个合伙企业共计30多万美元的资金，年末数字变成了50万美元；28岁时，巴菲特的合伙企业数目达到了5个；4年后，巴菲特旗下的合伙企业数目达到了10个。1963年，第一个合伙公司里投放进去的10万美金在经过了巴菲特炼金炉7年修炼之后，出炉了720万美金。32岁的巴菲特个人身价变成了102.5万美金。
已然成为年轻百万富翁的巴菲特将10个合伙企业合并为“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每个合伙人最少要投入10万美金，才能入伙。1963年，他以7.6美元每股的价格购买了一小部分伯克希尔的股票。伯克希尔日后不仅让世界各地一批追随、信任巴菲特的陌生人成为亿万富豪，也成就了巴菲特的“股神”美名。
在1973年前后，伯克希尔的股价从90美元/股下降至40美元/股，降幅高达56%；在1987年，公司的股价又从4000美元/股的高位俯冲了1000多美元，降幅25%；1990年，公司的股价又从9000美元/股附近跳水至5500美元/股；而在1999年，声称每年要高过道·琼斯指数10百分点的股神在股市里被道·琼斯指数远远抛在了20多个百分点之后。
如果其它的投资者碰到这们的情况，他的股东（合伙人）大多会选择另起炉灶。但是巴菲特的股东却十分坚定地站在巴菲特的背后。之前在巴菲特背影下他们是赚得钵满盆盈的搭便车者，而这时候他们则是巴菲特最坚定的支持者。
1986年的一天，肯纳印刷公司的总裁彼德﹒肯纳在纽约碰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巴菲特的人。于是冒昧地问道：“请问，你是沃伦﹒巴菲特吗？”“是的，你怎么知道？”巴菲特回答说。
肯纳告诉巴菲特，他的父亲莫顿﹒肯纳早在巴菲特合伙公司时代就是其公司的一个投资者，而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伯克希尔的股东。听到这些，巴菲特随即邀请肯纳和他坐飞机同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事实上，肯纳家族的四代人都是巴菲特的“合伙人”。“1964年，我通过亨利﹒勃兰特认识了巴菲特，”莫顿﹒肯纳说。“当时投资需要10万美元，但我只有8万美元，我说服我父亲（马库斯﹒肯纳）投入了另外的2万美元。”莫顿﹒肯纳曾是舒尔逊—莱曼公司的前任执行官，他妻子是本﹒格雷厄姆的一个朋友。到了1990年，彼德﹒肯纳9岁的儿子尼古拉斯，作为这个家族在伯克希尔的第四代股东，也被父亲彼德﹒肯纳带去参加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
2、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
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是巴菲特追随者们难得一遇的可以向巴菲特提问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一睹股神的风采，还可以当面取得真经，因此每年参加股东大会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这其中有两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投资者—伊恩﹒达林和马克﹒尼尔森，他们每年都会不远万里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奥马哈，只是为了聆听巴菲特的教诲。
达林说：“20世纪8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家模仿伯克希尔的公司，而且在年报中也大量引用了巴菲特的话，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听说巴菲特的大名。”于是，达林马上找到了一份伯克希尔1993年的年报。“我们很快发现，这绝对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精彩的经典投资教科书。这份年报马上让我们成为了巴菲特的信徒。但是我们很快也意识到，模仿巴菲特的投资方式很容易，但要真正像他那样去投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家澳大利亚公司不久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达林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是在1995年奥马哈皇家体育场的一场棒球赛上。当时，她和尼尔森坐到巴菲特的座位旁边，向巴菲特进行了自我介绍。当听说他们来自澳大利亚时，巴菲特非常兴奋，因为他们是巴菲特最早认识的澳大利亚人。在此后的问候以及信件中，巴菲特的热情让他们感到受宠若惊：“你们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来到这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待着能经常见到你们。”从此以后，每年到奥马哈成了他们雷打不动的安排。
达林说，尽管路途遥远，但绝对不枉此行。“奥马哈的每一个周末都是我们向这位投资大师学习的机会。每次我们都会满载而归，带着他的教诲、让我们茅塞顿开的想法以及对世纪投资格局的新认识，从奥马哈返回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