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拉蒂埃在《巴黎不复存在》中写道：“游手好闲者，这些我们以往常常在路边和商店橱窗前遇到的人，这类似在非在，飘荡闲游、毫无意义的分子，这类总是寻求低廉的冲动而除碎石、马车、汽灯外一无所知的人……现在变成了农夫、酒商、纺织工、制糖工、钢铁大王。”
②在当代城市，文化属于大众的文化，文化消费和文化市场主要要考虑大众。
当代城市小说是大众崛起的标志。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说，“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也许直至最近才广泛获得了小说赖以存在的这两个基本条件，因为，他们都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
③小说的兴起是同小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特别是满足城市市民的需要。所谓大众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当代都市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
①现代都市工业中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英文为MassCulture(大众文化)，城市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里大众文化刺激人们的感官，吸引城市大众的注意力，而且当代城市商业机制掌控着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口号不断，此外，城市的视觉、影像、形象等视觉文化出现，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不朽》中说：“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这种“意象形态”就是大众文化的这种转变。视觉符号、影像符号生产兴旺，皮尔·卡丹时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电影、爵士乐、摇滚乐等消费文化风靡全球。
这就是城市大众的美学现实，“整个社会的文化所要求和规定于艺术活动的，是在一种特定“审美形象”的构造中重新显现文化精神/价值的具体存在形态，使大众从独特的建构行为和结果上直观自己的处境；现实文化进程及其利益所要求于艺术家的，则是充分体验、观照和表达当代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产物。
艺术家不但作为艺术创造主体而现实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且作为大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和当代文化精神/价值的直接观察者，现实地构建当代人类文化实践构成的独特形式。”
②城市大众之间的审美距离消失，艺术与日常生活距离销蚀。“观众和艺术家之间、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一种距离的销蚀，人们把这看成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和审美距离的销蚀。”
③艺术成为城市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对象。当代城市的大众的审美特征，首先具有商业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社会，大众的审美着眼于人的深层无意识的欲望。其次就是流行性。大众的审美追求是时尚和热点的东西，并且从对真善美的追求转向对感官的审美追求。
首先，城市时尚是摇滚时尚。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知名的摇滚乐队，有美国的“披头士”、英国的“滚石”、美国的“混浊”、“杰弗逊飞机”、“性枪手”等，80年代有“警察”、“王子”、“U2”等。同时出现了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新一代摇滚巨星。城市摇滚的潮流波及世界各地。在中国，西方的某些思想意识及美学趣味随着摇滚的来临而成为城市青年们所追求的时尚。摇滚乐和摇滚舞开始成为新的城市浪漫的主要走向。城市摇滚的产生具有相当深刻的会和政治内涵，它以个性张扬和感性解放为中心，全面背离政治化的人生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化的单面人生，因此，他们以反抗的姿态出现，表达城市的力量、美、躁动和苦闷。城市在摇滚中狂欢。“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它与一切永存、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面向未完成的将来。在狂欢节期间，取消一切等级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会隔阂的背景下，人们之间这种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整个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本质部分。
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
①20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时尚的时代，人们的意识荒诞，生活没有逻辑，他们在对传统的反叛中寻求精神的寄托，以非披头士的出现，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东方，同时他们也改变了城市人的思维理性主义的态度对现实世界做选择。小说《你别无选择》就写了这样一群教师和学生。我们来看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各种选择：董客有庸俗的市民习气，喜欢卖弄，故作高深，写文章有时连标点符号也不用。小说一开始就写李鸣要求退学，但得到的回答是“你除了作曲，别无选择”。
他对追求的目标感到困惑后，无心做习题，不去琴房练琴，躲在宿舍里画课堂上几位先生的面孔，他说，“我得承认我不是这份材料”，他选择了躺在被窝里读小说。石白平庸、无主见，和谁也不来往，却相信贾教授的话，要“作一个神圣的、有教养的、规规矩矩的音乐家”他活得像一首“一连串不均等节奏和不谐和音”的钢琴曲。马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却爱在买的书上登记记号，画上私人藏书的印章。戴齐的钢琴弹得好，人长得修长苍白，他想转到钢琴系去。指挥系的聂风潇洒，喜欢跟女孩子泡在一起。用功的女学生“时间”对恋爱却不那么认真。森森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专心于创造，追求“妈的力度”，寻找自己民族的灵魂。
孟野的作品中“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一种永远渴望超越自身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他“用手勾住大提琴的弦，猛然拨出几个声音，然后把弦推进去、拉出来；又用手掌猛拍几下琴板，突然从喉咙里发出一种非人的喊叫”。结果，他因与女友结婚被告发，被勒令退学。作者写的那个“好”学生齐白每天练琴，连谈情说爱的时间也没有，但他学琴15年，小提琴一拉就走调。
可是他们既然生活在音乐学院里，就没法不选择音乐。《你别无选择》讲述的是一代人的命运，“是特定时空下，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黄子平语）。这篇小说主要用现代小说写作技巧书写了城市骚动不安的心态和情绪状态，写了这一代年轻人走进大学殿堂后意识到自己与上一代人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信仰。他们叛逆传统，他们在主流意识形态面前，表现出荒诞的生存意识，他们的形象平面化和符号化，追求“妈的力度”。
摇滚乐是城市时尚的表现，摇滚乐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更加体现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拒斥。“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将披头士四人乐队和滚石乐队称为摇滚乐的“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暗示了这一点。这一点所暗指的那种叙事可能是以下内容：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行为之后，摇滚乐在70年代被纳入正典，结合进了文化业；即使其最前卫的代表当时看来也在探索与当代先锋派美学相联系的实验性或模拟实验性风格；这形成了实验性音乐与正统音乐的矛盾的、但尚存争议的“现代主义”混合。在70年代后期接着出现了庞克和新浪潮音乐，出现了与之相联系的乐队，如冲突、性感手枪等。那些乐队通过重返劳动阶级和不满现实的青年的生活，重返摇滚乐的最初能量和本源，旨在纯洁已经变得贵族化的“殿堂摇滚乐”。
其后接着的是具有80年代和90年代特点的风格上的迅速多样化——哥特、新浪潮、格伦治、念唱、嬉皮劲舞乐、技术、豪斯以及雷夫。”
①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青春、欲望、狂欢，成为对生命的诠释。“我”主动离开体制化的歌舞团，成为一个流浪在街头的自由的摇滚舞者，而市场化经济的兴起又使他找到表演舞台和理解支持摇滚艺术的群众，当“我”开始在剧场跳霹雳舞时，全场观众为我击掌打拍，在这种生命激情的发泄的快感中，“我”的人生价值得到真实的实现。摇滚青年代表平路单刀赴会，但他失败了。因为他太有个性，太反叛，太摇滚。没有人稀罕真正的摇滚艺术。摇滚经纪人对平路说，改一改脾气再来，“反叛精神”是广告宣传的需要。“对外反叛，对内听话”
正泄露了市场意识形态中批判的虚伪性和铜臭味。这里包含几个矛盾：“第一，摇滚(艺术)与公众的矛盾。底层人(农民、市民无产者)与上层人(权力和经济的上层人)想法基本上一样。
摇滚(艺术)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农民渴望的是尽快致富，变成上层人(老板)，而老板也是由农民量变而来的。底层人需要上层人允许或支持他们致富；上层人希望底层人努力拼搏，证实他们的伟大预言，他们是一对精神兄弟。因此，他们需要的是“秩序”，并不需要反叛(摇滚、艺术)。第二，摇滚(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反叛”只有成为一种“声音符号”才能被商业接受。
也就是说，“反叛”必须放弃动词的属性，仅仅成为形容词：反叛的，才可能与商业结缘。摇滚青年之所以能表里如一(日常行为和音乐形式)地反叛，不被抽象的意识左右，不被形容词化，就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内容中加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因素(包括毒品、性、暴力等自杀性的因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勾起了消费欲望的元素，商业看中的正是这一点。第三，艺术与商业的矛盾，最终以商业文化本身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了。商业秩序害怕反叛，商品销售却需要“反叛”(它的惊人性，它的新奇性)。
“反叛的意识形态”成了一种商业修辞。文化掮客在批发“反叛”，为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在消费快感中放弃反叛。因为摇滚(艺术)成了一种专业，代替消费者宣泄愤怒的情绪。
这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摇滚青年平路，用自己的失败和死亡，揭穿了摇滚(艺术)被收买和消费(流行)的秘密。”
①此外，刘索拉的《寻找歌王》也真实地再现了现代青年追求时尚而困顿、焦灼和无所依的心态。女主人公随青年音乐家B辗转于南方荒山的山岭寻找传说中的歌王，但受不了艰苦，又返回城市。“我”交庸俗的朋友，出卖自己的歌声，以填补心灵的空。
无论是《你别无选择》，还是《摇滚青年》，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创造力的挑战与主体精神的反叛。邱华栋在小说《乐队》中通过一个摇滚歌手所说：“我们要唱的歌要像一把尖刀带着血和精子一样，用一种宗教般的哼哧，传达躯体解放时的欲望升腾与升华。摇滚就是当代最好的表现形式。”
其次，城市时尚是身体的庆典。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发展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资本与信息的运作成为生产与消费的主要一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被市场经济的逻辑关系所取代后，商品的占有已经不仅仅是基于人们的生理需求，它越来越脱离其简单的使用价值，从而成为某种精神性的事件。在大众的时尚追求中，普通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被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美的意象所附着、置换，商品的占有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所激起的是快感、娱乐、狂欢和自我陶醉等功能。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所传达的是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节律和图景。它是一种身体的狂欢与庆典，是感官享受。
其中描摹当代城市现实的《废都》就洋溢着浓烈的商业气息，几乎处处都包含着“力比多”的把握和控制。“《废都》中最引人注目的，引起读者议论最多的是“□□□□□(作者删去××字)”。这一模式当然是对社会禁忌和话语权力的装腔作势的故作畏惧和尊重。这显然模仿文化机器为保证话语的规则不被打破而对本文的删节方式。但这里的矛盾是，原有的对本文的越出话语的限制部分的删节是存在未被删节的“底本”的，这一“始源”的“版本”的存在是人所共知的(如被删节的《金瓶梅》)，只是由于话语规范对之加以不消除的擦抹。但贾平凹却给“作者”本人赋予了双重的身份。这里进行删节的不是文化机器，而是“作者”。“作者”“/删者”诡异地同一化了。“作”与“删”变成了同步的过程，任何读者在面对被无穷复制的文本时会发现，他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补足这些“□□□□□”，这些删节变成了对他的戏耍，也是对他的强烈的吸引。
贾平凹以这种方式抑制作者的权威，但又以一种新的途径重建了这一权威。因为任何读者的想象永远不会有一个谜底，任何读者都无法与作者讨论那些玄妙的删节。于是，这些虚构的删节就变成了这个关于庄之蝶的故事的最为吸引人的风格的标记和代码。”①其实，身体的狂欢是城市时代的流风，欢宴放饮，笙歌软舞，优伶小唱等成为日常生活，这是城市市场和传媒的用心，也是城市市民的空虚浮靡后审美大众化、世俗化的外在显露。
二、世俗城市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