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尚俗，消解崇高，以俗为本。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迅速物质化、市场化、商业化，世俗的文化不再把精神价值当作自己的美学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当作现实的城市主流。小说经典开始大众化，尤其城市小说不再启蒙民众思想，而追求感官刺激，追求市场，走畅销路，小说世俗化了。“因为市民文化是一种商品文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与市场运作的规律使市变得很实际，崇高和神圣在世俗的利益面前变得虚无缥缈，赢利、赚钱是最实在的、第一位的，在市场竞争中要遵守的是市场的“游戏”规则，侈谈崇高和神圣是可笑的。首先，市场交换泯除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与人之间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贵族的光环在市民中是不起眼的。因此，世俗化成为市民文化的一种本色就是一种逻辑必然。对于市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来说，消解崇高，以俗为本，亦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叙事立场。其次，世俗化成为市民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认识，另一方面也出于适俗的文学市场运作的要求。世俗化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主题上的反崇高性和题材上的日常琐屑化。这些作家躲避崇高，消解崇高，他们不再从事“宏大叙事”的史诗的创作，而着力于对市民生活表象化、琐屑化图景的再现，以俗为本。”
①城市小说写作走向世俗化，牵涉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宗教意识对文学的作用，城市小说给城市市民读者群提供了一种娱乐、游戏、悬念等感官感觉，这种俗的城市小说书写城市的真实生活的常态，力图呼唤起城市市民心灵深处的最隐秘的共鸣，从而使城市小说获得了超文本的审美价值。“要知道这是中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早熟的政治专制体制，文人阶层虽然不乏有人位及人臣，但是在那虚火旺盛的庙堂之上，除了歌功颂德，哪里容得更广阔更自由更真实更人性的文学？因此，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其勃勃的生命力一直表现在庙堂之下，民众之中，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史和发展史。流传至今，拥有无数读者的一批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都写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成为名着，拥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在中国这种农业社会里，中国的小说只能在俗世获得生命力，获得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自由。小说由产生到现在，从来都是一种通晓世俗蔑视庙堂的艺术，我们历代的优秀作家，无论是他们的艺术直觉还是理性思想都是在热情地肯定世俗生活借以求索和攀援资本主义的现代精神，所以我们说大俗即大雅。”
②实际上，“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学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以及对于这些追求与权利的法律保障要求，这是合理的人性；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性和动物性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体系的最基本起点；也是将贫困庸碌的小农社会提升为健康向上的市民社会的必须途径。追求、创造、认识和驾驭物质生活是精神世界提升的前提。”那么，“俗”的世界里，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活力的输入。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胸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的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开始煞费苦心地扭转。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市民？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①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恩格尔系数降低了，而庸常的世俗生活的市民阶层大量涌现了，体现市民世俗生活的话语也浮出水面。王朔就自称为“俗人”，他的小说是对人生的反讽。王朔“深知传统与秩序的惯性力量，便只好选择一种变形的传达方式和策略：披上“痞子的外衣”，以“痞子语言”讽刺世态人生。他的小说用俚语反讽每个人，包括他自己构筑的“痞子形象”，以此去消解一切假想的语中心与权威，力求显现都市的边缘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放荡不羁的人生选择。虽然王朔旨在解构既往的“政治-理想”神话的后现代文化意向，对于人们告别那种影响社会发展的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潮及非理性的狂热心态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促进精英文化走向与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话，也富有某种变革的催化作用”
②因此，王朔的城市小说具有反价值倾向。王朔“他既然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价值观，他就必然会对既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和知识分子文化价值观形成威胁和否定，并且通过非智化而否定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功能；这样，他也就必然会受到来自知识分子方面的反击”
①王朔自己说得很清楚：“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
《空中小姐》《浮出水面》还没有做到有意识地这样，它们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的，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给这帮人打个招呼。”
②《编辑部的故事》“跟《渴望》差不多，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渴望》是给中年妇女们看，《编辑部的故事》是给小青年看的”
③王朔把终极的审美超越变成了世俗的审美，他以玩文学、码字儿的滑稽形式进行“俗”文化的创作，以这种反讽方式去反叛传统的“精英”情结。他的口号是“我是俗人”，这里的“俗”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价值呼唤。城市小说在反崇高这一点上，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几篇作品，就是最早的文本。“它们已经将人们的视线引入庸常，让我们看到凡夫俗子们的浑浑噩噩、了无雅致的生活现状。但这些作品并未成势。在反崇高这一点上，它们并未给人造成特别强烈的印象，人们的注意力大半被吸引到它们的哲学性主题上去了。摆开阵势、目标明确并乐此不疲地对崇高加以抨击、嘲弄的大概是王朔。他几乎将从前文学作品中所有一切象征着神圣、崇高的形象以他特有的方式(王朔式的调侃)而将其于瞬息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就瓦解掉了。但由于他过于“明火执仗”，过于工于这一方面的心计，加之有点漫画化，使许多人不能接受他的作品，甚而有贵族化者耻于阅读他的作品。”
④城市小说还有“性别僭越”的“反女性”风格，如徐坤说，“每一个身处男权语境中的女性，如果你想从事写作这个行当，想在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都可能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内心的忧惧，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种情绪特别普遍，可以说是一种“花木兰情结”，我们只好女扮男装。要想打破这种状况，也不太容易，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需要一代一代的作家知识分子或者女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直到人家不再把你另眼看待了，一提起来不再说这是个女作家了，就跟提起男作家男学者一样，不再有什么特殊的意味了，不再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了。”
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小说反现实的一面。《烦恼人生》真实地描述了普通市民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尤其是处于城市底层的他们的生存本相和生活原状。小说从“半夜开始”写印家厚的儿子雷雷摔到了床下。老婆破口大骂，说这地方简直不是人住的，是猪狗窝，他印家厚连间像样的房子也搞不来，不是个男人。一家人又睡了个回笼觉，五点多印家厚便又起来了。工厂远离他的“窝”，坐汽车、换轮渡得两个多小时。印家厚急急进了十户人家公用的卫生间，又去厕所，都是排队。然后给儿子热牛奶，催促雷雷起床，一切收拾停当。印家厚在一家轧钢厂当操作工，操作的是日本进口的机械。他的操作台在玻璃房间里，只要按电纽就行。下午，车间里来了一帮身份不明的参观者，车间主任点名让印家厚上操作台。接着工会小组长哈大妈来收礼钱，车间一个印家厚听都没听说过的工人结婚。后来是厂长来电话找印家厚去谈话，让印家厚帮助厂工会组织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的联欢会。下班回家照例是一场拼搏。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雷雷碰见幼儿园的小朋友欣欣，两人热烈地叫唤。印家厚与欣欣的母亲，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就孩子问题扯了许多。
吃晚饭时，印家厚与老婆讨论了半天物价问题。老婆总是劝印家厚多吃菜。老婆临睡前忽然告诉印家厚，她的表弟明天来武汉玩，就住他们家，印家厚无言以对。
半夜时，老婆抽抽搭搭告诉印家厚，拆房的通知已经下达，以后他们没房子住了。《烦恼人生》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青年工人印家厚一天当中繁杂而近乎琐屑的生活。从赶轮渡、跑月票、挤食堂、上菜场、孩子跌伤、老婆怨怼、住房拆迁、奖金泡汤等，写了一个武汉市民的生活烦恼。池莉淡化现有城市价值，零度情感叙事，试图呈现城市市民原有的生存状态，揭示生活本来面目，为城市小说树立了一种新的审美规范。池莉说，“我的作品有诗意，我一点也不否认，一直都是这样，始终贯穿着的，我的宗旨从未变过。从《烦恼人生》开始，思想比较定型，就是一定要致力于把中国人的生命本质表现出来。其实，每个作家对生命本质的追求都是一致的，只是呈现出来的画面、状态不一样，具体到达哪一步不一样。只要是作家，都在追求对生命本质的表达或表现，包括卫慧、棉棉她们(当然，对她们创作的实际结果和影响姑且不论)，都有这样的追求，只是个人选取的生活面和人群各不相同。我不否认自己有追求，我当然有追求，我的追求就是要把中国人的生活非常逼真地表现出来，我的追求就是中国人的生命本质、日常生活的本质，而不是宏大话语，不期任何其他的东西。我正是认为没有人致力于表现中国人非常逼真的生命本质，所以我要表现。而且，我认为，这种生命本质是诗意的，无论丑还是美都是有诗意的，因为，丑陋也是美，是生命挣扎的一种美，生命本身，无论是贫还是富，是雅还是俗，是豪华还是破落都不妨碍美的存在。美是不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任何物质碎片，哪怕是垃圾也可以很美，我们对美和诗意的认识范畴应该更宽泛、更个性。像罗丹雕塑的老年妓女，你不能说她很丑，因此，你也不能说描写穷困生活是丑陋本身，认为描写太像就是认同”
①池莉在写完《烦恼人生》后，又写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合称池莉的“新写实三部曲”，真实演绎了城市市民的世俗的日常生活。此外，方方的《白梦》《白雾》《白驹》《风景》等小说也对市民的灰色的生活和生存意义拷问。这些小说都对世俗的城市生活进行描绘，迎合了当代世俗化的城市物化现实和读者的审美心理的需求。
三、城市颓废的审美观
在《西洋近代文艺思潮》中，厨川白村曾指出“都市病”是近代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都市生存竞争最为激烈，而现代物质的膨胀使都市人从早到晚视觉神经与听觉神经都要经受刺激。“蒙受近代文明恩惠最多的是都市，受害最深的也是都市。”从居住地域情况看，中国现代最活跃的作家(也可以延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生活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大都会中，尤其是20年代末新文化运动中心南移之后上海成为各类文化人的集聚之地。从个人出身看，现代作家大都是为时代浪潮从村社文化背景中裹挟到都市文化背景中来的，普遍面临着由乡下人到都市人的转型过程。这样，中国现代作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着种种都市病的袭扰，并且时常对这些袭扰做出相应的心理反射和情感选择。”
①王朔写了城市少年的心理成长历程，如他早期的言情小说《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其主人公不自觉地表现出王朔的“顽主”特征，初步显示了王朔善于捕捉城市情绪的能力。《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则有意识地将市民阶层独具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行为作为叙述的对象。《顽主》《一点正经也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和《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作者在虚设、假想的玩世游戏中完成了对“顽主”们心态的描摹。
90年代以后的《动物凶猛》把一个少年在其成长阶段的经历和心理表现得毫无遮拦。小说中的“我”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但他和王朔笔下的成年顽主一样，讨厌学校的教育，旷课逃学，打架斗殴，追逐女人，争风吃醋。王朔把他们在少年时代所经历的隐私、冲动、性幻想、潜意识全曝光。刘索拉、徐星、王朔等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些青年，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已被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他们不得不陷入迷惘与颓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