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种日常生活就是毫无诗意的一种繁琐，绝对不是生活的本质，而是悬置于强大的生活之流上方的恍恍惚惚的东西”(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张大民的日常生活正体现了20世纪80~90年代市民的文化心理、做人原则、道德理念和价值立场，这种生活意义是平面意义。小说家并不是要刻意消解这样一个生活意义，而是如刘震云所说，“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
②。但是“这时候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很难说得上是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而是和大多数社会族群以及叙述主体的现实生存同气连枝的一种文学的日常生活想象。许多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在追求细节真实的同时，都存在着把“生存”这一命题过于技术化的倾向，即过度凸现生存问题的重要性和生活苦难的严肃性，因此不惜把真实的生活图景搬运到文学的审美表达中来，造成文学和生活的同一化”。
③《狗日的粮食》《闲粮》《不谈爱情》《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等作品中，粮食、性、声名、婚姻的焦虑等生活枝节问题，如巨大的羽翼覆盖在文学叙事的表面，充分技术化的生活苦难细部展示。刘震的《一地鸡毛》写了北京某小公务员一家的日常生活。其中写了睡觉、起床、洗脸刷牙、买豆腐、和保姆纠缠、请客吃饭、上班下班、调动工作、孩子入托、买白菜、卖鸭子等琐屑和零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非英雄化的，我们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不必用什么价值来审视或者观照，它只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再现。朱文也有对细节不厌其详的发现和描述。比如作为成年男人的“我”陪远道而来的父亲吃饭、洗头、看电影、找“小姐”的那本流水账。类似的故事还有《五毛钱的旅行》《小羊皮纽扣》等等。对世俗的、日常的生活故事作铺张的细节探索。韩东等人的小说在表面上似乎无法与新写实小说相区别，但是这些小说同样也注重“日常性”。韩东的《房间与风景》写了孕妇莉莉被楼旁脚手架上的一个不明身份的建筑工人窥视；莉莉夫妇从此开始反窥视，而随着脚手架的不断升高，最终这位孕妇生下一个残疾的孩子，而与此同时一个建筑工人从四十多米高的吊塔上摔下身亡。“朱文的《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我们还是回家吧》以及《吃了一只苍蝇》，所表现的主题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主题。环境中的心态变异、现实的“恶心”、精神家园的失落与追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出现的经典市民小说的叙述本体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它们构成了一般意义的对大众生活的审美寻，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浓重的形而上的色彩。”
①何顿在9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如《我不想事》《生活无罪》《弟弟你好》《太阳很好》以及长篇《就这么回事》等，对当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给予直接的表现，并且揭示了渴望致富是如何支配城市市民的生活愿望和日常行为。“何顿的写作没有与文学史对话的愿望，对存在与意识之类的复杂关系，他一概弃之不顾，他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他的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性的叙事，带着生活原生态的热烈和躁动，使那些粗痞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无法拒绝。”
②对于刁斗的小说，比如《骰子一掷》中就是写他的妻子芮英就是因为有了一张婚姻的王牌，就可以无中生有，对他进行肆意的讨伐和人身攻击，在那里根本就谈不上一点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到了《证词》里，个人的生存质量就很高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铁军的生存上。“实际上通过铁军的选择和逃离，你对人的思考已经由生存层面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思考了，就是说，你的存在应该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存在，你在这里所表达的似乎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存在。人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自由与否，它应该是一个衡量人的存在的质量的标准，日常生活的不自由深重地压迫着个人，而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表达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不自由状态的抗议和对于自由生活的选择，所以铁军一旦意识到自由被威胁，他就要逃离日常生活，逃离道德和政治，逃离扼杀个人自由的社会婚姻。我想，这部小说是否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理想，追求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只有实现了日常生活的自由才能真正地实现个人存在的自由。”
③这些年轻作家的时代是日常生活的时代。的确，我们的文学在进行了那么多年的宏大叙事之后，是应该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了，回到日常生活就是回到人。李洱说：“如果我的理解大致可以成立的话，我想现代艺术就是拿日常生活来开刀的，所谓的后现代艺术就更别提了，他们甚至拿小便器做文章。面对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小说找到了它的叙述空间。能否对日常生活做出准确的文学处理，对于小说家来说，一直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知识分子的日常期。
生活更有喜剧性，借用你刚才引用的梅特林克的“心灵悲剧”一说，可以说眼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了悲剧。写日常生活，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个人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受到了威胁，日常生活是个人、权力和历史相交错的最真实的地带。你提到的“悖论”一词，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一个基本的悖论在这里也就出现了：写日常生活，既有消解的意味，同时又可能被同化，也就是你说的丧失最起码的写作立场。起初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后来就变成了糖醋排骨。”
①贾平凹说：“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年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②生活在文学中，位置是极其重要的。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毋庸置疑。而“日常生活”这种提法却很少出现在相关的语境里。在左翼文学、文化取得支配性地位，整个文学呈现出一种一体化的面貌与趋势的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它的一些替代性或关联性的指谓，都始终处在一种被怀疑和批判的地位。城市小说家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有意回避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而写作个人的日常生活。王安忆说，“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③王安忆认为小说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只能用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④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诗意挖掘。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城市的故事”，王安忆小说中一幅声色各异的弄堂生活画卷徐徐展开。“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
⑤这篇小说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命运，王琦瑶的死暗示了上海某个历史时期的终结，一种上海的城市生活和市民精神的消失。第一章从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写起带出王琦瑶上场。虽然《长恨歌》让人想到唐代白居易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但王安忆并不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只写了王琦瑶的平平淡淡的一生。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有一种平民的精神。她写了城市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的变迁。“1946年的和平气象就像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这是1948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可它什么也不知道，兀自灯红酒绿……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196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1965年是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王安忆写都市日常生活，并不绕开政治去叙述。王琦瑶被置于都市政治的背景之中，城市的变迁也会影响到人的命运的变化。王安忆在小说中形象地揭示了政治运动与都市人生的关系，“这个夏天里，这个城市的隐私袒露在大街上，由于人口繁多，变化也繁多，这城市一百年里积累的隐私比其他地方一千年的还多。这些隐私说一件没什么，放在一起可就不得了。是一个大隐私。这是这城市不得哭不得语的私房话，许多哭都源于此，又终于此。”《长恨歌》写了上海的风景图：弄堂、流言、鸽子、闺阁等。王琦瑶盛开在30年代的旧上海，她历经成为上海小姐，委身旧官僚，流亡，新时代与苏联少年同居，为女儿付出后半生，历经战乱、解放、饥荒、“文革”、新时代这40年来的时代变迁，但唯一带来的是青春和心理的改变。
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是20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的记录人和传言者。我们来看王安忆对上海城市日常生活的记录，如王安忆对上海流言的描写：“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黄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
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这些流言有一种蔓延的渲染的作用，它们会把一些正传也变成流言一般暧昧的东西，于是，什么是正传，什么是流言，便有些分不清。流言是真假难辨的，它们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也是一个分不清。”等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的代言人，作者想用文学的方式写城市的历史，复制城市的日常生活，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她的一切都是在这都市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包括她的生存空间、生活观念、本能情感、生命力量等。
这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城市小说史就是作家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记录史。王琦瑶是上海日常生活史的见证和上海性格的化身，她周围的人也是上海内容的象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肯定了女性主体世俗性、民间性的内涵，在对女性边缘、琐细的生存意义的展现中追问男权社会主流中心化的生存意义，作者试图建立一种新日常生活的女性美学理念。“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
①正如艾云说，“王琦瑶正如同上海，她其实一直讲求一种秩序和保守，别看有李主任解放前将她在爱丽丝公寓金屋藏娇，她似乎也是困于生计多过情感，并且很快就各自东西，避免了日后的难题。这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守住平淡和日常细节，有一些的心计用来对付度日，却不是不满现状动辄发怒激烈不已，也不是躁野不羁闯荡江山的女人。”
②王琦瑶“她是游寓于体制之外的，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和集体劳动。她的职业是私人性的，她的个人生活因此看不出政治运动作用于个人的痕迹。她不靠工薪生活，也就没有卷入集体运动的烦心，也没有工薪阶层的那份奔波劳碌。她消消停停的有几分闲散，却又不在闲散中琴棋书画，她没有太过高雅的嗜好，她严格说来算不上一个知识女性和文化女性。她很会在细节处玩味品评。她没有过远大理想与抱负，也没有学习去过内心的精神生活，她对时事政治并不发表什么意见，她只是让每天重复的生活尽量过得有滋味一些”
①。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烦恼人生》（池莉)、《一地鸡毛》(刘震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你是一条河》(池莉)、《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长恨歌》(王安忆)等一批经典性的市民小说中，作家们开始把日常生活作为叙述本体，呈现日常生活的本真面貌。作者刻意剔除了五六十年代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意识形态因素，着意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直接承继了王朔小说的风格。王朔这种思想意向可以被称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王朔小说特色的那些精彩对话大都是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转喻式引用，特别是“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王朔撕去了政治和道德的神圣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示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王朔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潜在而又暧昧的怀疑情绪，直接危及现行意识形态的原命题。人们依靠的本质观念，人们追求的目的被彻底消解之后，人变得轻松自由，胆大妄为。王朔的那些嘲讽性对话不过是人物“反本质”行为的注脚而已。”
②王朔赋予人物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个人恰恰是在面对现实，从而消解社会的价值规范。“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任何神圣性的亵渎，都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结果。生活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永恒的失落、无意义等，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坚定的超越性信念和永恒的价值追求的幻想被摧毁之后，生活不过就是一些简明的行为和欲望。”③
（第四节）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
由于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文化介绍引进到了国内，如克罗齐、叔本华、柏格森、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弗洛姆、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布莱克、胡塞尔等人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人物。于是中国的城市小说借鉴西方的文化理论潮流来解构城市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推崇经典，关注精英。90年代由于市场体制的形成，城市小说中精英失去了市场，而以城市的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为指归。同时，由于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强烈地改变着整个城市社会的职业结构和人们的职业位置，城市社会的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有属于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也有一般的工人，包括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下岗工人，还有大学生、一般的办事员。这个时期，精英与平民共存，但精英平民化了，平民精英化了。
一、城市精英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