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的中心意象与战争有关，文学中的中心人物与英雄有关。战时文化规范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世界观。由于战争的需要，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及价值取向更多倾向于就近原则和实用原则，而相对漠视终极性目标和与之内在相关的对生命个体价值、个人生存境遇的关注，所以，强调集体主义、服从精神和一元化领导就成为这种世界观指导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二是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结构的思维模式。战争当中两军对阵的基本情势，使作战双方在思维上长期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状态，敌与我、“红”与“白”、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动，一切均呈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化性思维特征，或成为朋友，或成为敌人，“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三是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为主导意向的情感态度。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主体势必在精神层面寻找某种力量支持，而源自古老传统的民族英雄情结和无产阶级的大无畏勇气就构成了这样的重要力量资源。而由这样的世界观、思维模式和情感态度所派生，还延伸出了某些与之内在同构的本能性情绪反应，诸如对西方文化的反感、对知识分子的戒备以及对女性群体的轻视等等，不一而足。”①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革命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涌现了许多现代城市企业家，这些城市企业家是城市的真正的精英，他们与传统的德高望重的道德情感品质型的精英不同，他们是有专业化知识的精明能干者。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城市小说所塑造的精英形象是一种新的审美形象。他们是具有企业家型的干部的特质：“第一，他们在动乱中形成自己的性格力量，勤思考、有个性、有创造力、有主宰自己和客体的领导人气质，而无上辈干部的盲从意识；第二，他们都是高度专业化知识化的；第三，他们都有积极入世的民族命运意识。”②他们有着反传统的城市文化特质，他们有竞争意识，在婚姻、爱情、道德上有开放的思想意识，因此，他们被推上了城市的领导者地位。
这种城市的精英思维意识体现在城市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1979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开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改革牵动着都市生活的每一根神经，涉及整个社会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城市工业改革题材的小说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小说的主旋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锲的《改革者》，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苏叔阳的《故土》，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彭名燕的《世纪贵族》，俞天白的《大上海的沉没》等等改革题材的小说蜂拥而出。张炯先生曾经列举了原非写城市而新举笔写城市的，如邓友梅自写《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到写《那五》《烟壶》，冯骥才从写义和团、红灯照便注意世俗文化，到写《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可谓致力于津门文化的发掘，再如李国文写《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和《危楼纪事》，刘心武从写《如意》《立体交叉桥》到写《钟鼓楼》，张洁自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写《沉重的翅膀》，这些人都可算是十年来致力写城市生活的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伤痕文学”浪潮中崛起的知青作家群，近几年也纷纷转向写城市，如柯云路自写《三千万》《新星》到写京都三部曲自不必说，梁晓声也从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写《雪城》。再如程乃珊的《蓝屋》，残雪的《黄泥街》，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蒋子丹的《黑颜色》，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这一大批女作家，都以写城市生活的作品见知于文坛。最后张炯总评说：“这决非说农村生活题材或其他题材的作品不重要或没有成绩，而不过指明相当多作家转向耕耘城市题材的领域的现象，确确实实存在，而且似乎方兴未艾。如果联系到我国近十年大批新的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急剧成长起来，城镇人口也比十年前增加一倍，而且从世界范围看，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国城市人口的剧增，使城市的文化比重增加文化、政治的中心，而且是民族精英荟萃的、带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火车头，这就不难认识城市历史地位的上升与全民审美旨趣的关系，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开放，改革的中国，城市文学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活跃、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更吸引众多作家和读者了。”
①蒋子龙的城市改革题材的小说首当其冲。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一个机电工业局局长霍大道的形象。在机电工业局工业学大庆会议上，霍大道公开批评了矿山机械厂单纯追求产值、追求名利的错误思想。霍大道严厉批评了于厂长，他才被迫同意。局党委会讨论决定了关于六十吨矿用汽车会战方案，并通过了提拔年轻有为的水泵厂党委书记姜永丰为机电局副局长兼局党委副书记。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是锐意进取、开拓前进的精英形象。在机电工业局的党委扩大会上，他主动要求到“老大难”的重型电机厂工作，并立下军令状，完不成国家计划，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就这样他走马上任，当了电机厂厂长。乔光朴着手工作，第一招便是将全厂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论的比赛场，游手好闲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来的都是精兵强将。乔光朴大刀阔斧地工作，电机厂生产有了起色。乔光朴坚定地说：“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虽然乔光朴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改革，但是由于不谙权术，最后失败，离开了电机厂。有人认为他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拟人化”。
《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写的是城市经济改革，隐含的却是作者的城市政治改革意图。这种经济改革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依据的是一种政治信仰。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通过机电局局长霍大道之口说道：“搞现代化不仅单纯是个技术问题……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是人民根本的和远大的利益所在。”小说《开拓者》描述的是省委书记车篷宽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破釜沉舟搞改革的故事。车篷宽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查阅外国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决定在他分管的工业部门提出开展企业竞争和市场经营的问题。车篷宽迎难而上，如期召开会议，坚持改革，进一步明确树立竞争观念。他不拘一格提拔干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虽然车篷宽受到了从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到自己妻子王剑秋的阻挠，但他先罢了自己妻子的官，最后，又向中央递上了退休报告。小说也写了改革的艰难，他对上级的不同意见，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或者是装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但是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怎能不愤怒，不痛苦，不焦虑？”小说赞颂了车篷宽的改革精神，赋予他“开拓者”之称。蒋子龙的小说主要写了城市精英家族形象。既有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这样的干部精英，也有解静、刘思佳、牛宏这样的青年精英。他们虽然是精英形象，但没有“文革”文学中的那种“高、大、全”式的形象，他们是勇于改革，迎难而上的时代精英。
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在临江市五十年历史的大背景之中，以城市工业改革为题材，以临江市花园街五号这幢俄式洋房为中心，描写一场围绕挑选接班人的问题而展开的复杂的斗争。花园街五号这幢俄式洋房在半个世纪经历的四个朝代中，更换了五个主人。五十年前，康德拉季耶夫建造这幢洋房，第二个主人是着名的胡匪出身、伪满时期临江的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刘大巴掌。第三个主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斗死在那个圣坛上，他的遗言是：“毛主席呵，我没有罪！”第四个主人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起家的市革委会主任，他犯了和几条人命有关的罪行，得到一个无期徒刑的下场。第五个主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兼代理市长韩潮，他和老伴、市文联副主席吴纬及儿媳、《临江日报》记者吕莎住在这幢洋房里。这幢俄式别墅的主人历来都是临江市的显赫人物，但是花园街五号这幢俄式洋房的真正主人是谁？“花园街五号”这幢俄式洋房，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见证，同时也具有权力象征的意味。这篇小说刻画了刘钊这样一个一身正气的改革者形象。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描写的是1979年冬至1980年冬发生在国务院重工业部里的一场复杂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工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展开。
副部长郑子云、部属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等，以建设四化的高度责任感和披荆斩棘的精神，探索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郑子云是当代城市小说中首次亮相的高级干部形象。他为人正派，思想机敏，坦荡磊落，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竭力主张实行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力图使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但这部小说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概念式、脸谱式、公式化的人物，他没有超脱世俗，比如他的妻子夏竹筠庸俗和退化，致使郑子云有着痛苦的家庭生活。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描写了我国西北一个中小城市的改革故事，创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形象：新任市委书记陈抱帖。这个形象也没有形式化，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具有“男人的风格”的改革家形象来写的。此外，还有张锲的《改革者》是以冯牧的文章《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为代序。这是一部反映80年代初期改革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省委书记陈春柱离休前夕到C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C城的改革情况。冯牧在代序中说这篇小说是“一部充满生活朝气，发人深省，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80年代初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的作品”。“它充满了作者发自内心地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和责任感。”
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这篇小说是我国城市小说的重要收获。《大上海沉没》写的尽管是吉庆里石库门公房三十六号的八户人家和相关的符家，权家，却包括有银行家、工厂厂长、退休老工人、商店售货员、工程技术员、记者，法院官员、新起的歌星以及旧社会的遗少、妓女、保姆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大工厂、市工业局的领导和市长，与归国探亲的资本家、外地乡镇企业的改革派，本地暴发的个体户等三教九流联结起来。这就构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网络，写尽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城市精英的写作，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这些精英化的改革者人物形象都已经平民化。张炯说：“现代都市正以它各方面迅速的进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无论从外在景观到人文心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都日益深刻地被人们所认识。与农村的大自然的美相比，城市的美更属于人造的自然，集中地体现了人的对象化，体现了人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我国已有众多的作家描写城市生活，还出现了《城市文学》这样专门发展描写城市的文学刊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的兴起，农村生活日益向城市认同，城市之美无疑越来越进入广大人民的审美共识，城市作为社会枢纽所发生和存在的问题，所培育和形成的各种人物，都无疑会日益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因此，城市文学勃兴之势未已。”
二、城市平民意识
20世纪80~90年代城市小说有人称为市民小说，也有人称为“新市民小说”。新城市市民是城市市民，但与老的城市市民不同的是新城市市民中出现了白领、中层管理者。这种城市小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社会生活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变更在一部分作家审美情感与文化想象力范畴内的反映；它表明一部分作家开始站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立场，而不再拘泥于以往“乡土性”文明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它表明我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与范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新市民小说展示的是这样一种景象的文化空间：它接受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引导，但运用民间性的、社会公共性的话语来表述老百姓对于生活、对于美好人性、对于社会进步的期盼；它欣赏并努力追求“精英文化”的个性与创造性，但其表述的策略却是大众化的而非书斋化的；它不拒斥知识分子对于终极价值与终极信仰的真诚追求，但其认为生活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事，因此它更看重从平凡的、世俗的人生中寻找美，从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普通人身上来表达对于精神的期望。”
②池莉、方方首先将城市小说的目光定格在城市平民身上，如方方的《白梦》《白驹》和《风景》等也都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长江中游市民文化蕴藉深厚的城市，锁定在对城市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的还原和生存意义的逼问上。同样作为平民化小说家出现的，还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以及叶兆言、苏童、李锐、李晓、杨争光等等归属不甚绝对的作家。消遣和休闲，是市民审美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城市小说审美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玩文学”之“玩”不是指那种玩世不恭，不是指那种轻薄无聊，不是指那种捉弄受众，不是指那种低俗下流。市民通俗文学的“玩”是指它的娱乐和消闲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不能用高雅文学的价值观念来衡度，不能让它过多地承担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的重负，它主要面向中下层市民，如果让它一味向高雅文学看齐，它就没有了自己，就会失去在中下层市民受众中赖以生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