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海关大楼那两座生动的钟式建筑隔条马路，就那儿脸对脸儿叫着板呢，亮堂堂的制服们神气活现地出出进进，愈发显得他们棺材壳子里的的确良衬衫们的古板寒碜。西边，国际饭店富丽堂皇的旋转餐厅，则干脆就紧挨着科研大楼的脑袋顶上趾高气扬地转哪转，根本上就是构成了一个鸟瞰。”对此，张颐武说，“这个城市空间配置的转变与发展无疑喻示了一个文化及社会的新空间的生成，而中国女性写作正是置身于此一语境之中的选择，它的丰富性正是投射了此一语境本身的丰富性。实际上，这种写作也依然无法离开中国当下的全球化的经济背景的存在。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间的巨大的经济落差及一个发展中社会中急剧变动中的不适与利益冲突都已无法抹杀地存在于当今的文化语境之中”。
陈染《与往事干杯》中讲到了她前往澳洲之后的情感的困境和对于她自己的社群的强烈的认同感。“我说，这里的世界非常好，但它不属于我，我的内心生活只能归属于北半球的那个地方，我的情感，我的生命也只能在那儿。那里虽然并不富有，那里还有我无穷无尽的辛酸和忧愁，可那里才是与我的生活丝丝相关割舍不断的地方，只有那里才是。”这种情感并不仅仅是女性化的，而是对一个共有的社群的真挚的也是世俗的关怀。这些女性小说家都在思考传统文化对现实人生的制约，如问彬的《心祭》、竹林的《网》、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她们描写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心理、内心感受，如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池莉的《少妇的沙滩》、蒋子丹的《黑颜色》、黄蓓佳的《在水边》、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个体部落记事》以及残雪的多部作品等；她们反映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如铁凝的《麦秸垛》、王安忆的《小鲍庄》；她们探究人的自然欲望和生命冲动，如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总之，女作家们不仅关注女性，同时也关注着整个世界。王安忆在上海这城市真正成了一个在精神上疏离的居住者，没有历史的居住者也无法确立在现实中的地位。“王安忆便在虚构中追忆母亲家族的历史，试图让自己的身份有一种历史的依凭。在王安忆看来，城市人是没有历史的，所有的城市人都来自不同的村落，城市人的根是悬浮于城市之外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王安忆用虚构家族神话和传统的方式重塑了现代城市人的历史。”
王安忆这一市民的寄托有学者还附会到她的修辞风格上。“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显出感伤的倾向。这些问题，在中短篇小说里，尤易显现。但越看王安忆近期的作品，越令人想到她的“风格”，也许正是她被所居住的城市所赋予的风格：夸张枝蔓、躁动不安，却也充满了固执的生命力。王安忆的叙事方式绵密饱满，兼容并蓄，其极致处，可以形成重重叠叠的文字障——但也可以形成不可错过文字的奇观。”
“我们回顾王安忆有名的写作四不政策，才更觉会心一笑：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是王安忆的自我期许，还是自我解嘲？这些年来她的创作量惊人，有得意的时候，但也有失手的时候。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看得太多，最特殊的事物也要变成寻常生活的插曲。而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每天必得对付的阵仗。”
像王琦瑶这样的女子，在上海有千千百百，她们的堕落不只代表了个人的抉择，还代表了这座城市对她们的恩义与辜负。“王安忆细写一位女子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关系，历数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气息。”
林白的具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抒写的是女主人公多米个体心灵成长的历程。从幼年到成年，多米经历了个体心理空间的自足性和封闭性阶段，经历了个体心理意欲朝社会化方向发展的阶段，经历了个体心理遭受挫折又得以修复的阶段，最终心理成熟，长大成人。小说标题是“一个人的战争”，它暗示多米在城市矛盾中心理袒露的成长历程，是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一种城市风景。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从多米幼年时代的心理体验写起，写了多米大学时代孤压抑的生活，写了大学毕业以后与同性恋者南丹的交往，写了单身旅行途中遭遇男性和初夜经历及一次如火如荼的失败的爱情，《一个人的战争》有一个题记，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思：“这个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
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小说讲述的就是多米的城市体验。因此，商晓燕（《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追求浮华物质，但内心却承受渴望真爱的煎熬。欧阳飘雪（《决非偶然》）事业如日中天，但在感情这一女性本体性需求上却无所寄托。“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瞧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
（第二节）别无选择的精神取向
一、单面性
在现代社会，物对人的奴役，是人的发展形态。弗洛姆把当代社会中的人称为“病态的人”和“病态的社会”。马尔库塞则称为“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弗洛姆说：“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概念触及了现代人格的最深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当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一般人的性格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异化的概念就是最适当的论点了。”
“异化”，在马克思着作里主要指异化劳动，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异化在当代社会中遍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心理、生理等各个领域，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病态”。当代社会机器操纵人，人失去自由成为机器的附庸，从主人降为奴隶，沦为被统治的物，人是物品的奴隶，使当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人变成了商品，其生命变成了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存市场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已经异化为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角色，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所处的适当的位置，被该社会和团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现代城市人重视获得角色，但现代城市市民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就会发生内心的冲突，城市社会角色规定的人格与其真实人格之间发生矛盾。但应具有个性的属性——独立自主性。“城市居民的个性是居民的定式体系，它具有协调和维持居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生态平衡的作用，又受城市文化环境的指引与限制，并调节居民的行为与活动。这是属于一个不断流动着的大众心理状态，我们也可把它称为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
“城市空心人”系列作品有：《时装人》《直销人》《公关人》《持证人》《化学人》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个人首先是一个符号，无法进行自我认同。所谓的个性已经在城市中消失，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种位置、一种配置。“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面的。”(《城市中的马群》)“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假设人。”(《公关人》)“你看这城市，它已越来越使人在欲望之海中变成了平面人。”(《手上的星光》)城市重塑功能将人异化，使人的角色发生迷失。《时装人》中时装模特身体诱人，但表情却“冷静而又克制”，他们因为在动物园表演受到了大猩猩的攻击。这些小说中的人为我们彰显了一个个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组成的整个城市的一种现形状态。同时，这些小说也是对城市人的内心精神念的关照以及对现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思索。在《时装人》中作者认为时装能使人美化，但千篇一律的时装同时也会泯灭人的个性，统一制作的时装会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人，它是工业化时代将人抽象化的一个手段。《公关人》中的男主人公W是外企公关负责人，年薪7万。公关人意味着每人要与几十个、上百个人打交道，谋算能够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为此不停地变换“面具”，始终戴着面具生活的虚假形象最终代替自我，使自己成为一个假面人、平面人、无深度的人。以至于W失踪后，“我”作为他的朋友，无论如何都“记不起W的面孔来”。
后来他的妻子说，“最近几个月他好像特别喜欢各种面具。他买了很多面具，各种各样的，有时候晚上回家他就一个人默默地欣赏”。W在一盒录音带中说，“我自从当了公关人，才真正开始与人打起了交道。原来我是一个沉湎于内心、认为时间是凝止不动的人，可是，我后来发现一切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一共与一万八千多人有过公关接触，这一点，在三年的公关人工作记录中我统计过。后来我就突然对研究人产生了兴趣。在内心之中我把它们归类整理。可最近得出的结论却是：人是贫乏的，人的肉体是让人厌弃的，人的灵魂没有固定的面孔，只有面具才真正能显现出当代人的灵魂。所以我在工作中日益地感到了压力，我无法承受我每天都在与几十个上百个面具人打交道的现实，而同时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我觉得最终可笑的是我自己，所以，我选择了出走和死。人啊，我是厌弃你们的！”W的录音突然中止了。W也许把话说完了，“我”立即明白了他出走的全部原因。人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面具人和假设人。
公关人没有一个角色是真的，他厌烦跟人打交道，带着一卡车的塑料模特、面具躲在四十九层高楼的房间里自杀。《直销人》中，直销人给我的家庭送来了电视机、摄像机等高档消费品，甚至还送来了功能奇特、能代替丈夫的专供女士睡的床，而他们在干这一切时并不在乎我，甚至不征求我的意见而强行安排了我的生活，“这时我发现我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我被谁所规定、复制、牵引？我茫然地问自己，但却无法回答。”《钟表人》中，我们感觉到在这座摇滚乐节奏的城市中显然无法过那种没有钟与表的生活，要想成为一个“自然人”已不可能。
《持证人》中男主人公因为丢失了身份证，在城市里生活颇艰难。因为没有身份证，他领不到广西托运来的东西，他也不能乘飞机，从而剥夺了旅行资格，甚至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失去了女友。一个人如果处在持证人世界外，“你将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不被信任的人。在这天我的梦中，那越来越多的证书都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我醒来之后心仍突突乱跳”。在《持证人》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代都市人的大众性，没有自我的位置。《持证人》只有持了有效证件，我才能被指证是“我”，否则我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不能证实自我的人。《环境戏剧人》中，我们看到了易拉罐已堆积至“人阪”。《化学人》中写怀孕的妻子过于贪吃，从吞吃方便面、火腿肠、八宝粥。
这样含有色素和防腐剂的食品发展到直接吃工业添加剂，“当我看见她一边仰脖猛喝金鱼牌洗涤剂，一边嘴里冒泡泡，脸上畅快地笑者，我吓坏了”。《音乐工厂》则表现了由电脑控制的音乐合成机器对歌手的异化。
实际上，《公关人》《时装人》《化学人》《持证人》《直销人》《保险推销员》《别墅推销员》等是对于城市人“异化”的反思。
邱华栋在《我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病理学及其他》中说：“后来，我看到了城市地理中的人，我发现城市人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病，这当然是现代性通病，我开始关注城市病理学，我发现城市人可以加上很多定语：平面人、广告人、直销人、公关人、钟表人、电话人、电视人、化学人、持证人……于是我写一系列“人”等系列小说，从城市病理学入手，由城市地理学进入城市病理学讲述。”这些城市里的人被异化，主要是由于人被物化、平面化、欲望化，人已经从城市的精神价值剥离出来。
《环境戏剧人》中说：“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我想这是我和许多年轻人的想法。”《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放是靠推销别墅才挣来了买一套三居室的钱。《哭泣游戏》中罗东原本渴望正常的爱情，可事与愿违，他通过金钱买女人。眉宁用贞操换来房子以后，这种纯真就消失了，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男朋友的纯真，他也准备为了仕途而与一个他讨厌的副市长的女儿结合。
读邱华栋小说使人想到了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与巴黎那座城市血肉相连，在他的诗中巴黎是座沦陷的城市，是女人和死亡征战的疆场。波德莱尔对它是既爱又恨，这是波德莱尔对待巴黎的态度。而邱华栋对待北京，爱和恨是共存的。邱华栋说，“从个人生活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矛盾和冲突，这很奇怪，我跟城市非常和谐，在城市里游刃有余，对城市的各种软件硬件我都非常了解，对城市的地理学也很熟悉。从城市地理学来说，无疑城市非常方便非常广大，城市的信息量的丰富，城市人的这种多元多面等等吧，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而我写的小说主要从城市病理学这个角度人手。从城市病理来说，我把它作为一个实体解剖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城市的病态，城市人的病态。就是说，我生活意义上的城市和我写作意义上的城市不是一个概念，与福克纳那种生活意义上的南方和写作意义上的南方不一样是相似的。它们是有距离的。而波德莱尔他跟城市的间距要比我近，他除了爱就是恨什么的，我呢跟城市就相处得蛮好，至少城市把我接纳了。但我把城市作为分析的对象时，我就感到了不满足”。
我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城市变形了，想象中的城市肯定跟你实际上所接触的城市有距离。邱华栋说：“从西方小说的发展史来看，小说经过了几次大的大陆漂移，比如短篇小说起源于卜伽丘的《十日谈》，而长篇，我指的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长篇就是拉伯雷的《巨人传》，然后就到了塞万提斯的东西，之后再转到英国小说，到了18世纪中期德国的歌德又起来了，之后转移到法国，左拉、雨果、巴尔扎克，1870年以后的三四十年主要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他们那帮人，然后就转到北欧比如爱尔兰的乔伊斯他们，然后就传到了4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的拉丁美洲，然后就是向着亚洲漂移，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我认为小说它应该有一个主要的线索。也许人类作家写的只是一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