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之所以要着力于造新城，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主要是在旧城里“摊大饼”，已经使得现有城市不堪重负。
但是，新城镇化是要科学地造新城，而不是人为地造新城，更不是盲目地造新城、造孤城。
科学地造新城一要形成城市集群，大、中、小城市要有合理的距离，要“够得着”；二要与农村保持适当的距离，即要“落地”，要“接地气”，而不是造孤城；三要对新城要进行精心的策划、规划和设计，不要再在新城里“摊大饼”了。
中国30年来城市化的最大败笔就是“摊大饼”，即在原有的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开始毁旧城，造新城，一圈一圈一环一环地向外延伸和重复这样的过程，结果原有城市的文化名胜古迹被破坏殆尽，几千年的文明被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每个城市的特色不复存在，拔地而起的都是一些同质化的建筑，这是其一。
其二，人们总是生活在最拥挤的地方，买的房子也始终是最贵的，例如北京今天四环边上的房价与10年前天安门广场旁边的房价是一样的。
以上是在一个个城市里“摊大饼”。“摊大饼”的另一种表现是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摊大饼”：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由中国的中心城市向外“摊大饼”。这就好比是一筐苹果，其中有个别苹果开始有点烂了，我们将烂的先吃了，过几天原来好的又有些加入了烂苹果的行列，于是我们还是继续先吃那些烂的苹果，结果我们吃的一筐苹果都是烂苹果。其实一筐苹果中烂苹果只是少数个别，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做法，先挑好苹果来吃，烂苹果就让它们烂在那里，最终我们吃到的全是好苹果的美味，烂掉的只不过少数。最后来处理那些烂苹果，没准还能生产苹果汁呢？这是两种思路，两种做法，两种结果。过去30年的城市化好比我们吃的都是烂苹果，人们总是生活在挤压之中，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差，生活成本高，幸福指数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共实施了这样三项措施：第一，农村改革。这项措施让广大农民回到了小农时代，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确实得到几年真正的实惠。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农民的这些实惠就被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的农本和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消耗殆尽。第二，城市工商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改制。实施这项措施，本来是想让工商企业得到更多的好处，没想到这一项措施也着实晦气！致使很多国有企业不是破产，就是被卖掉，要不就是勉强支持，只让少数垄断性国有企业神气十足地站在那里、唯我独尊；另外，这项措施还造就了一大批“下岗工人”。如果说，前面的两项改革都没有让各党政官员兴奋起来，那么到了第三项改革——城市化，才让各级官员着实兴奋了一番。他们之所以会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只有这些所办的“大事”才能名正言顺地展示出当政者的政绩，才能给当政者留“面子”。
取出城市的血本，建造一幢几十层高的豪华标志性高楼，着实气派！建造一个万平方米以上的巨型广场，也会给当政者带来无限风光！创建一个集餐饮、娱乐、购物、观光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区，就是够现代！如果能够把一个县级市或地级市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内大都市或国际大都市，也就为这座城市创下了百年基业，主政者就创下了千年功业，其名字定然会被老百姓传送，也会被历史永记……
于是，从乡村集镇到国际大都市，领导们都意气风发、豪气万丈地开始摊自己的“大饼”。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紧锣密鼓地开始折腾：今天这位领导上台拓宽了几条马路，明天那一任领导离任后留下了一片新开发的商业区，后来的领导则纷纷将心思用在了建造新城区上。
建造新城市是一件让领导十分惬意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城市怎样改造扩展，整幅蓝图都描绘在城市党政一把手的头脑中，根本不用和老百姓商量，完全任由自己的意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转动一下脑瓜子，尽是“大手笔”。其次，城市建设的资金怎么来？有银行啊！对政府来说，银行就像是自己家里开的，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如果银行不堪重负，最后当政者就可以一声令下，让机关干部和老百姓集资。如果还是不行，就可以高价兜售土地，反正土地是国家的，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在我们身边，用钢筋水泥堆砌的建筑越来越多：高耸的写字楼、豪华的星级酒店、气派的行政中心；宽阔的马路和巨型广场；繁华的大型超市、商业街、娱乐场所、城中公园、文化设施；还有一座座紧密连接的楼盘、豪华住宅小区、规模惊人的“大学城”和个性张扬的中小学校园……只要不缺资金，这些建筑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建造好，以最快的速度拔地而起。依照这样的速度，一个中等城市的主政者在短短几年的任期内就可以让所在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自己挣得辉煌的政绩，自己的名字也就载入了这个城市的史册——这样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着，也是当政者急切渴求的！
那么，什么是城市化进程呢？这张“大饼”摊出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所谓“城市化”，就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城市和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和镇区面积的扩大；一旦实现了“城市化”，新区的城市生活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就会在整个社会得到扩展。
其实，“城镇化”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在距离美国波士顿6英里处的地方有一个“镇”，叫“水镇”，这里的常住人口多达3万，完全可以变成“市”，可是当地居民依然愿意将其称之为“镇”，保持“镇”建制，由此可见“镇”和“市”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要对“城市化”和“城镇化”加以区分呢？主要在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镇”明显发育不足；“城”和“镇”的级别也不一样，都受制于“下管一级”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要搞小城镇”，主要是想发展次级中心地，将农业人口吸纳到小城镇中生活、生产、发展；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人口来这里生活、就业。今天，我们提出的“新城镇化”策划大思路与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异常相似。
随着“城镇化”的到来，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地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不断增加，城镇数量也会急剧增加、规模更会相继扩大。具体来说，“城镇化”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
·地域性质和景观进行转化。
·城市的文明、意识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
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点几，2011年则达到了5127%。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大约有2亿多人是农民工。可是，在城市里，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却离这些人很远。
1949—1978年，是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抑制期，年均增长只有0251%。新中国成立初的那几年，因为没有户口制约，城镇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后来，随着户口的制约，这个数字很快就降了下来。计划经济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1979—1995年，是中国城市化的缓慢恢复期，年均增长为065%。
1996—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期，年均增长为135%。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05%，其中大约包括了2亿流动人口。当时，全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2%。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是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而此时的日本已经达到了91%，美国则是82%，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处于同样的水平。
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呢？主要得益于1996年和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这项改革名字里有“分税”二字，实际上是一个集权的过程。当时的体制设计看重的是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全部GDP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
其实，1994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财税向中央集中，这就等于告诉地方：可以搞土地财政。结果，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大概可以提高135%。
就这样，随着地方土地的连续开发，慢慢兴起了土地财政，加剧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化剥夺，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土地收益剩余全部被转移给了城市。城市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征集到土地后，不是高价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就是低价甚至是无偿转让给工商业企业。
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把“新型城镇化”作为十八大后中国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来扩大内需，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面。同时，要让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成果，真正分享到改革的红利；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村土地补偿标准；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在城镇已经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由此可见，所谓城市化的过程，其实是城市各种功能的全面提升、城市吸纳能力的自然扩张。这两个过程伴随着各种经济指数的自然增长，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摊大饼”。道理非常简单，比如，城市扩张的一个核心功能，将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同时增加城市工作岗位、扩张城市面积或体积。
如何来实现城市工作岗位的增加呢？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独有的、能够发挥支撑作用的工业体系；二是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普遍增长。只有具备良性发展的工业体系，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才有充足的税源，才能保证城市化的顺利进程；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涨，定然会出现更多的服务性消费需求，继而就会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机会。如果没有城市功能的全面提升，不管再造多少星级酒店，建造多少气派的马路广场，引进多少现代的大型购物中心，就业岗位依然是无法增加的，更不能转移农村劳动力。
把城市扩大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之后，最保守的，也要将城市的下岗工人和因扩建而失地的农民的工作问题加以解决。结果呢？今天，“城管”和小商小贩之间的游击战已经成为各级城市的“风景线”，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城市，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可是为了养家，只能做些小买卖。而城市的当政者为了维护城市的美观、有序，就会将影响市容的小商小贩弄走……这样，矛盾出现了！
资料显示，仅2006年，来自农村的城镇流动人口就高达125亿人，其中大约有4000万人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而这4000万农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城市“摊大饼”的牺牲品。成倍扩张的城市，吸纳了多少农村人口呢？乐观点说，全国每年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只有大约1400万人。
除此之外，在日渐“发福发胖”的各级城市中，工业集中地的“经济开发区”的“不景气”和城市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城市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和底层居民的月工资收入，依然徘徊在千元左右。
城市“摊大饼”直接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单中心+环线”，引起了城市交通问题；无制约扩展的城市规模，造成了人口的过度拥挤；有违生态城市的建设理念，让大城市都患上了“城市病”；城市结构与布局不合理，一时间人满为患。
众所周知，城市发展和扩张会受到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在城市结构和布局上经常会出现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某一区域的人口密度过高，环境恶化；在城市中心区域，有很多国有或集体工业，占据了市区的重要地段，土地级差得不到体现，严重浪费土地经济资源，污染环境；土地利用与道路交通严重脱节，城市整体用地结构与布局形式没有充分考虑整体交通的组织，浪费了很多交通资源。
同时，由于城市人口、交通等问题的日益凸显，最终让一座座的城市都患上了“城市病”：环境污染、地价昂贵、城市管理难度加大、治安环境日趋恶化，等等。
今天的大城市之所以会无限膨胀，和“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恶化了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还让城市交通不堪重负；不仅让城市绿化覆盖减少，园林绿地减少，还给供水、供电等综合服务带来了很多困难。特别是中国北方的一些城市，这里缺水严重，有的城市不得不限量供水。这种同心圆式的布局和膨胀，给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便。
在中国城乡急剧城市化的今天，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讲求实际、只注重实效，比如：没有充分考虑自己的财力、物力，盲目建造高楼群、宽马路、大广场；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领导人的“政绩”，在市中心大建高档豪华和所谓“第一”的建筑群，继续构筑“同心圆”的城市，继而人口膨胀、布局失衡，严重恶化了交通和环境状况。
今天，中国城市建设正好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好时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必然会逐渐加快。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依然大搞“同心圆式”的发展，必然会缴纳高昂的学费，危害无穷！
新型城镇化不是靠“摊大饼”形成的，如果人为“造城”，就会出现更多的“城市病”。一边是林立的高楼，一边是成片的棚户区，这样的场景最好不要出现！
新型城镇化绝不是继续在现有大中城市里“开膛破肚”，新建高楼大厦，继续“摊大饼”，而是要在现有大中城市周边适当距离造新的卫星城市，在城乡之间的合理位置建造新的小城镇，在现有乡镇的空地上修建新的小城镇，彻底改变“摊大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