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一定要走出中国30年来城镇化的老路,不能再让老百姓“吃烂苹果”了,要让老百姓都“吃好苹果”,要在新的空地上造新城,而不要再在老城里大兴土木了,远离老城,在城乡之间造新城,将农民迁居新城。
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究竟什么是城镇化呢?所谓城镇化,指的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数的比例。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实现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数量逐渐增加、规模逐渐扩大的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人口定然会向城镇迁移,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职业也会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在处理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的时候,要明白:城镇化是工业化一种重要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本末倒置。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从对GDP的崇拜转嫁到了对城镇化率的崇拜,一相情愿地认为:盖更多的房子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就是“城镇化”。殊不知,如果产业没有跟上去,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贸易,如何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盲目地将农村集体用地大量变为建设用地,不仅会增加地方债务风险、扩大经济危机,还会进一步依赖土地财政,陷入圈地扩张“有城无市、有速无质”的窘境,更会催生一批“睡城”“鬼城”,呈现出经济萎缩的“后城镇化时代的萧条”,严重者还会让该城市的经济崩溃……换言之,城市化政策一旦失误,就会搞垮一个城市。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变成“市民”,不仅要实现土地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居住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医疗城镇化、教育城镇化、福利和保障城镇化,更要实现思想意识上的新城镇化,要制定配套的相关法律,以人为本,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精义内涵。
要想实现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低碳、节能、生态的新路:要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推进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
(1)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重点提高人口的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
(2)坚持城乡统筹,把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3)合理调整优化城市群格局,让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4)以大带小,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共同发展;
(5)集约、高效、合理地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合理设置城镇建设标准;
(6)完善城镇的功能,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城镇化的核心主要就在于,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
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特征
解释
时间特征
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为主
空间特征
城镇结合,以镇为主
就业特征
亦工亦农,非农为主
生活方式特征
亦土亦“洋”,以“洋”为主;亦新亦旧,以新为主。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发达型城镇化与发展型城镇化,其特点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见,在发展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面对这些问题。如,土地问题、户籍问题、财税问题、资金问题、产业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安居问题、房价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等。除此之外,还有土地财政的“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等问题。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有效解决,新型城镇化就会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局面。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中,首先要重视的是土地问题和户籍问题。要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关键就在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研究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应该在60%左右,城镇人口大约为85亿。如果为新增城镇人口提供的工矿用地按人均100平方米来计算,其用地总量应该突破11万平方千米。今天,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速度,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已经非常紧迫。
从现行征地制度来说,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当前的土地制度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不仅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也有力推动了房价高企。要想改变土地方式,可以尝试使用这样的一些方案:一是改革土地招投标拍卖制度,变为零地价或低成本价供地;二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收归中央;三是政府退出征地过程,实现建设用地供给市场化……事实证明,如果实现不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过程就会受到牵绊,继而止步不前。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6%,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35%,而近27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不仅没有城镇户口,还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待遇。很多农民工“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出现了典型的“半城镇化”现状。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构筑了这两种身份的严重不平等,一方面,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市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救助、安居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用人企业“用而不养”,农民工虽然属于企业用人,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工资、社保、福利、培训,以及劳动力信息服务等。户籍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人为核心”的核心,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问题的核心是其包含的公共服务,要想实现城乡一体化,就要逐渐解决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的配置问题。人们之所以会不断涌入大城市,主要是因为其有着良好的、先进的、完善的各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而这也是大城市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大城市的房价,不仅包含着房子本身的价值,还包括周边的各种公共服务资源的价值。只有改革了户籍制度,才可以打破中国城乡旧有的二元结构,使高高在上的房价趋于理性。
在过去30年中,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20%提高到50%多,而全球公认的转折点是50%。在50%以前,城镇化的形成过程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打工等,主要是以生产轻工业品和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50%以后,就要依赖国家的创新能力了。
现在,世界的总体城镇化率都很高,平均已经超过50%。有些发达国家,经历了50%以后,已经实现了产业转型:从手工业、轻工业、一般的餐饮服务业转向高端的金融、贸易、服务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有些发展中国家、南美的国家、中东的资源性国家,以及非洲的国家,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了80%~90%,但是人均GDP依然上不去,比如:菲律宾和韩国是在同一年达到50%的,但是现在的菲律宾人均GDP依然是4000多美元,韩国则是20000多美元。这就是说,50%以后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如果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会集中爆发“城市病”。绝大多数的人都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菲律宾、巴西、埃及、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就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让自己患上“城市病”。
3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是什么?很多地方政府喜欢拉大城市框架,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在制订和实施规模可观的城市新区建设计划,但一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等。例如,对于西部城市来说,上级划拨给新区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要想搞好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通过银行融资的渠道来筹集资金。2012年,贷款融资已经高达20亿元,其中大多采取小额短期高利息的形式,部分贷款年息高达12%,同时还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情况,给财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有人错误地认为,城镇化就是大搞建设。很多房企加速向中小城市转移,结果在个别城市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产业却是空心的,市场需求不足,房地产泡沫扩大蔓延。贵州黔东南自治州有个凯里市,虽然只有35万人,却同时开发了十几个大型房地产项目,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机器运作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其中,“未来城”项目仅住宅面积就达500万平方米,预计可以提供5万多套住宅,满足近20万人口的居住需求,相当于凯里人口的一半。这样的楼盘,在凯里还有很多。
其实,在我们身边,类似凯里的城市还有不少。在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城市,一共有46个城市位于内陆地区,几乎都是中小城市。有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加大力度建设新城新区,形势愈演愈烈。
有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一起合作,一边打着“城镇化建设”的旗号,大范围圈地卖钱;一边大面积屯地升值,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黑龙江省庆安县地处东北腹地,有很多的黑土地,上级划拨的用地指标有限,每年不到100万平方米,可是在这里,一个企业用10万平方米的现象却很普遍。虽然这些土地是通过宅基地置换、增减挂钩等方式获得的,依然会遇到踩住土地红线的危险。
今天,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上届政府卖下届政府的地”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先将很多农业用地“划”为建设用地,然后将土地卖给房产商,赚得人民币,占为己有;有些地方则按照其开发规模计算,土地都卖到20年后了。
要想实现新城镇化,就不要走中国30年来城镇化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