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忘义是贪婪的人的典型嘴脸。这种人心狠手辣，不讲原则，不顾感情，为达目的，任何事都干得出来。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原则，与人交际是为我所用，谁对自己有利就依附谁、巴结谁、紧跟谁。只知索取不知感恩的人：你把心掏给他，他也不会说你一句好话，稍有点出息更会把你晾在一边。对于这样的人，你就应该及早和他断绝往来，越早越好，免得他生了歹心害你。
1．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善窥上意、工于心计的小人，总是精心揣摩着别人的性格、兴趣、爱憎、好恶，然后采取响应的对策。对于糊涂者，他能够欺骗你，蒙蔽你；对于软弱无能的你，他则欺辱控制你；对于强大的你，他会吹捧你，奉承你，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着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能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是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算一帆风顺，一直官运亨通。
周延儒曾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惟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因此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
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钱，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境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境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崇祯帝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便从小在勾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他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廷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琢磨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军饷一事，现在他是非常信任这位深谋远虑、见识出众的周延儒了。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级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使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因此周延儒又一次受到了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肃措置失当酿造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萧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的。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汁，竟然可以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德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周延儒五毒俱全，臭名昭着，连同他的子孙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人生悟语：
防止被欺骗的最好办法是多听逆耳之言，多和其他人接触，只有掌握了真实的情况，才能不被小人所利用和伤害。
2．惟利是图，能榨则榨
小人把“金钱”作为第一的追求。和珅对钱有着无比的贪欲，只要赚钱就可以，至于什么国法，会不会损人利己这类事他却不会考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也最单纯--钱。
和珅所有生意中最红火、受益最大的恐怕就是他的当铺。和珅的当铺遍布京城，保定地区也有，通州、蓟州也有，总共不会少于二三十家。
和珅之所以看中当铺，原因是当铺是各种生意中最易收效、万无一失的买卖，不怕典当人有去无回，也不用人劳神去追索逼债，只要是当东西，赎也赚钱，不赎也赚钱。
除此以外，和珅对当铺如此青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可以利用当铺来消化他贪污而得来的赃款。和珅很明白，如果仅凭着所得的俸禄是无论如何也积攒不起来那么大的一笔财富的。“树大招风”，太惹眼了，总是不太好，和珅是不愿意生是非的人，他开了铺子做了生意，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即使有人说他，也可名正言顺地应答，因为他做生意。
和珅除了经营银号、当铺外，还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商业店铺，还有少数制造作坊。而这些多与人民的生活有关，有的甚至还和军事有关。反正凡是什么赚钱，他就经营什么，谁也不敢与他较量。
采矿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投资大、见效慢、费人费力、又不好管理的产业，一般的官僚和商人都不太轻易投资在这方面，但和珅看到北京西部地区煤矿丰富，而百姓取暖做饭又都需要煤，如果开发这一项目，可以赚大钱。
因此，他就在门头沟和香山等地区开设了煤窑。
和珅凭着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使许多商人都听从他的摆布，任他指挥。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7年)，北京的米价急剧上涨，十分昂贵，而各粮店见粮食疯涨都将粮食囤积下来，而不愿卖出。此时和珅家所存粮食极少，于是他请求皇上下达命令平抑物价，每个粮店所囤积的粮食不得超过五十石，皇上准奏。但各粮店却都不出售。于是和珅调来了兵士，打开各粮店，强行售粮，并将囤积粮食六万余石的铺户查封。和珅又请皇上将这些粮食减价卖出，皇上又准奏。于是和珅在低价卖出的同时，又设立了粥厂赈济百姓，一时间百姓拍手称赞，都感谢和珅。
表面上，和珅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他却利用了大清政府和皇上，达到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控制了北京的粮食业。
和珅虽身居军机首辅，掌握着全国军、政、财、文化的大权，但他却不像传统的官吏，轻商重农。他看中经商是来钱最快的途径，于是他亲自或出资或支使家人投入商业运营之中，公开从事商业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自古为官者经商多是为自家经商，也多是奸商，和珅也就位居于这奸商之列。不同的是，和珅比一般的奸商还要狠毒一些，满肚子的牙齿，吃人总是要把人连毛都要吃下去，并连带毛发、指甲一并消化掉，属于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和珅之所以能积累起富可敌国的家产，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与他善于理财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和珅是个理财高手，他知道怎样让权生钱，让钱再生钱。让钱生钱的最佳途径就是经商，因此，在当时重农轻商的环境下，和珅都不管不顾，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生意都会去染指。为了敛财，和珅虽身居高官，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这一点连嘉庆帝都骂他是无耻小人。
人生悟语：
一个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你费尽心机弄来的财富，你自己所能享受的只有-屋、-床、一衣、一饭而已。
3．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判别朋友的标准是以义为首，还是以利为首，如果弄清楚这一点就不会产生错误了。
见利忘义的人为了他的利益常常不惜牺牲朋友的利益，更有甚者还毁了朋友一生的前途，甚至是生命。对于这类人，我们应及早和他断绝来往，越早越好，以免后患。
三国时孙策夺取丹阳后，吕范要求暂领丹阳督都的职务。孙策说：“你现在已经拥有很多兵马，怎么再委屈你做这小官呢？”
吕范说：“我舍去本土托身于将军，就是为了同你一起共创大业，我俩像是同舟涉海，存亡相关，稍有不慎就要遭到失败。这就是我的忧虑，不单单是您啊！现在丹阳这样重要，关系全局，还计较官职大小吗？”
孙策非常感动，认为他是可以共生死的朋友，就把丹阳交给了吕范。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能臣管仲，与鲍叔牙是朋友。他之所以能被齐桓公破格任用，完全是由于鲍叔牙的推荐，所以管仲常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可见他对鲍叔牙是十分感谢的，当然，也更深深地理解他。
但是在他临死时，齐桓公问他：“你死之后，让鲍叔牙来接替你的职务，你看怎么样？”管仲听说，想了一会儿终于说：“鲍叔牙是我的恩人和好朋友，又是一位至诚君子，但是，我认为他不适合执掌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