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思片刻，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如果我是个知好歹的人，是不该讲这种话的。可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天生一副好脾气样。被人嘲笑时，他甚至可以一点不发火，而是随着人家笑自己。见面后，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像兰毛，倒颇像杨晓冬，甚至比杨晓冬还有风度。
“我当过反革命，又姓兰，所以斗我时，总叫我兰毛。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地连我自己也承认了。不就是一个符号嘛！许多人知道我，是从知道这个符号开始；认识我，也是从认识这个符号开始的。”他声音里有一股浓郁的书卷之气。这气息，本不属于这个时代。
“那我可以问问你的真名吗？”
“从那时到现在，很少用它。对这个名字，连我自己都觉得生份得很呢。”
“你还是告诉我真名吧，不能再叫你兰毛了。”
“我叫……兰子烈。”
“这名字果然不好。太郑重其事，也太学究味儿了。以后如何称呼？”
他笑了一下，声音更加和婉。“叫兰子，就叫兰子吧。出事之前，朋友们都叫我兰子。你呢？”
“这里人叫我芽。”
“芽，很好听，真的很好听啊。”没说几句话，单挑儿把他叫走了。原来，他还没安顿好宿舍呢。
当晚我便知道：兰子烈和单挑儿、老胖子住一屋，就在我的隔壁。他的床和我的床紧挨着，中间只隔了一片薄薄的篱笆墙。原来这张床上没睡人，是放东西的。现在他来了，便睡下了。谁都没觉得什么，只有我感到不快，非常不快。因为离得太近。晚上睡觉时，常能听到他的打呼声，甚至翻身声。而且每当他翻身时，我的床也会发出轻微的响动。为此，一连几夜我都没睡好。每当我想到在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男人时，就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不能默不作声，只好去求老胖子。老胖子当然向着我。不知他是怎么跟兰子烈讲的，从此后，那边基本上没动静了。我觉得好奇怪，于是又问老胖子，他，总不能不睡觉吧？
“哪儿能不睡觉呢？不过他休息得晚。每天不到十二点，他老弟不上床。”
“这为什么？”
“揣着明白装糊涂，还不是为了你嘛！谁叫你是大家闺秀呢？他说，他感到很抱歉。刚来这里，情况不熟悉。等熟悉了，自然会想办法的。”
我心里为之一动。没想到一个男生，能这样克制自己。几天后，我再去他们屋时，房间里果然变了样。三只箱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靠近我们屋的那面墙上。
子烈和东蔚根本不像亲戚，也从无来往。子烈的父亲是东蔚的亲舅舅，按说关系不远。可东蔚对子烈的帮助，仅限于把他办到云南为止。以后的事情，就一概撒手不管了。北京男生对他倒蛮热情，尤其是老胖子。“见什么菩萨烧什么香”，这点道理，兰子烈根本不懂。他干活儿很卖劲，比王征的最后一锄头精神，还得加个“更”字。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实实在在，从头干到尾。为此，别人对他意见很大。这他也知道，可就是改不了。老胖子说，这是当反革命当的。当了几年反革命，就干了几年苦累活儿，全是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干惯了，没人拿鞭子看着也这么干。他只有靠卖苦力，才能保护自己。想想，也真够可怜的。然而不管怎样，北京男生还是接纳他了。不因为他当过反革命而歧视他，也不因为他干活儿突出而疏远他。俗话讲“入乡随俗”。他不随，别人也不能把他怎样。
因为收工晚，打饭时，食堂里常常没饭了，不得不挨饿。挨饿，他也不出一声。仿佛在他看来，这些全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一提。有一天，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在这里，没必要干得这么卖劲，一切都该随大流。随大流，是我妈教我的最好的自我保护措施了。干得太坏，必然得当典型，没准儿还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干得太好，领导倒是喜欢了，可招群众讨厌。无论在哪方面突出了，都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他却不懂。站在那里神采飘逸，气宇轩昂，可就是一句话不说。我这么苦口婆心地开导他，难道他还没听明白？
“你图什么呢？究竟图什么呢？想入党，还是想当官？”在我看来，一个人干成这样，必定是有所图的。可兰子烈不同啊！他图什么也难以达到目的。这么问时，他根本不回答我，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要是换成老胖子，非得对我大吼几声。然后像撕账单一样，把我的问题撕个粉碎。可兰子烈没有，反而冲我笑笑，硬是做不出这壮怀激烈的姿态来。
“你干得再好，也是上山卖苦力的命。不吃饭，就不饿吗？”
“耐饥的动物很多。蝙蝠的耐饥本领，在兽类中是有名的。”
我好心好意劝他，他倒跟我提起这个来，难道他是只蝙蝠？
“棕山蝠能连续捕食三十几只金龟子。热带大蝙蝠能连续饿上四十八天。在饿到第三十五天时，仍能疾飞如初……”
“我只问你自己，能不能饿上三十五天？”
“当然不能了，我又不是蝙蝠。但我有我的特殊训练。有得吃时能吃很多；没得吃时也能忍。一般情况下，饿两三顿没问题。”
“你有反刍的功能？”
“我又不是骆驼，怎么会有反刍的功能？”
处在草木葱郁的环境里，他显得更加心平气静。
“但骆驼也不是不可以学的。它们之所以能进化出反刍的功能来，完全是因为环境所迫……”
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甩手走了。他小子既然不怕挨饿，我又何必多此一劝呢？
不久，连里又爆出条新闻来，调老文到新建营当营长。这是名副其实的苦差事，除了老文，哪个当头的，也不乐意去。欢送老文的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到会群众之多，让我始料不及。老金、老尹都发了言。他们讲得很实在，也很诚恳，算是肺腑之言吧。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老文。这是我所认识的这个人，第一次以一个平常人的身份站在讲台上。
“……在四连待久了，和大家都很有感情。感谢这些年来，四连人对我和对我全家的照顾。我是以一个走资派的身份，来这里接受改造的。没想到，大家对我这么好……有生之年，我还要为四连做贡献。每建一个新连队，就说明我们祖国的橡胶事业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把橡胶种好管好，让它能早出胶、多出胶，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这些年来，有不当之处，请大家谅解。我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感情，我是高高兴兴离开这里的……”
我又哭了，许多人都哭了。许久以来，不曾见过如此真诚的眼泪。
月光之下，我仿佛看见了那北方的易水。苍茫的大地上，高渐离击筑，荆柯起舞。舞罢，一群送行的人，望着远去的壮士，久久不肯离去。老文不是壮士，也不会一去不返。但在我心中，却老有一种风萧水寒的感觉。这感觉，使我终生难忘。
老文与卢培良走后，张明昆成了我们的排长，王国侠便顺理成章地当了我们的班长。在他的建议下，兰子烈被调到一班。第一天砍坝，他就把我和兰子烈分在一起。天下着雨，雨中的胶林则显得更加神奇与虚幻，雾气腾腾、烟雨朦朦，仿佛梦境一般。但下雨不能停工。这里有小雨大干，大雨苦干，无雨拼命干的说法。因此，我和兰子烈始终都在干着。第一次和他一起劳动我就发现，这家伙干活儿最大的特点便是消停。没见他怎么玩命，速度却极快，只一会儿工夫，就砍到前面去了。我砍林带，他砍保护带。林带上面种着树，三米宽，平平整整，只有高草决无灌木。而保护带则不然。又宽又陡，里面什么样的高草灌木都有。而且，最宽的地方十米都不止呢，就这样，他还是跑到了前面。凡他走过的地方杂草已被全部砍倒。我细心查过，没糊弄事，全是一刀刀砍倒，然后又被踩平的。这活儿干得跟老工人一样，这下子我放心了。很快地他走远了，偌大的山上只剩下我一个。听着那“哗哗”的雨声，看着眼前这苍茫的大山和茫茫的雨色，我几乎不知所措，几乎害怕起来。在这里没有枯萎、没有死亡，任何生命都在循环不已的运动中永远地生存下去，只有人是个例外。雨越下越大，我听到山风穿过林梢时那种响亮的声音。此刻，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如同一个受伤的身体正在往下滴血一般。这条漫漫长路上，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我，柳春芽，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姑娘。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这声音相当急，也相当响，是兰子烈回来了！他是在砍完了他的那段保护带之后，又转来接我的。这一下一下的砍刀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等我醒来时便看见了他，一个被大雨淋得精湿的男人。没戴斗笠，飞快地砍着，一脸焦急的神情，我甚至不明白他急什么。当他看见我时，便陡然停下了，我俩都愣住了。片刻的激动，使我的心脏猛跳了一阵。尔后，我们便都坐了下来，就坐在湿地里，被大雨浇着，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就这样，我与他聊了起来。他非常健谈，对我更是绝对信任，而且只讲他自己的情况。讲他怎么去山西的，讲他为什么当了反革命，讲他回北京看到母亲时的情景……语调平和恬淡，决不咄咄逼人。恰恰是那样一种宁静儒雅的气质，令我感到新鲜踏实，甚至于亲切。“亲切”这个词，很质朴也很直接，同时，还特别符合我此时的心情。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亲切，只有亲人之间才能拥有的那种亲切。
这一天，我俩都没再干活儿，一直聊到雨停，太阳出来。而太阳也终于西移了，影子转了向，渐渐伸长。当一切的影子都变得很淡很长的时候，太阳便会突然跌落在山谷里，一切的影子也都消失了，只剩下这苍茫的暮色，远山的暮色和胶林的暮色。下山时，我仔细看了看他，总觉得这个人是上帝特意派下来帮助我的。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只讲他自己。而那些经历却已经让我感到相当宽慰了。子烈说，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地干活儿，能与朋友面对面地说说心里话，能有雨水浸润着心田、滋养着皮肤，于他而言，那便是幸福。确实，比起山西来，兵团不能算苦；比起子烈来，我简直就是在无病呻吟了。就这样，一连干了十几天，终于把那片山砍完。对外讲，任务是我俩共同完成的；实际上，我只干了一小点。但他不觉得亏，非常喜欢这样的干法，就像以前的老文一样。再以后我发现，他还是蛮成熟的。不知用什么手段，不动声色地改变着自己的处境。不但知青们对他友好而服气，就连老工人也乐意亲近他，和他说话。据说：挡案已经寄来，就放在营部，没有谁再逼着他去说清楚了。然而，挡案里究竟写了些啥，指导员讳莫如深，但是，没把他当反革命对待。
王征总能不断地生出些新鲜事来做，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不知从哪天起，她开始读报纸了。不是早晨或晚上，而是在午休时，站在大太阳底下读。她念的声音极大，几乎就可以说是声嘶力竭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是乐意听的。不管有没有人听，她一直在念。总之，给人的感觉傻极了。上海人管这叫十三点，北京人说她二百五，唯有指导员很欣赏。从这以后，连里便掀起了读报纸的热潮。不仅早晨、晚上读，就连中午也不许休息。读报纸，则成了我们每个北京女生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我每每都能从头念到尾，还绝不要人帮忙，嗓子也真争气，比葛兰的声音都不差。我发现每次念报的时候，在一群人中，兰子烈一定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听，仿佛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脸上现出梦幻般的微笑，这笑容就像阳光一样灿烂。谁碰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被他的魅力所融化。
有一天干活儿时我问他：“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念的是哪一段吗？”他笑了笑，并不回答。“可你一直都是在听的呀！你总该知道我读了些什么吧？”他不笑了，用热烈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要把我整个人都给看穿似的。虽然对他，我仍充满了同情、怜悯和不完全的信任，然而，在我们之间，总觉得有些不同了。
“芽，你读报时真美。星光下，你又穿了件白衬衫，飘飘欲仙，简直就像广寒宫里的嫦娥。”他这么夸我。
“你呀，连讨好人都不会，也就只配上山卖苦力了。怎么让人讨厌，你就怎么夸，是不是？”
“我夸错了吗？”
“当然错了。我，一个兵团战士，和嫦娥哪儿能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呢？这年头不美才是美。”
“那美是什么？”
“美是资产阶级。”
子烈立刻不言声了。我俩经常一起干活儿，他很能干，也总是他帮我。他帮我，似乎已经成了应该应份的事情，对我更可以无话不谈，绝对信任。聊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他人好，是可以做好朋友的那种关系。但是我不能爱他，更不能让他爱我。在这里，“爱”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是会把我们一块儿推进深渊的。我在反复告诫自己之后，仍愿意和他谈点什么，而我们也始终都在聊着。有时在胶林里；有时在湖水边。湖边的树，总是很静谧地投下它们黑色的倒影。在阴影中，我觉得一切难以启齿的话，都可以很轻松地流淌出来。多少次夜里，我突然惊醒，竟会为一个虚无奇幻的梦境而热泪盈眶。
自从全连“打摆子”似的读报以后，我便成了读报纸的主力军。往往不用排长点名，我便能自告奋勇地从头读到尾。声音好还在其次，速度极快，快得惊人。密密麻麻的一篇社论，我二十分钟之内，准能完成任务。每每我们排的报纸早已念完，别的排还在挑灯夜战。为此，排长表扬了我。他说，柳春芽干活儿是一般了点，可读报纸的能力，却是没人可比的。我内心的得意不言自明。一天，我去洗衣服，遇见了班长。
“小柳，你读报的速度可真是太快了，快得让人不知道你在念什么。这么快的速度，迟早有一天会引人注意的。”他怪怪地一笑。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种小伎俩，能混过排长去，却未必能蒙过所有的知青，班长就没蒙过。“让你早点回家睡觉，你还有意见？”
“睡觉，我自然没意见。可就是怕有穿帮的那一天。”
“你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懂。什么穿帮？为什么会穿帮？念社论是指导员的主意，又不是我的主意，我有什么问题？能有什么问题？你说呀！”
王国侠只管笑着。他越笑，我心里就越发毛。
“咱们北京人说话一向就快，跟炒豆似的，想慢都慢不下来。”他还在笑。“王国侠，你搭错了哪根神经？一个读报纸，你说，我能搞什么鬼？”我理直气壮地问他。对于我的叫板，他完全置若罔闻，最后终于不笑了。
“对不懂科学的人，说明什么是科学，就像对三岁小孩说明什么是阶级斗争一样。”他解释道。我终于气软下来，只好自己坦白交代。每次读报纸时，我都偷工减料，准知道没人听，所以，越减胆子越大。有时，每个自然段我只读开头和结尾；有时，在开头和结尾之间再加上点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很愚蠢，也很危险？真被人发现了，就是你的罪过，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王国侠立即严肃起来，一点不客气地教训我。
“除你以外，还有别人知道吗？”我确实害怕了。
“这，我还没调查过。”
“知道了，又能把我怎样？”
“估计嘛，现在还没人知道。真知道了，那可就晚了。阎王爷不嫌小鬼瘦，啥罪名不是现成的？以后啊，可千万别再耍这种小把戏了。我揭穿你，是为你好。”
班长语重心长的口气，总算使我放松下来。这天晚上，我一反常态地老实，规规矩矩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排长让我读报纸时，我说嗓子哑了。张明昆只好自己念。也真难为他了，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居然结结巴巴地把整篇社论从头念到尾，顺脖子流大汗，比上山挖树根都累人。这时，鼾声此起彼伏，大家全都陷入到一种昏沉的氛围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