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热情得简直没法推辞。没法推辞，也坚决推辞。我知道子烈不便在这里久留，尤其不能再到师部去。可结果，我俩还是被姓安的像绑票似的，拽到了师部。一进师部大门，我心情顿时沉重起来，真怕再碰上宋天亮。还好，一个熟人没遇上，平平安安，到了他们宿舍。一进宿舍门，安崇宇端起碗来就去打饭。
“我们吃过了。”我连忙解释。
“一会儿，我叫几个北京人过来，一块儿在这里聚餐。你俩休想逃掉。小刚，我把这二位交给你了。丢了，你负责。”说罢，他匆匆地走了。小刚和我聊起天来。
“我也是创作组的，叫郭小刚。北大附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该北京大学毕业了。听说，你们是二团一营的？认识兰子烈吗？”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使我有些胆战心惊。
“认识。怎么啦？”我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来，反问道。
“你也认识他？”郭小刚转过身来，竟这样问子烈。子烈一愣，没有马上回答，岂止是认识！
“我和他从没见过面。但早已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郭小刚神气十足地说，活像个走江湖的。
“他--可是个被划成敌我矛盾的反革命。”我一语道破实情。
“正是因为当了反革命，所以，才有故事可说呢。听说，那是个绝对的硬汉，真正的阳刚之美。就连受苦受难，都是饱满的形体在那里受罪。让人佩服得不得了。”
我和兰子立即对了一下眼神，有点晕菜。
“我必得好好采访他一次，好为将来的创作，积累素材。小柳，告诉你，这可是过了这村没这店的事。”
“你想写他？”我发现郭小刚十分健谈，尤其在这类话题上。他对反革命，似乎有一种格外的崇敬。
“一定得写，必须得写。就算现在不写，将来也一定得写。不写，就对不起这个时代。”郭小刚信誓旦旦，好像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作家似的。
“写他怎么犯罪？怎么挨整？怎么改造的？”我故意这么问。
“错！写他怎么是条好汉，梆梆硬的好汉，不折不扣的好汉。就因为出了个兰子烈，咱们北京人脸上才有了光彩。证明在这些革命左派之外，还有另一种人。”他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显得更加亢奋。
“你这么写，没人敢发表。”我万没想到，同一件事情，到了这些未来作家的嘴里，竟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但我不与他讨论这个，只为这种说法而暗自惊喜，并盼着他能继续说下去。
“当然了，我也没指望着，现在就能发表啊。但是我坚信，这么好的素材，早晚，会有它问世的一天。”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汉的？是道听途说的吧？”我好奇地再问。生怕郭小刚戛然止住，不与我谈了。
“是道听途说。可这年头，只有道听途说的消息，才最可靠，这叫口碑。口口相传，你懂不懂？传得可多了，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提气。说他坐老虎凳都没低头，就像江姐、许云峰那样。没低头我信，坐老虎凳我不信。再怎么说，我们这里，也不是白公馆、渣滓洞吧？你们女人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都是一营的，你怎么就没注意到他呢？要是我呀，早跟他八拜之交，结成金兰之好了。有这样的好汉当哥们，想想都光荣。”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我显得更加亢奋。
“你就不怕领导抓你的阶级斗争？”我这么跟他较劲。
“怕啥？做人，总该有些豪气的。”说着，郭小刚摆出了一个非常悲壮的姿势来。
“可他是个坏人呀！”我还较劲。
“这年头，坏人就是好人，连这都不懂？你简直太……”他气了，不乐意再搭理我。
“你也敢说，好人就是坏人吗？你们这些搞创作的，思想简直太混乱，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早晚得摔跟头。非得在政治上，碰它个头破血流不可。”我拿教导员训我的话训他，郭小刚立刻不理我了。正在这时，又进来一个人，也是北京知青。
“这俩，是二团一营的。居然说子烈是坏人，是我们大家的敌人。这位女士还振振有辞地要批子烈，和专案组一个腔调。革命左派，啥时候都有，说不清什么地方，就能冒出一个来。真是林大鸟多，北京人里，也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呀！”郭小刚指着我和兰子对另一个介绍，一脸的瞧不起。
“是吗？我过两天就到一营去，看看那反革命到底是个啥模样、啥来头。对他的争议太多。我只晓得一首曲子是他写的，谱得好极了，比一条大河都美。”另一个也精神抖擞地参与了我们的谈话。
“他可是为了给自己减罪才作的曲。”我又说。
“胡说！他何罪之有？这年头，最好定的就是罪名；最容易打的，就是反革命。听说，他还有个水葱似的小朋友，死心塌地，跟他好。别人怎么做工作，都无法拆散。全师最漂亮的女孩，而且还是个大家闺秀呢。”一听这话，我更来神了。
“谁说她是全师最漂亮的？要我说啊，撑死了，就是个一般人呗，而且还缺心眼。”
兰子暗暗看了我一眼，没想到我对自己能有如此评价。
“别的可能有水分，可死心塌地是事实。子烈也不是很不幸的。过去讲英雄救美女，现在是美女救英雄。要是有个漂亮姑娘追我，当反革命也值。”郭小刚越说越离谱，越说越羡慕，简直就要以身相试了。
“想试试吗？”兰子第一次开口讲话，他和我一样，也被议论蒙了。在下边，人们只有工夫议论他的罪行，议论他的表现；可在师部呢，人们却把他当英雄似的说着。这的确令我们吃惊不小。正在这时，安崇宇和另一个北京人终于把饭打了回来。
“子烈，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其中一个，一把抱住兰子，几乎惊叫起来。他把兰子抱得紧紧的，眼睛发着亮地看着他。太激动、太激动、太激动了！另外几个全都呆若木鸡，简直就像被人施了魔法一样，定格在原地，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子烈，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崇宇说，有两个朋友来此一聚，让我过来陪陪。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你呀！好兄弟，让我说什么好呢？”他简直欣喜若狂了。子烈也很冲动，他们拥抱得太紧，好半天，才透出一口气来。看到这场面，我感到有些惊心动魄。
“我也没想到……会到这里来，更没想到，能遇上你。闽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这真是人生一大幸啊。就好像睁着眼睛，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呢。”兰子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云南这么大，北京人这么多，他们居然遇上了。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叫谁能相信呢？可事实就摆在那里，又怎能不信？什么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说的，一定就是这种情景吧。我、安崇宇、郭小刚、夏惊雷全都看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那股高兴劲，疯狂劲，自己也不由得激动起来。尤其我，是悲是喜，是骄傲是失落，早已全然不知，早已泪流满面，早已忘乎所以，几乎又跟从前做小姑娘时一样了。
“我就是兰子烈，”他终于平静下来，能正常讲话了。“那个……被你们议论了半天的反革命、倒霉虫。这，就是我的女朋友，死心塌地跟着我的柳春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更不是全师的美人。你们看，她这个顽皮劲，有一点大家闺秀的痕迹么？”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自己反倒有些难为情了。在众人面前，他居然能这样讲，讲得这么诙谐而又亲切，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番话，是那样地深入我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
“我知道自己是个名人，但肯定是臭名远扬。我的罪名很多，到现在，还是敌我矛盾呢。如果你们哪个想立功的话，马上就可以把我抓到师部保卫处去。别的没有，一顿皮鞭是少不了的。”他稍稍抽了口气，别人都静候着。如果此刻，真有人想拿他立功的话，他会老老实实地跟着去，并且毫无责备之意的。他说着话，眼睛却看到另外的一件东西上，我知道他又老毛病重犯了。“你们说的，有一部分内容是真的，那就是我所受的苦，确实已经超出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限度。你们想过没有，当鞭子屡屡抽在身上时，是什么滋味？当狼牙铐铐在手上，完全不能动时，是什么滋味？当一个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咀嚼猪食时，又是什么滋味？我说我吃过猪食，恐怕你们难以相信，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而且是猪吃剩的。当时，我没有其它选择，为了能挺住拷打，就必须填饱肚子。居然有人想采访我？采访什么？就写这些东西吗？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我是个屡败屡战的人，但至今仍怀有希望，一个非常美好的希望……”
话说到这里，气氛已相当凝重了。一阵很长时间的寂静，就好像最精彩的音乐戛然而止。在这样的寂静无声里，反倒孕育着更多、更深刻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激情。我看到在座的每一位，都流出了热泪。
“我和芽是真心相爱。不知你们是否真心相爱过？如果我们是朋友，就请尊重这份感情。谢谢诸位的盛情款待，我不适合在这里久留，我们走了。”
他拉起我的手就准备走，被大家死死拦住。他的声音是平静的自信的，其中具有某一种质地，以至于引起我许多隐隐约约的回忆来。
“我知道……你从山西来了云南，”闽东说。他们是同班同学。文革中，又在一个战斗队里待过。应该说，关系非常亲密。“我曾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可始终都没找到。直到你又出事了，才晓得，我们就在一个师里。那时候，真想见你一面呀。当年的战友四分五裂，到处飘零，大家都没混得很好。但谁也没你这么惨……”闽东是带着哭腔说到这一切的。
我听兰子讲过，有一次，闵东因政治观点不同，和对立面辩论，非常勇敢，非常善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对方围攻暴打。就在这关键时刻，兰子带人冲进会场，解了闵东的围，而自己却被打伤住院，胳膊上被缝了六针。时至今日，他胳膊上还有伤疤呢。
“为什么没找呢？”我悄声问闽东。
闽东迟疑了片刻，说道：“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曾多方面打听你的消息，也全打听到了，可就是不敢去看你。当时，你可能被关在小黑屋里。他们把你形容得比美蒋特务都可怕、都厉害，说你不光思想反动，仇恨社会主义，为了泄愤，竟然摔碎了主席像。深更半夜，在橡胶林里，强奸女知青……”
“你信？”兰子终于问了，他有权这么问！
“当然不信。可就是不敢再去看你。想当初，那股豪勇之气哪儿去了？那种激情哪儿去了？那信誓旦旦的承诺哪儿去了？你档案里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大家背的。可至今，它还在折磨着你。有一次，我到你们一营办事，亲眼看了一台你的批斗会。作为师部下来的人，我也坐在主席台上，跟你咫尺相隔。你站在最前面，鞭子抽得‘忽忽’响。当时，你也许没看见我，而我，却把这场会从头看到了尾。你身上的血把衣服都湿透了。大会结束后，我本想去看看你，和你握一下手，帮你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咱们是铁哥们呀！可到底没敢。不知你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天，我睁着眼睛，痛了一夜，就像鞭子抽在自己身上一样。”
子烈静静地听着，没再言声。他也确实无话可说了。他待人一向宽厚。一个亲眼看他挨打的铁哥们，在当时，并没有助他一臂之力，这，又得用佛家的话来解释了：承担，使我们在痛苦时无怨；承担，使我们在煎熬时坦然。尽管如此，我内心里，却依然痛如刀割。因为我知道，实际上，当时他是看见了闵东的，不可能看不见呀。那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看不见呢？这感觉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使他也整整一夜没合眼。在这一夜里，他究竟想了些什么，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如今，再说到这一切时，他反而心平如镜，心静如水了。既然已经痛苦过，承担过，当然，也就超越过了。
“在冯宝康的公判大会上，我又见到了你一次……”闽东继续道来，神色更加凝重。空气中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宛如人的眼泪。“那天，你坐在第一排，始终低着头。直到枪响时，你才猛的站了起来，又被人强按着坐下，气色始终不好。他们可能看出点什么端倪来。大会刚一结束，你就被专政队的，押在尸体旁边，虎视耽耽地逼你表态。你什么话都不说，坚持沉默到底。没在那个时间、地点、场合呆过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得需要拿出多么大的道德勇气来。他们气坏了，对你拳打脚踢。可你仍然一句话不说，坚持沉默到底。我一直都在一边看，直看到你们指导员过来，把你押上了汽车才走。当时，我真想冲过去，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呀。却始终没敢……”
闵东越说越伤感，越说越难过。以往，我们不也曾经见过许多像闽东这样的人物吗？他们心里十分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有时，他们只要按心里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能坚持出人格来，坚持出道义来。但皱眉一想：个人的前程，政治上的压力，便立即改变了主意。边说边吃，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被揭了出来。
“……后来，又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二团上报的材料，我也看见了。能把一个反革命写得这么好，可见这人世间还是有公理的；可见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了多少人；也可见这几年来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今天，咱们兄弟见面，再说几句肺腑之言：师部的工作，我拼全力去做，决不袖手旁观。再袖手旁观，我就不是人了。还有什么脸面，回北京，去见旧日的朋友呢？”
听到这里，我心里有如撕裂般的疼痛。这些年来，谁没见过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呢？他再说习以为常，他身上的肉也是肉，心里的血也是血呀。这种抽丝剥茧式的叙述，我不忍再听下去。
“闵东，说说你们的情况吧。咱们这些人里，有一个倒霉的我，就足够了，不能大伙都走背字。”兰子连忙转移了话题。没想到他的口气，居然还能这么幽默诙谐。
“来云南不到半年，我就调到了师部。凭我的才气和能力，也做了不少事情。宋政委很赏识我，他爱才。如果咱俩换个位置的话，他会更欣赏你的。”
“这个位置没法换。”说时，兰子竟然笑了笑。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在他看来，似乎已经过去。
“好兄弟，事到如今，你还相信什么？”
“相信人民，相信未来。”
这话，说得有多空洞呀！但它是出自一个九死一生人的口，我便觉得十分可靠和实在了。
“你还相信马列吗？”
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感到非常好奇。这些年来，我和兰子从不谈政治，不晓得他如何回答这个题目。
“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从没认为自己是圣人。只是认真细致地研究世界，研究人类社会，想给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寻找一条有序的运行轨道。告诉人们怎样做，才是最美好而又最持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他是个学者，一个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多年以来，这个幽灵改变了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也逐渐改变了社会。这老人的思想，实在是太高大博深了，反衬托出我们这些后人的幼稚、浅薄和浮躁。当年曾经有人问马克思，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是什么？他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一百多年后，是不是还虚无缥缈呢？至于具体的做法，那便是后来人的事了。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从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吸取最本质的内涵，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尽管十分艰难，十分漫长，却又十分崇高，十分值得。作为一门人类社会科学，马克思的理论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