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上面的这几个案例：关羽犯了叛逃罪，按照法律应该处罚，曹操的部下私通袁绍，按照法律也应该处罚，结果曹操都没有追究；许攸犯了贪污罪，袁绍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田丰扰乱军心，袁绍把他关进大牢说好了打完仗回来处罚，结果打完仗回来果然信守诺言把田丰给处死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袁绍按照法律办事，结果输了；曹操把法律抛在一边，用“人治”取代“法治”，结果赢了。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从来都不认为严格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也就是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同时，也从来不提倡完全把法律抛在一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就是说，同样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人治”。法有法的好处，可以保证整齐划一的社会基本秩序；人也有人的好处，可以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到底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不能走极端，而在于怎么调整“法”和“人”两者的比例，把它们调整到一个最适当的位置，寻求一个制度上有效结合“法”和“人”两大资源的黄金分割点。
（《晋书?刑法志》，《晋书》是由唐朝房玄龄等组织编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述了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其中《刑法志》一篇，主要记载东汉魏晋的法律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法制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当时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三层次的解决机制：
第一层次叫“主者守文”。
司法官员必须严格守法。比如像关羽叛逃事件，关羽要去投靠刘备，你作为五关六将你就必须要查关羽有没有通行证，他没有，你就应该拦截他；他硬闯，你就应该杀死他，这是你的基本职责。你不能够也学曹操，“这是天下义士，放了他吧”，如果司法官员都不按照法律来，随便做好人，社会就要乱套。所以这叫“主者守文，死生以之”，文，就是法律条款，司法官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款，既不能够胡乱解释，也不能够抛开法律，而要用生命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第二层次叫“大臣释滞”。
滞，就是指疑难案件。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疑难案件，基层的司法官员觉得很难处理，有可能是法律有空白没有规定，也有可能法律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具体到这个案例中间，我严格按照法律来，就要闹笑话，就为社会的情理所不能够接受，这怎么办呢？基层司法官员是没有权力去搞自由裁量的，他这个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案件上报中央，这就从彻底的“法治”走向一个“法”和“人”有点结合的这么一种制度了。交到中央以后，由君主召集大臣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决定这起案例到底怎么来判，这个和咱们今天的审判委员会有一点相似，但是有一点不同，就在于审判委员会还是要以法律作为依据，而这个“大臣释滞”，这群大臣在召开会议，在研究讨论的时候，他们引用的依据可以是法律文件，可以是以前的判例，也可以是儒家的经典，甚至于有的时候可以是天理良心，凭着良心下判决。
第三层次叫“人主权断”。
经过了前面两个层次，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怎么办呢？那就由君主来权衡利弊，进行最后的裁断。比如说关羽叛逃事件，如果你严格地遵守法律，那你就要把这个关羽给杀了，把他腰斩。但是这样一来虽然遵守了法律却牺牲了一个忠义的典范，这样是否划得来呢？所以曹操才反其道而行之，宁可放关羽走，我宁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牺牲法律，我也要树立一个忠义的榜样，弘扬一种忠义的精神。这个就叫“人主权断”。但是有一点，“人主权断”的案例，是不能够作为判例应用的，不允许推广适用，只能个别地针对具体的案件。
这就是当时人的立法智慧，曹操正是娴熟运用了这种立法智慧，灵活操控“法”和“人”两大因素，没有拘泥于法律。在曹操的心目中，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必须要为一些更加上层的价值来服务。而反观袁绍，正是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官渡斗法之中败下阵来。
仔细品味官渡斗法，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法文化的体会，领悟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法”和“人”两种因素的法律智慧。“法”和“人”，不是哪个好哪个坏，要哪个不要哪个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何调控两者的比例，才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做得比袁绍要成功。
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以后，又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终于在公元208年统一了北方。就在同一年，曹操挥军南下，打算一鼓作气消灭南方的刘备和孙权，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建国大业。就在这场大决战的前夕，东汉末年最著名的大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当时名士的领袖人物孔融被曹操满门抄斩。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死孔融呢？孔融之死在中国思想史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请看下一讲：《孔融之死》。
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后，于公元208年统一了北方。同一年，曹操挥师南下，打算一鼓作气消灭南方的刘备和孙权，完成统一大业。然而就在大决战的前夕，曹操却将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名士的领袖人物孔融满门抄斩。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死孔融？孔融之死在中国思想史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