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薇看出我的短板，乘胜追击：“阿伦为什么要选你？你能给他干的事儿，我全都能，还指定样样比你强！我能给他干的事儿，你一件也干不了！他要选谁，我都不用帮他想，还是你先帮自己想想吧！”
杜薇的这些话，像一个新型的轰炸机，把我那阵子紧紧握着的“心甘情愿”给毁的面目皆非。
我几个月以来积攒的愤懑被她大声的嘲讽刺激到一个沸点。失去理智之下，我冲过看笑话的人群，不知疲惫地越走越快直冲到许友伦办公室，把杜薇送来的那个办公室文本丢在他面前，说：“你现在就说！选她还是选我？”
许友伦忙着一个箭步冲到我背后，把办公室门关好，然后回到办公桌前拿出文件扫了一眼，皱着眉问：“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
“你还问我？你怎么好意思问我？”我刚才在杜薇那儿受的气全转化成怒火。
接下来，我拼命大嗓门，许友伦使劲压低声音，我们以不同的分贝坚持吵了一架。
许友伦没给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说明，他只是不断重复着“这是两回事嘛！”和“再给我点时间。”
我们在两套逻辑和两种思维模式里吵得相当辛苦，当然，无疾而终。
那是我们在成都见的最后一面。
那个下午，我失魂落魄地在成都繁华的街头徘徊了很久。
走饿了之后就在一个摊子边坐下，摊主给我炒了好吃的小青菜和炖的入口即化的猪脚。我还要了一瓶啤酒和一个“冷淡杯”，在橙灰色的路灯下度过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
我看着摊主的招牌，疑惑，为什么，这种装小菜的方式，叫做“冷淡杯”，而那又似乎非常贴合我当时的心境，真真是“冷，淡，悲”。
杜薇的话在我喝完一瓶啤酒之后又强势跑进我的脑海，我想甩都甩不掉她说的那句“阿伦为什么要选你？”
我没想出过硬的答案，这让我的心，好像被青瓦色的云隙中传下来的秋凉刺中，且冷且疼。
我知道，实则，我们不会真的被别人的话语伤害，那些能够伤害到我们的言语，恰恰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早默认别人口中的那些内容是短板。
我不是被杜薇打败，我是被我自认的软肋打败。
黄昏时分，我回到许友伦的住处，他不在。我收拾了行李，搭那天最晚的一个航班回到北京。
我从首都机场走出来的时候，意外地看到朱莉。
“ALLEN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见了。我有一同学在国航管事儿，我让他帮我查了这班成都出发的名单。有你。我就来接你了。”
“哦。”我低下头，忍着眼泪。
“他挺着急的，说我如果找着你，务必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
“不理他。”我低语。
“行。我听你的。要我说，回来也好。”
“嗯。”我点头，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不哭！有什么可哭的！你们俩也不是第一次分手，我看也未必是最后一次。”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不是我跟许友伦最后一次分手。时光也没有容我对此考量太多。
回到北京不久，有一天上午，我按照朱莉告诉我的信息约了一个房屋中介，想要赶在房间飙升的时候卖掉以前买的房子。
我比约好的时间到的早些，那个中介还在忙着应付另一个客户，见我到了就安排我在会议室等他，并殷勤地插空送来了热茶和当天的报纸。
我闲闲地翻开那份报纸，在扫过文化版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标题：
“知名旅法艺术家武锦程车祸去世”
我看到“武锦程”三个字和“车祸去世”连在一起的时候，有那么几秒，我觉得我的意识离开了身体，飘向空中，好像另有知觉似地在空中停留了一阵，才不情愿地回到这副躯体中，然后我就在头皮阵阵发麻的颤抖中读完了那条内容不过百字的消息：“知名旅法艺术家武锦程先生因车祸于昨日（11月4日）在瑞士不幸去世，年仅35岁。武锦程生前曾与陈丹青，陈其钢，张亚东等各界艺术家合作，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在业内备受赞誉。武锦程去世的消息震惊文化界，知名艺人汤唯，张亚东等武锦程先生的生前好友纷纷表示悼念。”
之后大概有几十分钟时间，我的记忆发生了空白，我不记得我怎么走出的那个中介公司。
等在冷风中走了许久，我才从恍惚中醒过来，我信步走到建外SOHO的星巴克，买了一杯热拿铁，走到三楼，找了一个离所有人都最远的角落，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我姐。
“我知道了。”她镇定地说，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是我姐就此事的唯一反应。等我还试图继续这个话题时，她只是一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快速而决绝地结束了跟我的通话。
挂了电话之后，我环顾四周，离我最近的两个桌子，一桌是一个年轻的外国男子，耳朵里塞着耳机，正目不斜视地地盯着他面前的苹果电脑。另一桌是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他们没有特别蓄意控制音量的对话一阵阵传来，听得出那女孩是个卖保险的，而那中年人想必是个闲极无聊的猥琐之徒，正有一句没一句地用拙劣的方法借故调戏那女孩。
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故世和或一个人的悲伤而发生哪怕一丁点改变。我没有任何选择或逃避的方法，只好，开始，试着面对“武锦程已过世”这个事实。
那天咖啡店的服务员奶温掌握的不好，那杯拿铁很烫。
我的眼泪开始一颗颗掉进咖啡里，速度逐渐加快，带着我的睫毛膏，终于中和出了能入口的温度，我不想被人看到我狼狈的流泪的样子，就把咖啡端起来大口大口的喝下去。
没有放糖的拿铁，在混合了眼泪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的味道，我好像掉进了海里，一股一股被噎上来 简直要窒息。
那一刻，我想我最怕淹死。
等几天后，我自认为神智清醒，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要去法国。
这个决定再次把我的人生拖出原本“想当然”的渐行渐麻木的轨道，拐了个弯，不经意的一去千里。
几年后，当时光抚平了哀伤，我对时光的作用，更多了敬意。
时光在去去而来的过程里，带来的都是礼物，不管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喜讯或噩耗，所有与时光相关的相逢，都是跟生命骨肉相连的雕刻，延长去看，每一个当下，只要放下与“过去”和“将来”比较的成见，都是无悲无喜的独立个体。
也许，每一次下笔都痛，每一次修改都会伤，而，终究这一切都是时光赐予的得到和感受，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拥有，这拥有也让人由衷的懂得“发生”即是“发生”。发生本无“好”“坏”。一切“好”“坏”的界定都是“心动”的投射，当心“静”下来，一切镜花水月，依旧都可以是花，是月，残垣断壁间也可以有赏心乐事，什么时刻都可视作美景良辰。
初到巴黎时，我并没有料到，我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且一住就是好几年。
参加完武锦程的葬礼，我向协助主持葬礼的一位中国男子询问了一些问题。那男子是参加葬礼的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从他的致辞中我知道他是武锦程生前在法国的好友。他没有问我是谁，跟武锦程什么关系。当然，或许因为来参加武锦程葬礼的人群中，不同种族的女性占了多数。因此他本着对好友的尊重，对来宾都尽可能的客气。他根据我的问题如实提供了他可以给出的答案，亲切而有距离。我问他要了武锦程的住处的地址，又问了他武锦程平时在巴黎去最多的场所。他说他要想一想，第二天，我收到他送到我住的酒店的信封，里面是我要的答案，那男子把它们用中法两种文字写在纸上，字迹工整，说明清楚。
起初，我只是想试着寻访武锦程生前的踪迹，以此去追思这个在我人生中占据特别位置的过客。他在跟我见面又离开之后的很多年里都像一朵长在我心底的曼陀罗，我可以不见他，可，我没办法马上就接受，自己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存在。
这是场没计划没步骤的追思，我只是信马由缰地乘思绪而来，没想到，当“追思”渐渐在途中不知觉地淡出，巴黎的气韵早已悄然无声地晕染开来。
那晕染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气势，像张爱玲说的“像丝绵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场糊涂。”
也许巴黎就是这样，人在巴黎，很容易被巴黎招致麾下，然后，就自然地成了组成巴黎的颜料的分子。
武锦程的离开，原本对我是一记猛烈的打击，然而却好像是命运用了一个冷僻的方式，把我从被自己已逼进墙角的生活里跳脱出来，丢进胭脂色的巴黎。
我在第三次去武锦程的故居下例行徘徊时，突发奇想，决定在那附近住下来。
武锦程生前住在巴黎的拉丁区，我透过那位写地址给我的男子帮忙，在那条街上租了一间不大的公寓。那间公寓位于一个只有四层的旧式建筑的三楼，我隔壁有一个法国老太太，看起来大概七十几岁的样子，每天都到楼下的杂货店去买乐透和香烟。虽然只是去到楼下不过百米远的地方，也看得出她出门前是精心装扮过的。每每看到她戴着漂亮的丝巾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就忍不住深深地舒一口气，为了方圆几里之外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活着而格外安心并欣喜。
有个下午，我坐在公寓楼下不远处的一个路边的长凳上看书，那天我背着从国内带来的PRADA那年出的尼龙刺绣包，那个颜色艳丽的刺绣图案在那天多云转晴的天气里格外显眼。我坐了不知多久，忽然余光感受到远处有一个同样色彩艳丽的影像向我的方向急忙而来，我转头望去，正是那位七十几岁的芳邻。我冲她微笑，她一路疾步到我面前，潦草地对我笑了笑就立刻低头抚摸我的尼龙包，并发出啧啧赞叹，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单词。
我想了想，伸手把包里的杂物拿出来，然后把那个尼龙包用手抚平，递给她，她又用了几个我听不懂的词表示了诧异，我只是微笑，笃定在我的决定里。想必是看出了我的诚意，她很快喜悦地接受了。对我来说，让一个活得如此意兴盎然的邻居高兴，比那个尼龙包本身更有价值。
那之后，这位芳邻每次碰面都会热情地带我去附近走路能到的不同功能的店铺，不久我就对周遭的环境熟悉起来，知道哪家的法棍最地道，哪家的可颂最美味，哪家的咖啡最香醇，鱼店几点打折，周末的自由市场有哪几个摊位会出现帅哥。
那一带的环境也几乎满足了我对法国的所有想象和诉求。在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下，店铺和店铺之间相得益彰，从别致的画廊，设计师服装店，手工首饰店再到杂货店，水果店，卖卡巴的摊位，街角的花店。整个街道都透着丰俭由人的落落大方，一切都似乎安详在一种早已深入血脉的格调里，然而这种格调里有的是见惯世事的宽容，没有任何蓄意拿捏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兵气”。
顺着公寓前面的那条街一路走出去，不久，就是传说中的“左岸”，顺着左岸，只要愿意，则仿佛随意就可以一直走到任灵魂舞蹈的地方。
从我住的那间公寓走路十几分钟还有一个墓园，某个清晨，我在晨跑时第一次无意间路过那儿，就被那种锁在薄雾里的安详给迷住了。我停下来，双手合十地注视着墓园里迷你建筑群似的那些形态不一的墓碑，彼时，不知从附近哪里，幽然地传来德彪西的《牧神午后》，我的心头因此忽然涌出一种熟悉感，好像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那种“心里倒像是远别重复一般”的确定与温暖。
我想，死亡真是一个奇怪的礼物，它让我们因它的存在而对世界抱有一种奇特的敬意。往往我们用在别处的敬意或多或少都来自于心底对某一样东西的贪图。只有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敬意和我们因敬畏死亡而接近宗教则是我们对自己深感无能之后的自愿臣服，而那，才是更纯粹的敬意。
后来的两三年，那个墓园成了我最常去的地点之一。平日里，带一本书，带一件没做完的手工，或，就是坐在那儿呆一阵子。摒弃了不知从哪传承的“忌讳”，迎面而来的，就成了亦不知从哪儿传承的对“不知死何知生”的“接受”带来的安详之感。
法国的生活更有“细水长流”的从容，当周围没有踌躇满志的人群做胁迫，“理想”就容易贴近“理想主义”的单纯。
我在墓园认识了一个经常在那儿散步的西班牙人Juan Jose Fernandez，他在附近一间私立学校的装饰艺术学院任教，我们见面之后相视微笑过几次，再后来，我成了他的学生，跟他学装饰艺术。Fernandez先生第一次带我到他的工作室就用不标准的英语跟我说“Communications with heart.”
事实也是这样，在法国住了那么久，除了每天说无数次的“bonjour”和“merci”之外，我很少开口说话，起初是因为没会的词可说，后来就习惯了。只有在初来乍到的那几个月会因为慌张而怀疑语言是问题。等过了一阵，渐渐感到安全，平静就自安全中生长出来，自然了解，不掌握一门语言也未必不可以去体验一个城市，久了，甚至觉得，说话是多么没必要的事，语言如果不用于阅读，就简直多余。就是这样，因为不懂一门语言，反而在那个语言的环境中，我成了一个比以前的自己更容易忠实于感受和更敏锐于捕捉知觉的人。
语言在我的生活里首次成了一个暂时的谢幕者，而我没能力用我既有掌握的文字去形容那种失去语言支撑的生活，那种，在意外中“妙趣横生”的生活。那生活的内容又极其简单，去学校，去看展览，去工作室，去街边的咖啡店发呆，没有了语言的侵扰，一切是那么的清净自在。
那些年，好像一场梦，我从生活中离开，去到了一个更接近生命的所在。那并非全然跟“身处何处”有关，而是，由处境决定了的“心处何处”。
在巴黎的日子里，多年前武锦程在北京对我说的总会不时地自记忆深处自动跳出些片段来，而，恰又是它们，帮我体会了在阵阵落英缤纷伴随下的巴黎梦。
2012年春天，我在Fernandez先生的帮助下独立完成了我的毕业作品，那件作品是用碎玻璃黏贴而成的。那阵子我特别迷恋透明的材质，玻璃和水晶是我在创作中使用最多的材料。那个作品用到的三百多块碎玻璃，每一块的形状都是我自己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或干脆是捡回来再逐一敲磨而成的，每一块的颜色也都是自己不断实验调染的。Fernandez先生帮我在完成后的玻璃体内部装了几个不同尺寸和瓦数的灯泡，整个作品就多了几种颜色和亮度的变化。
作品彻底完成的那晚，我在调试完灯光的亮度后又对着它呆了很久，不知为何，它让我想起SARS那年在香山脚下看到的情景，因此，我给它起名叫“许愿树”。
也许是那阵子太过专注，作品完成后，我忽然有种心力交瘁的感觉，就没目的地独自去了一趟瑞士，打算放松一些心情。
路上的一天，正途经一个不知名的城市，我远远看到一群人在集会。
那个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我找到一个讲英语的人，他告诉我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个高僧的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