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飞奔在山岭间，张遇坐在窗边托腮沉思。现在是二○○九年大年初三的傍晚。车每隔一两个钟头就停一次站，上来下去的人里越来越多地出现“饿”啊“恁”的口音--离西安逐渐近了。
这几乎是种突然降落到张遇脑中的念头：去西安，去找仲义。就算在两三年前，她也不会认为有一天她会去找仲义。她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可是，千真万确，就在那个突然被那种奇怪的不洁感缠住的夜晚，她的脑海中猛地闪现出仲义的身影，这是两个身影，一个少年英俊，一个雍肿迟钝，两个身影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仲义，都能令她获得某种安定感。接着下来，仲义的两种身影频繁出现在她梦里，醒来后她感觉失魂落魄。她想见到他，对！那个胖男人，她想见到那个胖男人。时隔多年，那个肥硕的形象竟然会令她倍感亲切。她想见到这个多年前被她不断排斥的胖子，这真是太奇怪了。
列车不断地缩短着她与西安的距离，她心里逐渐紧张不迭。又是十年了。她与仲义又是十年没见面了。这十年似乎比他们分别的第一个十年要快速一些。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十年真的让她有流年似水的飞逝感。这十年，仲义过得怎样？他变了吗？更胖了？或者终于瘦回了早年的体型？她脑子构划着关于仲义这十年生活的种种方案，某个时刻，她对仲义充满担扰：她设想仲义出了什么飞来横祸，像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那样，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他低着头，脚踩着斑马线，越过马路，一辆车飞驰而来，接着是刹车声、惨叫、来自四面八方的惊呼；如同奇旗，他得了某种不治之症，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他在咖啡馆的小屋子里睡觉，煤气管道泄漏了--不是没有这些可能，十年，况且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什么险情都可能发生。尤其像她这样一个半年前刚刚历经过地震的人，对生命的脆弱有更深的体悟。仲义，他们又是十年没见了啊，这十年，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似乎比前十年还要日新月异。变幻莫测。如果仲义当真会遭遇那种事，她会痛哭流涕，会悔恨，一定会的，她想。
她不希望仲义出事。她从来都希望仲义过得好，这一点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
张遇是带着小征一起去的。小征某些时候真让她不解。大过年的，他不回去陪他奶奶，反而叫嚷着要跟她一起来西安，这委实有点说不过去--他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多么担心他奶奶的吗？张遇想了半天，只能认为小征是个乐天的男孩，尽管已经背负了一身的不幸，他还是热爱生活，积极去抓取享受生活的各种方式。
“我最喜欢出去旅游了，你带我去吧。”
除夕那天，小征要离开成都去看他奶奶前，张遇告知他春节期间去西安的打算，小征兴奋地请求她。
他初二中午就回来了，总共就在奶奶身边待了两天。
张遇这次其实是愿意带着小征前行的。与现时的情人一起奔赴某处，去寻访她的旧情人--这样的感觉是奇妙的。你无法不觉得这是一种刺激。
果然，在车上，张遇每每凝望小征，恍惚间就把他和最早的那个仲义混淆在了一起。小征的脸与少年仲义的脸交错、重合，两个不同时代的男孩时而合二为一。有那么几个奇怪的瞬间，张遇发现小征和少年仲义长得真有几分相似：白晰的脸、红润的嘴唇、清亮的眼睛，身高也相仿，连说话的音质也类似--这种发现令她费解。她推而广之，想及更多她生命中的男孩，竟发现他们多少都与少年仲义有些相似。看来，她的初恋给她一生的情爱对象在长相上定下了一个基调。这说明，初恋留给她的印记太深刻了。或者说，仲义是她生命中永远摆不脱的一个人，无论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无论她曾经多么不稀罕他，终有一天，她还是会在心里把他当成至关重要的人。
他们于午夜时分抵达西安。街上挂满了红灯笼，一种古朴、幽远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人立即深切地体会到：这的确是一座有着三千余年文明史的城市。她坐在出租车里，眺望身边一掠而过的城墙、方正的马路、宅院上的剪纸、红彤彤的夜色，倾听长夜的寂静，以及寂静中偶尔跃起的一阵喧嚣，很快沉入一种她所需要的氛围当中。那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氛围，她像一簇不合群的火炬，向幽远的时空退去，站在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这种感觉令她温暖又忧伤。有一阵子，她别过头来，窥视身边的小征，他略带兴奋的神色，白晰、青春的脸。她忽地产生了一种错觉：她真的回到了过去--二十年前，她和一个叫仲义的男孩心心相映、朝夕相处，他们恋爱，热烈地恋爱，现在，时光重现了。
这只是瞬间的感受，像某种灵感，一闪，就过去了，再也不好捕捉。她闭上眼睛，又再度睁开眼，窥视小征，期待那种感觉再现，却发现它不复再来。
他们下了出租车，住进了一家宾馆，先把东西放好后，又出了宾馆去附近的巷子里吃小吃。寒风凛凛，她用衣领子紧裹住自己的下半张脸，与小征紧挨着坐在小吃摊上。她心里那种灼热的期待还在。很强烈。但那种时光倒转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小征只是小征而已，并不是二十年前那个给她带来激越初恋的男孩。
她很有些怅惘，而在这怅惘带来的凝思中，她意识到，她来到这里，看起来是缘自于对仲义的突如其来的思念、对初恋的回味，更进一步说，是她想与二十年前那个纯如白纸的女孩接近。而这种接近，会令这个春节期间纠缠她的那种不洁感减弱些。
有她意识不到，或不想意识到的，比如：她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诈骗行为。在眼下这种如火如荼的生活中，很多人都在迷失，但迷失到诈骗--诸如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地步，毕竟是个别人。她刚刚越过多数人的道德底线，因此惶恐不安。事情她已经做了，她人生中已经留下行为的印记，无法磨灭，她急待消灭的是这种行动带给她的不安。她来西安，只是因为她洞察到这是有效消灭不安的方式。
有了这一次对不安的隆重剿杀，往后，她将获得不安的抗体，以后的一年又一年，这抗体愈益增多，她再去违法甚至犯罪就将不再不安，就是这样一个步骤吗？一个人的嬗变步骤？
一个正置身蜕变交界处的女人的阶段性惶恐？
如同她们的更年期，过了这一段，只要，越过这一段，从此，她们的意志力将坚不可摧？
这样的推理太可怕了。
她和小征在宾馆里深深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已是中午，她很有一种清新洁净的感觉。
这当然已经是大年初四了。他们随便吃了点饭，便让这次西安之行的主要行动出场了：寻访仲义。
她没有仲义的任何联系方式。最近的这十年里，她完全抛却了仲义，就算她曾经有过他的联系方式，它也会因为她这种绝对性的抛却而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十年前，她也是没有仲义的任何联系方式，但最后不是迅速的找到仲义了吗？只要愿意去找，只有那个人还活着，找到他，并非难事。
还是十年前的老办法：向仲义母亲单位的人索要仲义家的电话，就这么简单。十年前，她还需要通过114查号台查取仲义母亲单位的电话，现在连这个步骤都不用了，他们直接去仲义母亲的单位。她记得仲义母亲单位的名称，这一记忆是二十年前植入她脑中的，根深蒂固。在她这一生中，似乎只有二十年前那一场记忆的植入是惟一深刻的。
还是费了不少口舌。仲义母亲退休的时间毕竟太长了，况且是放假，那单位里只有一个值班员。那是个脾气不错的男人，他挨个儿打同事的电话，终于找到一位原先是仲义母亲的下属现在与仲义家还有联系的人的电话。接通这个人的电话后，值班的男人把电话给张遇，让她自己详问。等电话那头的女人告知她仲义家的电话、住址之后，一种莫可名状的紧张感突然漫过她的心头，像一只惊鼠嗖地从她的心房穿行而过。接下来，张遇听到自己急切的询问声：“她家的儿子……我是说张志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他叫张志煜--我是想问问，对！就是她儿子，她儿子！对！--她儿子还好吗？”
“她”当然是指仲义的母亲。电话那头的女人给予了张遇一个不凡的答案：“好得很！她儿子现在可捧了。”
“捧？”
“你不知道？他现在是挺有名的一个什么协会的会长--对！会长。”
“会长？”
“你不认识他？那你是谁？怎么回事？”
对方警惕起来。张遇敷衍了两句挂了电话。她怀疑和她通电话的那个女人弄错了--她说的不是仲义。“可捧了”的“会长”？--她脑海中立即蹦出十年前那个臃肿、迟钝，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得的仲义，这个形象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那女人嘴里跳出的这两个词划上等号。
他们打了个车，直奔仲义家所在的那个小区。又要见到仲义了，果然，诚如奇旗或余蔓琦预料的那样--“你们还会见面的”。人的内心真是难以设定，她现在正变成一个预想外的自己。这个春节她是奇怪的，她正以一种怪诞的行为勘测和抚慰自己。一切都是怪异的：她来到一座古城，身边陪伴着的是一个她无私爱护着的男孩；这城市是给予她的初恋情人成长轨迹的地方，他在这里呱呱坠地，历经童年、少年、青年，现在，他是个中年人，仍生活在这古城的一隅，她在接近他、深入他，如此神奇。
更怪诞的是：她想见到仲义不假，但是，她根本不想让仲义见到她。
对！他们的这次相见，是单向的。
她要见到仲义，但不会让仲义见到她。这是她这场行动的重中之重。她接近仲义，接近她的过去，来与自己的纯真时代重逢，但这一切都不需要与现在的仲义发生必然的联系。现在的仲义如果参演这场戏，只会是种破坏。十年前她就不爱仲义了，现在更不可能爱。即便再十年后仲义变成了一个“可捧了”的“会长”，她也不会去爱。对她来说，爱是一种扑朔迷离的东西，跟对方人生的兴衰无关。如果不爱，与一个人发生联系，只能是制造麻烦。但她想见到仲义，这千真万确。也许，她旨在让现在的仲义充当这场正火热上演的大戏的背景，仅此而已。
他们很快来到仲义家的小区外。已经是傍晚了。这是一处高尚住宅区，这显而易见。张遇站在大门的侧旁，隔着铁棚栏张望里面林立的欧式建筑，欲进却退。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心生一念，接着她挽住小征越过马路坐进了对方的咖啡馆里。他们找了个可以很好地对小区大门了望的靠窗座位，坐了下来。她心里产生一个称得上幼稚的念头：她要坐在这里等着仲义在那大门口出现。然后，也许，也许吧，当仲义出现的那一刻，她会奔出这咖啡馆，跑到马路对面，躲在电话亭或什么劳什子东西后，更近的打量现在的仲义。仅此而已，接着，她回到咖啡馆，坐回座位，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就那么安详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