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广为人颂：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对李嘉诚亦如是。领受过，就起作用，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李嘉诚由寄人篱下到富可敌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个人的生命状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张狂和戾气，他仿佛无视自己财富的滋长和力量的扩张，只是沉稳地、老谋深算地注视着下一单生意。这期间既有职业金融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又有传统文明对财富的韬晦之术，有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提防。纵观李嘉诚一生，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规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着较好的结合。
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展开极为复杂，国人只有在极短的时间里像日本人一样饥渴地、疯狂地学习，更多地时候在自傲与自卑、敌视与谄媚之间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夺者、施惠者、肢解者、友爱者、守旧者、激进者各种角色，最终纷纷被扭曲、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神权的辩护士，自由主义成为腐败和剥夺的保护伞。传统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李嘉诚在无言中，在亲身履践中将敬业与勤奋、财富积累与本分、自尊与孝顺成功地统一了，正是在这方面，李嘉诚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
四
需要说明的是，李嘉诚在50年代的成功之后，在已使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之后，为什么没有改行，为什么没有读书？
在创业初期是有要像父亲那样从事教育的想法儿的。“知识改变命运”，他后来更深刻地领悟了，并以此为题拍摄了专题教育节目。他告慰父亲的方式之一就是捐助公益事业，在大陆，最为称道的是建设汕头大学和附属医院。他在汕头大学先后捐助20亿元，尽管这所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学至今在学术方面、在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上并无可观。李嘉诚对教育的认知促使他以父亲的姿态来监督弟妹的学业，同时自己也学习不辍。但是，李嘉诚在刚刚成为企业主之初的“小富即安”或转业想法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事业的扩大。在当时的香港，竞争迫使企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生存下去，近乎自然的要求使得李嘉诚最初的想法不自觉地消失。李嘉诚进入塑胶行业仍然是一个模仿者，年轻和善于思考使得他敢于尝试新事物，发现并生产塑胶花使得他很快在行业中树立了领袖地位，并为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这种求新本身也会改变他的初衷。
对李嘉诚来说，很容易发现，如果不把读书作为一种做人的方式（立言），如果只是把读书当做一种工具、手段，那么职业已无分别，重要的是从知识中获得内在的自信和外在的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和做事（立德和立功）。
我们的传统以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再次为立言。其实，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他已在绝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在他所处的香港，个人在归属感上的受限和无能为力（父亲和儿时教育给予他的家国情怀至此已苍茫无限），使得对个人最具挑战最有诱惑最有机会的是市场，这是生命力量实现的最好地方。这也许是李嘉诚被逼入市场上发现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扎根于市场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李嘉诚何以在商场上拼搏了一辈子，何以终生如此勤勉。李嘉诚曾总结说，一为挑战自我，一为让股东满意。在身份认同不太紧要的香港，他对自我实现的要求更为强烈，他要在自创的王国里的成功也极为强烈，那里有着对一种共同体和个体价值感受的真实情怀。
那也是东西方文明、资本、社会的聚焦之地。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在冷战的岁月里，在一种动荡然而又基础稳固的条件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群体。香港的50年，其社会环境有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不断持续创造性的社会变迁。这种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环境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发扬，成就是惊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无以突破，却给了行政、经济领域无限的机会。
尽管李嘉诚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19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李嘉诚的路还在继续，他几乎一直在捕捉先机，发出时代的先声。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种潮流里领先，从小到大，从夕阳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到后来，跨产业、行业、领域，由经济到文化传媒到政府公共领域，他总能占据主动，引导前行；这位以资本为对象的战略大师一生学习不辍，敢于尝试新的未曾接触的领域。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石油、电视以及当前对数码港、中药港计划的热衷，每次都不仅适应产业趋势的变迁，而且推动了社会的潮流。到后来，李嘉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有了难解的联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知足、守常、中和、自给也在李嘉诚这里得到超越，用学者们的话说，他是跃进到现代化的永无止境的变动之中。
李嘉诚浓缩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上百年、几代人的历史，一穷二白到发达的进化历史。这种跨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五
街头推销少年，诚实而腼腆。加工塑胶花企业家，勤奋、机灵、信用。所有这些，还在人们的理解范围内，还是平常心所能把握的。
可是到了地产中“人弃我收”，到了要挑战置地，要投资汕头大学，要弄潮新经济，70高龄了还难得半日闲，李嘉诚的生活和内心已超乎了寻常人的理解，已非寻常人所能探视和把握了。尤其在擅以名利富贵来揣度人的传统眼光看来（今日中国多如是者），李嘉诚的行为不可理喻了。他自己也说过，第二个1000万比第一个1000万元要容易，到目前，钱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早先的意义。但他依然那么执著，是好玩吗？
对于人的生命可能极境的迈进是多数国人难以理解的。但李嘉诚实实在在地在多个领域里做了尝试。这里有着老子的智慧，无所不为；有着传统文化最深的底蕴发挥着作用，生生不已，其命维新；有着现代性最本质的要求，维新是尚。
我们的传统素有知命之说，李嘉诚在生活事业上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了人不仅属于自己，不仅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诚有自知之明，他就是这样说的，“创业时要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个有才气有灵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后，命运之神再也没有放弃他。像领受了神谕一样，像清教徒为上帝积累财富一样，李嘉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丰富。李嘉诚没有丢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放弃，就成为最好的，在各个方面的尝试成为最好的。亿万的财富进出、投资、投机、吞并……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疆域的王国。李嘉诚乐此不疲。他曾经一人担负全家人生计，现在一人也足够撬动香港、东南亚。无论被美国《财富》周刊评为千禧年企业家，还是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00年第一号最有权力人物，都说明了人们或远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与李嘉诚比起来，他的同时代人物们同样优秀，我们说过那是一个成就了众多巨人的时代和地方，那是做惯了“螺丝钉”的人想象不及的巨大个体。霍英东智慧出众，包玉刚勇冠三军，郑裕彤胆略过人，李兆基本分严谨，郭得胜雷厉风行……各有特点。李嘉诚则挟传统文化的精神而来，与新时代博弈，平和、诚实、坚忍，把中华文化的立功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李嘉诚身上，很难发现他属于哪一类人，具有哪一类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众人的综合。他温情而不过分，厚爱而不过溺。他动辄捐给社会千千万万，而给一个求助者只以言传并济以少许钱物。也许正是这种分寸感，使他能在社会人生的诸种方面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没有失去这种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够敏锐，他的头脑仍极为灵活，这使得他每有行动总能令世人“大跌眼镜”，他的行为有众人想象不到之处，而这行动的成功结果又总如风景骤起变幻一样蔚为壮观，神奇地充实了平凡人众的视野。
但平常心确实失去了。在这方面，李嘉诚更属于他那一群人，更属于他那一时代。李嘉诚纵然表现出了作为经营者的独特的“这一个”，纵然他以投资为出发点，但他仍有投机的行为后果。在这方面，李嘉诚并不逊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只是我们至今缺乏对于索罗斯的认识和判断。在李嘉诚购并、大战英资时，其行止“犹可说也”。而后来，强敌已去，暴发称雄，已经求败不得，其作风“不可说也”。纵然我们缺少价值参照和价值判断，但这些资本家们，在资本的炒作里“鞭笞天下”，视万物为刍秣，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的成功不仅伴随着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尸枕狼藉”，而且千百万的普通民众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奇高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动荡的社会生活。那真是大亨哼哈，招摇社会，鱼肉民众，怨不能言。一个对于发达国家和文明社会而言的前现代笑话（经济危机期间香港的房地产商们就很为西方人嘲笑了一阵），李嘉诚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谈论索罗斯、李嘉诚、盖茨们，用西人的比照系统已难以认识。人道主义的、温情地善待社会大众的说法儿已不足以服人，也不符合商业伦理和资本扩张铁律。也正是在这里，李嘉诚们的存在对吾人智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就是他们不仅有效生产出了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而且他们引导并规定了大众们的生活内容。尚名、尚钱、尚成功、尚简单的拥有感。“螺丝壳里做道场”，今天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这道场雄阔壮大，不仅全世界的目光为之吸引，而且千千万万个体生命的情感和行为也为之规定，并按指定的方向推进。正像美国的男人们为盖茨所苦，李嘉诚的声威余烈也使政客们的模样和普通人生活的微小的成功黯然失色。“民日用而不知”，这日用而不知的生命之道竟为成就功名的紧张关系僭越，成为重要也唯一的内容由民众填充。风云激荡的香港也因此举世公认为“文化沙漠”，生活和事业的目的一旦为简单的拥有感僭替，用我们文明中最深厚的道理来解释，就不仅有违人情，而且直干天和。
这一丧失道统的文明发展格局跟大陆、台湾的情形异质同构。大陆宏大的、以时间和千百万人为背景底色的历史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身的否定、反动、还债。台湾不仅出现了，而且有了不弱的民族文化分离势力。香港，一度为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称道的地方，则把资本运作的深层垄断与吾人文化的专断传统作了最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香港政府力量不仅日益强大，而且政治思维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嘉诚自然也感觉到了，他把投资转向了海外。但他更经常表现的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借力更甚。他忘记了，一个超人的存在，既是伟业也是罪行；他忘记了，市场上的唯我独尊的得意伤害了平常的健康的人心秩序；他忘记了，从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中超拔而出，也必须有效地引导其健康的因素，否则为其反噬，成为人不能同情的异类。
六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就这样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大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即使如此，他的成功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比仍极失色。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内部展开的一面。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仍显得渺小，仍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