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的我还留在那棵古老的胡桃树上，朝下望着，试图弄清我们农场的边缘，那是我姐姐们最后所看见的地方。在她们的周年忌日那天，我爬上树，看着太阳升起来照耀在我们的农场上，我想以此更好地来理解我在那场事故中的角色。希望有一天，当我爬下树，松开树枝的时候，也会放开寻找那场事故发生原因的念头。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阿米什人，我就会相信那是上帝的安排。但是那时我是如此年轻，我无法相信。
在兰开斯特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伊莱和约德姐妹们”，即使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同意记者采访，并赶走WGAL电视台第八频道的采访车。那次事故在整个国家以及当地的媒体都成为了新闻头条，包括阿米什人的周刊新闻，《要闻集成》和《大使馆》，也包括每月的杂志--《日记》。
这次事故催化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州的祈祷群体，他们给我们寄来了多得可以淹没我们邮箱的信件、卡片、礼物以及祝福，以及让我父亲懊恼的东西--钱。在最初的一年里，超过十万美金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给我们，那些不知道我们银行账户的人还直接给我们现金。起初，我父亲彬彬有礼地接受了这些钱，这些钱可以帮助我们支付医治父亲断裂的股骨、臀部、骨盆以及肩部的医药费。迄今为止，父亲没有为他受伤的部位做过任何X光片，即使我的母亲曾告诉我“它们看上去像是粉碎了的咸饼干”。父亲的康复并没有用光阿米什的医疗补助以及我们的医疗保险，他拒绝使用，以防万一有人更需要它。
直到父亲不再使用叉状架而使用拐杖的时候，各种媒体的大规模报道才终于结束，而此时他的拍卖生意规模也增加了三倍。父亲一周的每一天几乎都很忙，这也使我们种植的烟草没有时间受到良好的照料，也伤害了那些需要雪茄的男人们，包括勒罗伊。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父亲会感激拍卖生意，他可以因此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其他，尽管我母亲在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时候恳求他停下来休息，而父亲从不停下来。一旦他开始行走，就意味着他试图忘记。他集中于磨炼自己的技艺，得以精通不同物品的价值。他对每月填满我们信箱的钱显得并不情愿，因为再多的钱也不能取代自己的五个女儿。
有趣的是金钱有时候被“英国人”用来建立彼此以及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他们给钱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但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我们之间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多深才是衡量我们财富的标准。然而，钱也同样会影响我们。
在父亲身体恢复以后数月，他每晚的例行公事就是数钱和抽雪茄，并把一堆钱推给我母亲，她会含着眼泪再数一遍钱，然后把钱推给坐在桌对面的父亲，不知道要用这笔钱来做什么。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实际上，在每个夏天，在姐姐们逝世的纪念日前后两周内，我们都会收到一张来自一位匿名人士的一万美元支票。这件事第三次发生是在1979年，父亲数了几次支票后面的零，把烟灰抖在了支票上，接着抬着头说：“够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谁？他们不能再这样了。”第二天他画了一张告示牌，并挂在了栅栏上（这张告示牌，包括上边的拼写错误在他去世之前都会一直留在那儿）：
我们很好，谢谢你们。不需要再帮助我们了。
第二年，当支票到达我们的信箱，一直都是些没有回复地址的汇票，父亲用颤抖的右手写了一张巨大的如锯齿状的字：
我们更需要上帝，而不是金钱。
而母亲反对他这样。她想用这些钱来为像我一样的阿米什人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克服那些不好的遗传特性的医生，从长蹼的手脚到槭糖尿症。毕竟，我们仅仅是两百个瑞士再洗礼派人士的后裔，是一个相当小的基因池塘。母亲提出给我的手做手术，切开我指尖的蹼，分开我的手指。父亲则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而母亲则说这些钱也是上帝的旨意。父亲淹没在了关心和照顾的洪流中，不仅来自阿米什人，而更多的是来自“英国人”。他骨子里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他与他们送来的礼物保持距离，还疏远了接受这些礼物的母亲。每年，他的告示牌都会变得更大，所写的字也会更醒目更尖锐。
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接到的软糖订单几乎让我们忙不过来了，这种软糖是我母亲专门制作的。她并没有什么秘密配方，但却被授予全国最佳软糖，击败了我们的竞争者“梅西糖果”。而在我爷爷看来，他们制作的软糖远比我们制作的要柔软。然而，来我们糖果摊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用箱子、背包来装满枫软糖砖，还往我们的空罐子里放“小费”。一周又一周，他们用一美元、十美元、二十美元的钞票塞满了罐子。他们把购买软糖的钱放进罐子里，还往里边扔零钱，但是从不会有硬币，好像硬币显得无礼且廉价。我唯一见到的硬币是位小女孩儿放的，那时候她比我大一点点，有着蓬松的金色卷发，嘴唇上还沾着点儿草莓，她把手伸进裙子前的衣袋儿，拿出两枚跟她的蓝眼睛一般大的银色银币。她的父亲抓着我微笑着说：“这是麦迪逊的生日礼金。”
人们想对我们赠予，并且想为我们分担悲痛。他们想伸手越过我们的柜台并穿过屏障到我们的内心世界表示他们的关心。我感到我与这些人有着一种奇怪的联系，他们像我一样，都努力想要原谅肇事司机；因此他们填满了小费罐子，这不是由于他们或许并没有发现的情感所驱动，而是由于他们想要减轻自己与之关联的内疚感。我听见他们经常说“他们应该绞死那个浑蛋”或者“我会杀了他”。每个人都认为那位司机是个男人，但是我们都不能确定。我们并没有惦记着这事。司机仍然没有容貌，不是因为警察没有成功地找到他，而是我们从未使他集中于人的属性，给他眼睛、嘴巴、鼻子和耳朵，或者心脏。如果他具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从不来见我们。
一天又一天，老师们、同学们、堂表亲们和邻居们都在提醒着我要原谅那个罪人，而不是原谅罪恶。但是无论我重复这句箴言多少次，我还是没能遵循别人对我的劝告。我不能理解有一个人杀了我的姐姐们而且还活在世上的事实。还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但他们不是阿米什人。我不会在学校里、田地里或是在集市上的摊点后面工作的地方找到他们。相反，我是在他们写于1976年的1251封信中找到他们的。
这些信件对我来说有着某种新鲜感，在这些信件中我听见了从未在阿米什人之中听见的公开表达。这些毫不掩饰的简单粗暴的诚实强迫我反复阅读它们，即使我的父亲想让把它们扔进垃圾堆而摆脱掉它们。我小心地等着父亲睡觉后，挖出这些碎裂的纸页，它们让父亲十分恼怒，但却能安慰我。在这之前，我从未读到过这些关于愤怒、厌恶、不公平、痛苦和憎恨的表达。英语很适合我。有很多方式能够说出我的感觉，是一种情感的自由，而用我们的德语方言则难以表达。或许是我对其他人的愤怒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其迫使我去学习如何比大多数跟我一样年纪的阿米什男孩更快地读写英语。我想要感受用不是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愤怒表达。我读得越多，我就越是觉得自己亏欠那些用完全一样的想法减轻我痛苦的写信者的人情。在寄来的卡片里面甚至还有在上学的孩子们画的涂鸦--长长的蓝色游泳池和秋千的图画，邀请我去拜访他们，享受他们的乐趣。我喜欢他们画的彩虹，连接了我和金色的罐子，儿童艺术家们在之间手拉着手，简笔画的友谊延伸越过了紫色的围篱桩。
我想要感谢这些写信来的人，感谢他们的这些礼物，感谢他们让我感到不那么孤单。多年以来，我一直禁不住想去众多邮戳上的目的地旅行，不管这些信件上的邮戳来自哪里：堪萨斯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又或者是北达科达州。几乎来信的每一个人都说到同样一件事情：他们为我和我的家庭祈祷。对于我们失去我姐姐们的这件事，他们感到抱歉、悲伤和愤怒。一些人甚至称肇事司机为永不出现的懦夫。我感觉自己被“英国人”所理解，但是在那时由于我的手无法给他们回信，我也感到很沮丧。日复一日，从他们的来信中的大量信息里，我意识到在很多方面我更像他们，而不是阿米什人。
在《殉道者的镜子》里，有许多关于阿米什人原谅他们的罪人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比荷兰再洗礼派教徒德克？威廉姆斯更让我好奇。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是在学校，我十岁生日的时候，那是一个下雨的下午，离姐姐们的葬礼仅仅一个月之久。当时我坐在地板上，跷着腿，老师在给我们讲解德克被一个“抓贼高手”追捕的故事。德克被追捕并不是因为他是一名小偷，而是因为他不信仰婴儿洗礼。在他逃亡的途中，他的追捕者在刚刚穿过他的村庄就掉入了结冰的湖里，德克返回去营救了他。德克后来被抓住烧死在火刑柱上。那是一个有风的日子，当风吹散他上半身的火时，仅仅只能推迟他的死亡。据当地的村民说，德克在火刑中哭喊了“我的上帝”共七十次。
当老师读完德克的故事之后，她强调的不是哭喊声，也不是火刑的痛苦，而是德克哭喊了七十次的“我的上帝”的重要意义。她提醒我们（但是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却看着我），是耶稣告诉彼得他应该原谅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不仅仅是七次，而应该如同他要求的一样，是七十次。关键是，她说道，现存的阿米什人要学会接受这种原谅的基本准则，它是过去四百年我们能够得以生存的重要工具。我们在宗教改革时期原谅了我们的敌人，并且学会了如何去爱他们。
我记得，当我还从来没有运用这种原谅的基本准则去原谅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让我原谅肇事司机七十次。当老师问我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有需要原谅的人时，我举起了手，但却是要求上厕所。在我上完厕所后，我没有回去。我跑回了家，当时只希望母亲将我眼睛和脸颊的泪水误认为是雨水。
母亲在马棚里找到我，轻轻地拍掉我穿着的父亲的黑披风上松散覆盖着的干草。和我的老师相比，我的父母更不愿提起肇事司机。但是他们越拒绝提起他，我就越想要直接跟他对话，但实际上并不是他，而是干草堆。我对着它们吼叫、吐口水，并且用棒球棒频繁地重击，我的手上长了通常是秋天才长的水疱，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否会认为这是有害的。那天，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留下我一个人让我静一静。稍后，母亲又回来了，拿着一棵芦荟和一个绷带。当我父亲问我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告诉他是我爬树造成的。我没有勇气告诉父亲或母亲，如果我是德克？威廉姆斯，如果我看见小偷捕手落入结冰的湖里，我没有勇气去救他。我想要结束困扰我们的所有问题，也包括我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肇事司机从未说过他很抱歉。在那时，一句抱歉就足以让我走出阴霾。
我学着在《勇敢的船长》里寻找安慰。与其和朋友们在学校的房子里玩耍，我更愿在休息时间独自坐着阅读。我在勒罗伊给我的漫画书中所得到的指引比老师所安排的任何课程都要多。我将它们称为“朋友之书”，我读它们的时间比读《圣歌书》还多。那年秋天，当我忽略了我周围的朋友，并让他们从我身边溜走时，这些漫画书便成为了我多年来的朋友。正如我不想要那些认为我手丑陋的人的怜悯，我也不想要任何相信我应该更快地走出阴霾的人的千篇一律的安慰。他们越试图转移我的悲伤，我就越反抗，我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朋友之书”相处。我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上课的时候发出了愉快的笑声。
我的老师用高地德语问我：“什么这么好笑，伊莱？”
当另一辆旅行车停下来，人们下来为正在校园里打垒球的阿米什小孩拍照时，我望向了窗外。人们为了拍照，付给了那些小孩便士，好似他们的灵魂要值一大罐水果糖那么多。“英语。”我回答道。老师听了之后咬住她的嘴唇，点了一下头，然后转向她已经写在黑板上的词汇表。我没有必要撒谎。她知道我在读什么，虽然《勇敢的船长》不属于她的教学计划，但是她也给了我很好的回应，听见我的笑声让她感动。我在学校里很少讲话，因此当同学们和老师听到我声音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
我需要依靠那些“朋友之书”给我的安慰。我带上漫画爬上我们农场上的小山，让自己沉浸在勇敢船长的对白中，他是一位有关追寻与战胜的预言家。我对他救助处于危难中的人们的超能力感到惊奇，这些被救助的人主要是二战期间恐惧的士兵。这些故事对我意义重大，我相信总会有人去帮助那些处于困难中的人。但是我常常想知道，戴着面具、穿着特殊套装的勇敢的船长是否是上帝的化身。在后面的几本里，我喜欢后来成立的超级神秘人，这是一个英雄团队，他们为了让自己和其他所有被束缚的人获得自由而与刚愎自用的军人们做斗争。虽然勇敢的船长不是再洗礼派教徒，但他依然很吸引我，并且我也很尊敬他。我常常在想，勒罗伊送我漫画书是否想让我相信我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艾玛？贝勒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为我的悲伤所烦恼的人。说来也奇怪，只要有她在场的地方，我都能感觉到快乐。我们曾经每周都要在集市上见面，但是现在我的姐姐们离开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忽视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尽管我已习惯了独自吃午饭，但艾玛开始给我从布鲁巴克先生的熟食店带来“土耳其潜艇”，又或是从芬克的薯条店里给我带来一盒薯条，因此我就不能离开。我想要对她说一句“谢谢你”，因为毕竟这也是一份礼物。在那里，当我们默不作声地吃饭的时候，我们站着，面对着彼此，走道上的“英国人”在我们之间。久而久之，她找到方法将我吸引到愉悦的谈话中，这些谈话都不涉及原谅的话题。终于，我们坐在一起共享午餐，尽管她是唯一一个和我吃午餐的人。在糖果摊很忙的时候以及卖完了面包的时候，她甚至会留下来帮忙。缓慢的时光在集市上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谈论渔具、滑板车以及小狗，当我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会给她一册《勇敢的船长》让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