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最痛苦的就是要否定自己。你明明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听的时候，别人却说，这个很难听。你就在想，真的难听吗？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过了十年以后，你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听。但是你会想，为什么别人花一秒钟就觉得难听，你却要花十年才想出它很难听呢？我觉得这个很痛苦，那么同时很喜悦。它给你自己打了一个满分，就是至少你很执着、很顽强。
那么做艺术，我觉得就是要很执着、顽强，还要很有胆量。这个胆量是说你要敢于否定你自己。
恋
谭盾从小就显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
他把“吻”和“创造”比作世界上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吻”是爱的表现，有爱才能全身心投入，爱到极端才能“创造”，才能带来飞速超越。
曾经发誓“不要结婚，不要孩子，不要家庭，就要我的音乐，只做无产者”的谭盾，在遇到了妻子黄静洁后闪电般地开始了婚姻生活。妻子对谭盾婚后作品的评价是，因为有了家，因为有了孩子，现在他的作品更接近人了、更人性化了。
谭盾：我觉得艺术家需要孤独，也许艺术家还更需要失恋。
许戈辉：艺术家需要痛苦。
谭盾：那么现在也结婚了，有孩子了，也不能再失恋了，怎么办呢？我就是要寻找这种失恋的感觉。我去采风的时候，我就常常有失恋的感觉，跟自然失恋的感觉。比如说来到少林寺，来到嵩山，我看到了那个三十六亿年前的那种岩壁堆成的这个奇形，就像安迪？沃霍的那种POP艺术的图案一样，一个一个的重复，每一个重复都不一样；而每个重复又是强调，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你却不得不离开，我就舍不得离开这里。那么我就有这种失恋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你舍不得离开你的恋人一样，这种感觉常常会有，有时候是在嵩山，有时候是在纽约，有时候是在北京的紫禁城。
北京毕竟是我自己思想成熟的第一站，虽然离开北京这么多年。我最留恋的地方就是天坛。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常常周末的清晨去那里练小提琴、读书、练功课、作曲。回到北京回到天坛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回到我恋人身旁的那种感觉。我会莫名其妙地打一些奇怪的电话给一些很老的朋友。很奇怪，有时候就是你回到北京，大家都很忙很忙，很多朋友约不上，那么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就给大家发短信，明天早上七点半钟，还记得谭盾吗？我们在那里常常散步，那么明天早上我们再来一次，七点半钟一块儿散步，八点钟喝茶。哇，都来了，这就是一种恋人情结。大家都怀旧，我觉得怀旧是非常美丽的，也证明了人对于美丽的事物、人生都有怀念之情。其实音乐就有很多很多怀旧的情结，无论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里边，还是柴科夫斯基的抒情慢板里边，你都可以感受到这种东西。也许艺术家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神经病的感觉。
许戈辉：所以难怪呢，你想想看，有很多人劝女孩子说，不要爱上一个艺术家，你会没有安全感的。
谭盾：我看过一个什么电影，它就说，女孩子们，如果你们要毁坏自己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一个艺术家结婚。
许戈辉：你太太和你结婚之前，听到过这样的忠告吗？
谭盾：我想她大概是结婚两年以后，突然回想起这段忠告，结婚的时候还没想起。因为我见她的时候，我是狂热，真是一见钟情，我见她的时候，大概是两个小时就决定跟她结婚。
许戈辉：在那之前，你曾经宣称过说，不要结婚，不要什么恋爱，只要音乐，对吧？
谭盾：绝对不要。
许戈辉：那两个小时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是你太神经，还是她太吸引你？
谭盾：我觉得好像跟她的相遇是在梦里已经相遇过。所以见到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们是去看一个实验的舞蹈。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帮人中间，有一个女孩子很有意思，是中国女孩子，好漂亮啊，穿了一双30年代上海的小布鞋，长裙，没有穿袜子。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我当时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很偏僻的小街上面，一个实验剧场的旁边。在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里边，在红绿灯的对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女子穿过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如果是在别的一个环境里面，比如说让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这样的女孩子，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是风水，或者是外国人说是磁场，其实是指人的灵魂在某一种气场里面，这种灵魂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很神妙的。
我们刚才是说爱情，或说自己跟自己的妻子怎么见面的，跟情人怎么见面的，其实自己跟自己的友人，自己跟自己喜好的音乐是怎么爱上的，自己跟自己曾经经历过，看到过的山川、河流怎么恋上的，回顾这种东西实在是太美丽了。我觉得当今的中国人要多一点这方面的情操，就像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就像40年代的欧洲人一样，就像60年代的西方人一样，他们对世界充满了这种怀念、热情、狂热、奔放，甚至有一点点不可自控。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特别斑斓，特别多样化。
蜕
谭盾：我以前的闯荡，以前学习的艰苦，以前对于新潮的追求，对于稀奇古怪的哲学思潮的追求，还有这种不同流派的现代派的艺术技巧，音乐理念的追求，都觉得好像很容易、很甜蜜，那个过程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苦的过程。我常常跟别人说，玩音乐，我为什么说玩音乐呢，其实是很艰苦的，我不想把那个艰苦的东西让别人觉得很艰苦。
举个例子，我现在让我的儿子去弹钢琴，我看到他弹，有时候都想哭。
因为实在是太艰苦了，让一个几岁的孩子，每天在钢琴上面，他有时候就是边哭边弹，他实在是弹不下去了，因为太艰苦了。我对他说那算什么呢，你爸从小到大，四十几年了，每天早上都是六点半到八点半，从不间断，除了旅行以外。所以我的音乐是宗教，我的音乐是打坐，我的音乐好像是闭关一样。
谭盾说：“艺术作品不能重复生产，她只属于创造。”因此，在谭盾的音乐中常常会出现那些我们置身其中而又久所来闻的自然之声。《纸乐》、《水乐》和《陶乐》令他扬名国际前卫艺术界。然而，在国内，“谭盾代表着前卫、另类、听不懂”，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乐坛和观众的一个定论。
许戈辉：如果大家不能理解这个，如果大家甚至批评这个的话，你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了吗？
谭盾：我觉得我自己成长的所有的经历，并不只是成功，成功可能只是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里面可能有奥斯卡，可能有格莱美，可能有华人最经典的大奖。但是不管多大，它只是百分之十而已，而更多的百分之九十就是有批评，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些批评和不同的理解，总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回馈。尽管这个东西是你创作的，你一定要能够把你自己摆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它。我每天抽四根烟，因为医生说，抽四根烟对这个身体不会有太多的坏处。我每天要写八个小时，写完音乐以后，我就在琴上弹出来，我就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把我自己转化成观众。那个时候我常常对自己非常严苛，我会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我觉得我自己批评自己和自己骂自己的这个程度，远远胜过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观众批评我的程度。任何人其实批评我，我总是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我觉得批评不对的东西，也无所谓，因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讲，观众就是你的上帝。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秦始皇》，我就跟张艺谋讲，跟多明戈讲，我们一定要用非常非常朴素而美妙的咏叹调，非常非常戏剧性的故事和音响，非常非常通俗和易懂，非常直接的音乐手段，让人听了就震撼、抒情、漂亮。要不就是说我讨厌它，我要走。就是非常直接的东西，让别人去感受。那么表现主义的文学、绘画，还有音乐，却都告诉人家说，不要着急，好的东西是需要慢慢来的，我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你慢慢地听，五年以后，你听了一百遍以后，你一定会喜欢它。哪来的时间听一百遍啊，没有时间了，我们就是要让别人在听第一个音的时候就喜欢它，在听完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说，我还可以有一次机会再听一次，也许他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听，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那么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艺术的时候，传播我们自己艺术的时候，我们就要设计这个结构。
2001年，李安的一部《卧虎藏龙》，在成就了一个华人电影传奇的同时，也成就了谭盾。他因此意外地迎来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让很多音乐圈外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谭盾：我举个最深入浅出的例子，比如说我跟李安啊，我跟张艺谋、冯小刚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都是谈如何用很深重的、很深刻的音乐理念去体现宏大，最后结尾我们就发现，是朴素，我觉得朴素就是宏大。
从《卧虎藏龙》里边马友友的大提琴主题，一直到《英雄》里帕尔曼的小提琴主题，到《夜宴》--就是郎朗的钢琴独奏，我觉得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这三个音乐的理念里边，其实比我以前的音乐要宏大，但是比我以前的音乐却要朴素。音乐的语言要朴素。可以唱出来，也要更加语言性，那就是可以说出来。
根
谭盾是中国版的马可？波罗，他很认同自己是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混合物。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的音乐中进行融合、拥抱。他把中国文化比作为他打开了纽约、伦敦、巴黎以及全世界大门的金钥匙，并从中悟出了做音乐、做人的道理。对母语文化的深深热爱和感谢，促使他和另一位华人音乐家马友友合作了一部名为《中国日记》的音乐作品。
关于未来，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就是希望21世纪的成都小吃和20世纪的味道仍然一样。他希望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保留和继承，持续不断地发扬。
我准备了一个只有四十五秒的演讲，我梦想着我的音乐超越国界，今晚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界限已消失了。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作曲者，在这里获奖我感到非常兴奋。《卧虎藏龙》跨越了东西方文化，浪漫戏和动作片，高雅和流行的界限。谢谢李安和马友友，皮特？高、麦克？哥芬、吉米？山密斯、皮特？汤姆，谢谢索尼古典、凯米和詹姆斯长期的支持，最后感谢我家里的两只老虎--我的太太简和我的儿子都是虎年出生的人，谢谢学院！
--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谭盾获奖后感言
谭盾：我昨天看到了纽约的电传，同样的乐评人，他们就可以说，纯熟老练，经典而富有厚重的中国音乐家谭盾的《秦始皇》。我就觉得他们改变了，我还是谭盾，但是从中我体会到这种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
2001年，谭盾凭借《卧虎藏龙》问鼎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为他从1986年开始在西方音乐界长达十年的尝试和努力，赢得了一份骄人的成绩单。
许戈辉：我记得你好像是在媒体上曾经说过，你说如果我儿子以后当一个艺术家的话，我第一要求他就是要有胆量、要狂妄。
谭盾：因为有胆量、狂妄，你才可以持之以恒，你既可以否定你自己，你也可以开拓未来。比如说，你如果让西方人都来了解我们的禅宗底蕴，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基础，我们中国人宏大、宏伟的过去，那么就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真的文化、真的心态、诚实的自我，去跟他们交流，无论是文化还是心态都要这样。这个东西才会感动别人。比如我在纽约的留学生活，我们在纽约排演《水乐》的时候，我一上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就跟我开了一句玩笑，他说，你千万别弄了这么多水，把我们的乐队给淹了啊。当然他是开玩笑，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对水的感觉太物质了。那么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就在纽约，我每天去纽约的这个岛上去看水。有一天我见到一个犹太人，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来这里晃晃，呼吸新鲜空气。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来这里看水。我说这水有什么好看的，天天都一样。他说不，水是每秒都不一样的，他说你看着这个水，可能昨天就是从耶路撒冷流过来的，那是我的故乡，那么明天可能就流到了中国去，那就是你的故乡。他说你知道吗，水是没有国界的，它不像陆地，不像人的思维可以隔开。鲁迅就说过人与人之间有很多无形的墙嘛。那么水与水之间是流动的，正因为这种没有隔阂的水，使你想到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去哪里。
因为纽约爱乐乐团百分之九十都是犹太人，通过这个简单的犹太人的故事，我觉得这种沟通就特别使我想到，用最真实、最直接的感受去沟通是最好的。
此后至今，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还有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都留下了谭盾作品的绕梁余音。一贯高傲吝啬的西方主流乐评人，终于大大方方地将赞美之辞赋予了谭盾。
谭盾：我很喜欢我自己的职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卖弄美丽的职业。一个艺术家成功的喜悦，就像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这些哲学家一样，我觉得他们都是哲学家，他们的喜悦就是在于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特别优越的思考和非常非常聪明的思维跟所有的人去分享，从而改变这个社会。比如毛泽东就说，我们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我们才可以最后解放我们自己，这个就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哲学。
所以我希望做的点点滴滴，让全世界所有的音乐机构、音乐乐团、音乐人，都可以来演奏你的音乐。我以前是不让所有的人演奏，只有我自己演奏，那么现在我是反过来了，我觉得只有让所有的人演奏，你才可以改变他们，你才可以跟他们沟通，让他们理解中国的文化。我以前觉得推行中国文化，我独树一帜，没有人能够像我这么纯粹地去推行中国的文化，现在我觉得错了，我现在的音乐，我现在的艺术，就是要让所有人去演奏、所有人去听，然后让所有人都被改变，那只有他们改变了，我自己才可以真正变成一个优秀的音乐家。
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阅历显得更加厚重。这样一来，人到中年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这片土地才是你真正可爱的地方。那么其实你的全部，都是这个文化，这个土地给予你的。其实你所有的东西，需要报答的，正好是这个土地给予你的一切。
在美国生活这么长时间，我好像读书越多，就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就劝导所有的人要读书，因为读书和听音乐一样，越多就越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好到你认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我自己是什么呢，我就是中国人，我真的是一个中国人。反过来看是中国人，顺过来看，还是中国人，最后我决定，我要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