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人情高于法律的典型主张。前面谈到的孟子主张大舜救父的故事也包含着同样的要求。人治高于法治，人情高于法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制模式。就连海瑞这样的大清官，审案子仍然明确地主张，长辈和晚辈来打官司，如果问题搞不清，肯定向着长辈。这种法制模式当然和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格格不入，但是在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仍然不能忽视以人情来化解人际冲突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现代文明社会应以法治为基础，这样才能提供起码的公平和正义，但是一切问题都诉诸法律，绝对地主张法律万能，也往往使社会紧张，人际关系冰冷。因此如何在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上参以人情，就是个十分有意义的时代课题。孝和法治的关系也当作如是观。
记 者：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概念，认为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前喻文化”为代表，指人类生存主要靠上一代人的经验，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而在信息化时代，步入“后喻文化”的今天，以权威文化、长者文化为标志的儒家孝文化应该何去何从？
赵士林：一般地讲，年轻人较之老年人思想更加解放，感觉更加敏锐，想象力更加丰富，创造力更加活跃，这些素质对于节奏紧张、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当然都更宝贵。传统社会经验更加可贵，当代社会创新不可或缺。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像当年严复指出的：“中人夸多识而西人重新知。”文化本来就有这个先天不足，因此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更应该珍视更多地表现于年轻人身上的创新精神。但是这些都不意味着历史、传统、经验已经毫无意义，更不意味着传统的人文价值已经没有价值。除了情感的寄托、生命的安顿之外，传统的文化包括儒家的孝文化等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也能够转化成新的精神资源，为我们开拓现代生活提供精神营养和文化动力。人类文化之河无法割断，所谓“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也是一条统一的历史文化之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年轻人终将成为长者，长者也都年轻过。仅就道德价值来说，我们应记取的是，任何时代的人都要老，因此任何时代的孝文化就都有意义。
《儒风大家》2010年3月
儒家的真意在哪里？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
记 者：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血液中最核心的文化基因之一。在国学复兴的今天，想和您探讨一下什么是儒。
罗安宪：首先，我们先从“儒”这个字来说起。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是《论语·雍也》。孔子告诫他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到“儒”这个字。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胡适写过一篇大文叫《说儒》，他提出一个观点，儒最早就是给人相礼的。在周代取得天下之后，它把天下分封给各国诸侯。在分封的过程中，商朝的后裔也被封了一个国，就是后来的宋国。在各诸侯国，社会上层行的是周礼，但是普通百姓中行的却是殷礼。也就是说社会下层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改变礼仪。儒就是专事教导人们怎么行礼的这么一个独特阶层，与今天的司仪有点相像。
那么相礼的这些人后来又怎么变成一个儒者了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他把儒分为三类：达名之儒、私名之儒和类名之儒。达名之儒也就是广义的儒，是指一切术士，实际上也就是一切读书人；私名之儒也就是狭义的儒，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类名之儒介于达名之儒和私名之儒之间，指从事礼乐教化的人。今天我们说的“儒”字，其本身的演变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
记 者：我们知道，仁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观点，“义、礼、智、信”都是在仁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在整个儒家中是怎样贯穿始终的？除此之外，“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精神又该怎样理解？和我们现实生活有怎样的联系？
罗安宪：儒家的思想观念叫儒学，它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这在四书中的《大学》里有经典表述，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八条目”。《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前五个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个是外王。但在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是打通的、贯通的。它们的关系是：内圣是根本，外王是衍生。儒家讲的“八条目”，其实一个核心就是修身。那怎么修身？儒家强调“三纲五常”。“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就是处理好个人和他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仁的本意是爱护他人，关爱他人。而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说仁是讲人与我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义更强调的是自己。董仲舒解释孔子的“仁义”有他自己的心得，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是只问我应该怎样，不强调别人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自己首先做好就可以了。礼实际上就是一种体系化的、制度化的规范。它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成文的规定，比如祭祀等各种规定；还有内心里面的心理尺度，也就是内在规矩。这种内在规矩往往是没有任何原由的，只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这么做。智就是说一个人的是非观念，也就是明辨是非的观念。比如朋友之间，如果他做错了事情，你应当指出来，不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你就包庇他，所以孔子讲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信的本义是按照自己所说的话去做，也就是说到做到。信强调一个人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
记 者：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信本来不是“五常”之一，而是衍生来的，是这样的吗？
罗安宪：信为什么成为“五常”之一，可能和五行有关系。汉代用五行比附一切，由此也用“仁义礼智信”比附“木火土金水”。
记 者：您刚才提到儒家基本思想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新儒学新在何处？像很多真正核心的东西已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这种深入骨髓的精神与外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罗安宪：新儒学新在何处？宋明理学被人称作新儒学，其新在于以理来统摄传统儒学所讲的“三纲五常”，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最终都归于理，都是理的具体表现，用理来概括一切。如果说先秦时代儒家这些思想观念还是一种具体的做人的道理，那么到了宋明理学，它就上升到万事万物的根本。在宋明理学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做人的道理；树枝之所以成为一个树枝，因为它有树枝的道理。这一道理，从天到人、到万事万物，是一一贯通的。
那么，现代新儒学又新在何处？实际上这种新，按当时牟宗三的定义就是要“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新外王”所强调的，就是民主与科学。在传统儒家那里，不管是原始儒学，还是宋明时代的新儒学，民主和科学是隐的，不是显的。在20世纪以后，人类强调科学和民主，一切事物都讲究科学和民主，都以这两个尺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们提出，在传统儒家中内圣是固有的，旧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
但是为什么没有开出来呢？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在传统儒家中本来只是隐含的，在传统儒学中找寻民主和科学的萌芽，这种做法原本是牵强的。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思想或者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是全人类的，而不简单的只是西方的一种思想观念。比如，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之科学，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之科学，科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如果要从古代思想中寻找这种民主和科学的萌芽，恰好暴露出中国文化的短处。因为中国儒学的长处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不存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不像现在一样。儒家的社会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民众安居乐业，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和西方文化相比，我们的所长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就是在内圣上，这是我们的所长，不要和别人去比短。到了21世纪，人类越来越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精神需求、人与人的关系，这正是儒家思想所擅长的部分。
记 者：现在很多主流意见都把儒家看成了一种宗教，也有的人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人拜祭孔子，并且也有早期文献将儒学称作儒教。儒学和宗教有怎样的联系？
罗安宪：教之所以为教，有几个标准，宗教一般都有信仰、信徒、组织、教义、场所五个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不能算是宗教。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教化的观念和意识，有准宗教的性质。比如在古代它在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在感化人心方面也贡献良多。再有，宗教讲神，而儒家没有神的概念，但有圣人的观念。神与人，是完全不同类的，而圣人虽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伟大的人物，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孔子是圣人，具有“圣性”，我们应当给他足够的尊敬，但我反对将他神化。
记 者：五四运动以来，儒家受到很大的批判，现在重提儒学，它能给我们精神上带来什么帮助？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继承儒家精华性的价值观？
罗安宪：核心还是在“五常”，首先自己应当做一个人，真正的人，比如有羞耻之心，有辞让之心，有恻隐之心，等等。还有很多是要反省的，比如“礼”，不能说有人监督你就执行，没人监督你就不执行。同时，也要把别人当成人。比如竞争的含义，在西方竞争的意思是你跑得快，我比你跑得更快；而在我们国家，为了竞争，给对手挖坑，设置陷阱，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因为当你危害他人的时候就没有把别人当成人，你只是把自己当作人，这都与传统的儒家观念大相径庭了。
《儒风大家》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