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为适应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要求成员国消除外汇管制，允许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资资本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与世界银行的年会上，提出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列入该组织的章程。这一举动遭到了各成员国的质疑，但发达国家对此举大唱赞歌，而且他们对于质疑之声也是充耳不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强国际投资管理力度的建议漠然视之，因为他们愿意看到更大力度的经济自由化，并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性贷款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和苛刻的附加条件，而这种政策基调是由美国主导的，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是推行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对借款国经济进行渗透与控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决策过程中，借款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曾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往往被要求执行更为苛刻的贷款条件。
美国左右着救援政策
国际货币金基金织的危机救援政策可以形象地称为“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资金，“大棒”是贷款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组织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抓住一切机会积极推动各国开放市场，促进金融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贷款附加条件来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对那些没有救援项目的国家来说，该组织的建议没有强制性。但对于那些需要救援项目的国家来说，该组织对借贷国拥有约束力。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救援的同时，施加了许多备受争议的政策性条件，即“紧缩+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对重灾国强调结构与机制改革，而不重视收支平衡的调整。根据其救援的有关条件，这些接受救援的国家，不得将受援资金用于产业救助计划，必须在其指导下进行经济整顿，必须消除现行的贸易限制，逐步开放投资市场。在援助印尼时，还要求印尼接受政治改革，其政府实行的重大经济或政治举措都必须得到该组织首肯。
在亚洲金融危机五个主要受灾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接受该组织救援的国家。马哈蒂尔在1998年5月表示：“我决不向货币组织求助，条件太苛刻，你必须调高利率，紧缩信贷，加税及向外国投资者无限制开放。”马来西亚率先摒弃该组织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经济扩张政策，亚洲经济复兴由此出现了第二种模式。事实表明，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状况并不比其他国家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结果是，危机发生国始终无法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主权不断丧失，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大量财富被西方金融资本掠夺。尤其是美国资金融大鳄虎视眈眈，等待着最佳时机对毫无抵抗之力的猎物进行蚕食鲸吞。危机发生国的经济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规则照顾了主要“股东”国的利益，体现了富国为别人制定的规则。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利用该组织将金融约束和自由的经济政策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自己遵守这些规则的机制。该组织与贫穷的小国磋商时，小国做出让步；该组织与富强的大国协商时，该组织做出让步；当大国之间发生争端时，该组织只能隔岸观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独立性，听命美国控制，反映出其设计存在结构性缺陷，最终不仅损害了美国形象，也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益。长此以往，美国霸权外溢成本过高，美国金融霸权迟早会走向末路。
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诞生于1930年5月，它是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和日本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摩根银行、纽约花旗银行和芝加哥花旗银行组成的银团共同联合创立。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设在瑞士的巴塞尔，目前拥有45个成员国。
最初设立国际清算银行，是为了合理分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偿及其清算的业务事宜。该银行的实质就是美国想名正言顺地控制德国的资产，并监督欧洲各国的债务偿还问题。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前，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就已经发挥着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职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后，国际清算银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美国考虑到自身的利益需求，将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银行成了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结算机构，其目的就是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接受代办国际结算等业务。
股东大会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该银行的代表也是由认缴该行股金的各国推荐产生，股东大会每年举办一次。董事会是该银行日常业务的执行机构，其下设有银行部、货币经济部、秘书处和法律处四个部门。国际清算银行的资金主要由成员国缴纳的股金、成员国中央银行的借款、客户的存款组成。国际清算银行作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中心，经常组织各成员国和瑞士中央银行举行会议，会议一般定于月初的周末在总部巴塞尔举行。
国际清算银行不属于政府的金融机构，也不是援助性金融机构，其实，它标志着美国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开始。
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资本的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府（因为借钱进行战争）欠以摩根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界的债务，而这与美联储关系并不大。因此，在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解决方案时，必然是欧洲各国政府的代表，即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和美国银行作为谈判双方。国际清算银行的创立，实际上是华尔街从美国资本中心发展成为世界资本中心的重要标志。美国对国际清算银行的控制，实质是美国资本对国际清算银行的控制。
现在，国际清算银行将自己的职能定位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运作提供便利，并作为国际清算的受托人或代理人。这就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区别开来。简言之，世界银行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确保世界货币汇率合理运行的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的纽带。
目前国际上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规则主要由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委员会制定，该组织同样是“大国俱乐部”。每次开会都由西方几个大国金融机构最高负责人把持，他们的决定就成了全世界商业银行的规则。每个国家派出一名正式代表与会，其中只有美国有两名正式代表参加：美联储主席和纽约联储主席。美国对这个起源于欧洲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可见一斑。
美国的手伸向了其他国际金融组织
美国控制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以贸易自由化为名，将金融的服务行为纳入贸易范畴，称为服务贸易，这使世界贸易组织也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工具。世界贸易组织就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和信息产业自由化所达成的协议明显带有美国的痕迹。
经过多年谈判，1997年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的102个成员国在日内瓦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从1999年3月起全面开放各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市场。协议范围覆盖全球95%的金融市场，各缔约国取消或减少对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市场准入限制，允许开设独资或者合资外资金融公司。该协议允许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在国外的银行机构、经纪人和保险业务进行投资，以便在海外提供更多的服务。
显而易见，这一协议最大的赢家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获益最大。因为美国银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最强，所以，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上有这样一句话：对于美国来说，增加出口产业的数量就是增加美国的利益。虽然这个协议遭到很多成员国的反对，但在美欧的重压之下，还是通过了。
美国控制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凡是对世界金融霸权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比如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美国都能够进行有效地控制，特别是下面这三大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可以说是世界上成立最早和最大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该银行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单看总部所在的位置，也不难看出，该银行渗透着美国金融政策的气息。该银行各成员国的表决权也是按照其加入股本的多少而定。其中美国占30%，拉美国家总共占50%，由此可见，美国在该银行有绝对的话语权。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属于区域性金融机构，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本和美国是该银行最大的股东，日本有15.571%的股份，美国拥有12.756%的股份。中国虽然是该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但仅持股6.429%，话语权远不及日本和美国。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诞生于“东欧剧变”之后，它是由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共同组建的银行，总部设在伦敦。该银行主要职责就是协助并支持欧洲各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其中，美国占该银行10％的股份，是该银行最大的股东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各占该银行8.5％的股份。
美国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方式
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六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有三种方式。
否决权控制
美国对于规则玩得太熟练了，它对六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就是用否决权来控制。比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份只有17.67%，但美国给该组织定下的规矩是：任何重大议题都需要8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通过。这实际上就使美国拥有了一票否决任何重大议题的权力。
地域控制
在六大国际金融机构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美国就可以就近控制这三家国际金融机构，比如2011年对卡恩的逮捕。美国的做法酷似中国古代三国时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国和三大国际金融机构就是“汉献帝”，美国就是“曹操”。
历史惯性
美国在六大国际金融机构中长期保持控制权，已经形成了历史惯性。在国际金融活动中总会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货币。英国在一个时期占了优势，英镑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性货币，许多国家借款使用英镑，发债券也用英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主要在美洲，而且主要在北美。美国的实力增强了，全世界出现美元荒。现在大家都深恶美元，觉得美国剥削了别国的财富，无偿享受别国劳动成果，又迫使别国将资金借给美国。
1997年亚洲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爆发的前所未有、破坏性极强的金融危机，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三大国际金融机构竭尽全力进一步推动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使政界与经济学术界对三大国际金融机构治理全球经济的能力产生了置疑。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问题不是出在全球化，而是出在如何管理全球化。有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金融组织，来自于帮助制定游戏规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它们所做的一切通常是服务于更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向受灾国提供贷款的机会，强求受援国接受“休克疗法”等做法进一步加深了亚洲金融危机。加上由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亚洲国家所受的经济全球化、投资贸易自由化之苦，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对国际三大金融机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大辩论，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影响其他国际金融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自由化法案，要求成员国必须按条款开放资本账户。这场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被称为《多边投资协定》，其目的是确保资本能够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该组织要求所有国家完全开放其经济体系，允许外国资本自由投资或参与并购活动。
七国集团每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常常发表督促全球经济金融改革的声明，在推动金融自由化深入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银行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美国通过行使一票否决权、获取国际金融机构地域控制权等手段，提升了自身在各大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这也为美国独占世界金融规则的决定权提供了体制保障，进而巩固其金融霸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