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弄伤的腿和手臂，在瞌睡状态被矿车撞死的孔老二，和母亲一起下井的三十二个女人，前去送饭被哑炮炸死的李小三，都构成夏榆作品底层悲伤的河流，它们在黑暗的地心汹涌澎湃，冲击着读者的情感。夏榆写来如家常便饭，其叙事的冷静淡泊使你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他们生存在这样凶险的环境里已经麻木，也日渐精神混沌，这是小说的尖利深刻之处。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生存中的家庭纠纷才更可悲，那个被父亲一耳光打疯的少年就是一例，而我虽未被打傻，却也一直是父亲矫正的对象，因为“在父亲看来人的精神的疾苦是自寻烦恼，和人真实的困苦和磨难比，我那些所谓的精神疾苦一钱不值。”不仅如此，人的欲求并不因贫困而有所收敛，而人与人之间并不因处境的困窘而互施关爱，反而撕扯出更大的伤痛和裂隙。
张锐强的《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是一篇关于矿难的故事，但截取的是矿难发生后的赔偿部分。散文笔法，却不乏悬念，传奇，创痛彻骨，惊断梦魂。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认识黑暗，你便认识了世间所有的颜色。”这当然是一句隐喻，既指矿难发生后世间的黑暗，也实指矿井下凄惨的黑暗。那么了解矿工生活，他们的悲惨遭遇，处理矿难中人情人心的黑暗，也就洞察了这个世界第一部分。
这是一篇饱蘸内心疼痛的文字，它切己，切肤，切心。作品中“我”的姨父因矿难死亡，我作为文化人被家族派去协助料理后事。“我”所记录的正是这一伤痛的过程，“黑心的老板，开假死亡证明的医生，明知故犯的火葬场场长，从尸体上揩油的怪兽，不得不拿命赌运气的矿工，还有我们这群甘愿忍气吞声私了的家属，都有可怜可恨之处，但放在一起，却显得分外顺理成章。”
语言看似随意，实则饱含张力，掏肝沥肺诉衷肠的感觉，因自己是其中一员而愈发动人心弦。“我”作为文化人的无奈与妥协同样深深震撼了读者的心，“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我唯一的武器，不过是知识。但那些东西要生效，需要一个大前提--法律。而对方根本不打算承认这个。我如果要坚持，只能成为堂吉诃德的当代中国煤矿版。”因为公了有风险，作者此时的笔是入木三分的，对中国基层的现状也是极为清楚的，他说“不能无端怀疑地方官员腐败，与黑煤有染，但再廉洁的官员，与煤矿老板的关系不好也不可想象。果真如此，不是官员廉洁，而是老板无能，不会公关，煤矿早晚要关张。”“即便官员足够廉洁，煤矿至少也是当地的经济增长点。税收啊，GDP啊，这些数字政绩都离不开他们。他们决定数字，数字决定官员前程。”即便能顺利立案能判决，那么能否生效又成为一个大问题，“判决执行难，乃中国国情，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只能私了，只能接受黑心煤老板的条件。这种现实的披露并不是小说的主旨，作者本人老早就以宽容的目光在审视他们，包括黑心煤老板，在他看来都情有可原，那么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小说结尾归结为金钱。在“十四”节里两句话怵目惊心，一次看见胳膊上的煤粒，“怪不得煤是黑的。那一个个黑色的颗粒，与干结后又碎裂的血块何其相似。”“没有人知道，为财神做寿的鞭炮，最终会转化成矿工的丧钟与葬礼。”煤是血染成的，人的生命最终被金钱控制，一部分人用钱控制另一部分人，使他们为自己献出鲜血和生命。生存现实的不平等不平衡，作者心中的愤激都在貌似平淡的文字下现出凌厉的光。
小说中借杨猫之口透露，矿主带着几车矿工去夺别人的矿，真刀真枪，杀死人就扔下五十万，听上去像是某部描写旧上海滩的电影，可杨猫他们说都是真的。“我”遇见另一起矿难家属，枯瘦女人带着个孩子，她们得到的赔偿远低于我们，那个看起来白净儒雅的老板自是更为阴险狠毒。
更让人难受在于，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不仅在矿主那里找不到同情，就是在公安局、安监局、矿业局等执法部门也被推来搡去，根本得不到有用的帮助。所以那些黑心矿老板才会颐指气使，“你们要打官司也行，一分钱也别想拿到。”结果只有妥协，服从煤老板的安排。
小说同样酸辛写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样态，四十岁死于非命的姨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借口蚊子少而不肯回家的人，一个年纪轻轻老叫嚷手疼腿疼的苦力，一个到死都还不清帐的穷人，一个天天都要拿生命冒险的矿工，一生的目标绝非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只是脱离贫困。但即便如此，希望还是那么渺茫。即使侥幸逃脱了那天和今后的所有事故，他能逃过过劳后遗症的阴影，能逃过尘肺病的折磨，能逃过贫苦的困扰吗？我丝毫不敢乐观。”这段话痛彻骨髓，他的底层的苦难际遇已是无法更改，他死后，留下病病歪歪的妻子，刚上初一的女儿，同样凄凉。
瘦玉米和五岁的女儿的瘦弱无助使小说的厚度加深，苦难向周围漫溢，这不是一个人的挽歌，是整个底层，矿难家属的悲歌，作者强调：“车窗外，一辆又一辆煤车呼啸而过。没人统计过，采一吨煤需要流多少血。我只知道两个数字，姨父被送到医院是第六例，到火葬场的短短时间里，就有两例。”这样的频率背后所掩盖的悲伤和黑暗远远超过了文字承载的内容。在这样深重的苦难面前，“我”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基层报社记者，一个作家，无能为力，只有痛哭。于是，“一条条尘土飞扬的北方街道，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行人。我穿行其间，一边走一边嚎咷痛哭，如同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或者偶尔冷漠地抬头看看我，或者根本视若无物。”“对我和对他们来说，这喧闹的集市都是空旷的原野，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我们彼此离得很近很近，但却隔着无数个星球。”“我哭得肠断气绝，涕泗滂沱，地动山摇。眼泪溪水一般冲刷着自己的鄙薄无能与渺小。”痛苦和灾难在这里只有用眼泪去冲刷冲刷，全球经济化，所有人为金钱疯狂，无法停下脚步，只有像陀螺一样被金钱的鞭子抽打，不断抽打，直到最后坏掉，生命停止，才会停下来。
四、底层的梦想
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从《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栗，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到杜甫三吏三别、李煜家仇国恨的悲凉，元曲中《窦娥冤》，到明清小说《三言二拍》、《红楼梦》等，贯彻中国诗歌的便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是“言时政、刺时弊”的宝贵传统，以积极的态度反映现实、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对民生疾苦，对社会疾病，诗人们是敏锐且愤怒的，他们拿起手中的笔，虽抒的是一己之情，实则放眼苍生，关怀着社会。诗人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应自觉承担起这个社会的很多责任。
徐复观说，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中，一直蕴蓄着一种忧患意识，此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1）忧患意识与生命意识、写作者的责任意识和历史意识紧密联系。
莫言是乡土叙事里的大家，从《红高粱》开始，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深沉乡土关怀的作品，也是被评论界颇为看好的当代作家。在我看来，《天堂蒜薹之歌》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这部小说无论从情感的深沉，还是内容的尖锐，艺术形式的创新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莫言说小说写于十四年前，三十五天完成“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卷首，曾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部作品里的莫言血气方刚，正气凛然，对苦难大地的乡亲满心悲悯与热爱。也是他自自己所称的“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自序》中他说：“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蒜薹事件早已陈旧不堪，但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小说从形式上来说双线并进，并常常缠绕纠葛在一起，最后融汇在一起。高羊的牢狱事件和高马、金菊的婚恋悲剧几乎同时发生，又各有首尾。其核心都是围绕蒜薹事件展开。
小说几乎以阵营鲜明的姿态描写了两类人，以杨助理、王泰父子、警察、仲县长等人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当然权力有大小之分，有一县之尊，也有一村之长，甚至村中小办事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自己手中权力的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到极致的运用。他们视他人若草芥，为非作歹。另一类以高羊、马脸青年、方四叔、方四婶、高马等人则是被凌虐的弱势群体，或曰底层，他们处于任人鱼肉的位置，稍作反抗即会惹来塌天大祸。温良老实的高羊是小说主人公之一，他的悲剧命运是小说中的主线，作为地主的儿子，从童年开始饱受磨难，受欺负挨打是家常便饭。
小说中政府鼓励村民种蒜薹，蒜薹丰收结果政府无法及时收购，而是让丰收的蒜薹烂掉，丰收成灾，所有希望成为泡影。愤怒中的农民到县政府讨要说法，结果县政府大门紧闭，县长拒不现身，急怒中，人们冲进政府办公室，砸烂了房中设施，警察出动，逮捕90多人，其中包括上面所提到诸人，他们被残酷殴打、关押，饱受折磨，后被判刑定罪。
小说借鉴一点宋代话本的形式，每一章都引用了一段天堂县瞎子张扣所演唱的歌谣，比如：
“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队，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1987年5月，瞎子张扣行走在县城青石大街上演唱得歌谣片断。”
“翻脸的猴子变脸的狗，忘恩负义古来有，小王泰你刚扔掉镰刀锄头，就学那螃蟹霸道横走--蒜薹滞销后张扣在街上演唱歌谣，痛骂新任县供销社副主任王泰，节录四句。”
“说俺是反革命你血口喷人，俺张扣素来是守法公民，共产党连日本鬼子都不怕，难道还怕老百姓开口说话--张扣收审后对审讯者演唱歌词断章”。
“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间，天堂县发了大案件，十路警察齐出动，逮捕了百姓九十三，死的死，判的判，老百姓何日见青天--张扣在县政府西侧斜街演唱”
这些歌谣紧扣事件，且用语俚俗生动，极真切地反映了群众心声，且以这样一位仗义直言、侠肝义胆的张扣形象写出了底层的力量。他在整个蒜薹事件中代表着普通群众的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结。哪怕被毒打，被用电棍电嘴，鞋踢嘴，胶封嘴，被威胁，都不肯停下这一声音，最终死于一片疑团：在一次被威胁后的第二天死于一片烂泥，嘴里满是淤泥，且身边有一只被斩首的猫。
莫言义愤填膺，描画出了县乡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法制混乱，对老百姓滥用威权，直接将平民推向生存的深渊。复员军人高马只因爱上金菊而导致一系列人生惨局，金菊上有两位哥哥，大哥身有残疾，三十多岁尚未娶亲，于是出现三家换亲的一幕。金菊随高马私奔被抓回，被毒打，仍坚持要嫁高马，于是方家提出一万元彩礼娶亲。高马辛辛苦苦种下几亩蒜薹，为娶心爱的女人，却遭遇滞销，在几千名群众围在县政府门前要说法时，他因喊出“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而被抓入监牢。金菊的父亲被村委书记的车撞死，母亲被抓，临盆的金菊上吊自杀，而监牢中的高马也为求死而逃跑，被哨兵打死。
如果说高马和金菊的爱情悲剧既有社会因素的话（蒜薹未及时卖出，高马无法娶回妻子孩子，又不幸卷入暴力反抗事件，成了囚徒，金菊是在极度绝望中自杀的），又有人性和乡村陋俗的因素的话（换亲。要彩礼钱，金菊两位哥哥只顾贪财，凶狠暴戾。）。那么高羊的悲剧才是底层灰暗人生的代表，他被捕时，妻子刚刚生了孩子，尚在月子里，八岁的女儿是个盲人，连自己都无法照料，他这一进监牢，那个家不啻为天塌地陷。而他从被捕开始屡遭毫无人性的警察的毒打，到进监牢后被先进去的囚犯欺辱折磨，所展现出来的犹如地狱中的惨景。他亲眼目睹马脸青年的正直刚烈和被毒打，最后被乡政府车撞死，悄无声息消失的一幕，人的生命在此时还比不上一个动物。“法制”二字在这里完全消亡，执法人员自身的对法的漠视才是真正让人不寒而栗之处。
在高羊他们被警察虐打时，高羊想起的是自己的地主婆母亲被批斗、殴打的场景，母亲后来可疑地死去，为埋母亲一事，高羊被村里的民兵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被逼喝尿。
小说并未给出一个常有的的喜剧结局，而是以张扣、高马、四婶、金菊等人的死结束了小说。而第二十一章，莫言别出心裁地以一张《群众日报》上的三篇文章直录而当作小说尾声。“新闻”中天堂县委书记、副书记撤职，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失职导致了天堂蒜薹事件。而“反思”一文中将县委领导被撤和打砸抢分子的被捕均当作蒜薹事件的成功结束。貌似公正客观，实则强辞夺理，代表官方用自己的话语权来解释事件，而“社论”中“加强对群众的法制教育，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与小说行文中的粗暴执法形成鲜明的反讽。而最妙的是张扣的徒弟告知的小道消息，两位被撤职查办的官员已异地就职，成小说中最辛辣的一笔，小说注明写于1987年8月10日至9月15日。
在这里，“人的价值”已湮灭，有权的人（无论这权力有多大或多小）都能决定他的权力管辖内的人行为、语言甚至生死。方四叔和四婶以父母的权力把女儿金菊当作工具换亲嫁给一个四十岁的病人。金菊的哥哥们以兄长的权力把高马几乎揍死，把金菊捆绑吊打，又将她的尸骨卖给他人作阴亲。杨助理俨然代言政府，将前来说法的高马打出乡政府。方四叔被黄书记的车装死后，方四婶一家被威逼劝诱接受极不合理的赔偿条件。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对逮到的嫌犯极尽毒打虐待……等等。“权”成为暴力的后盾，成为暴力随时可能爆发的土壤。
这时的叙述传达出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深刻的焦虑，不仅仅是悲悯那些苦难中挣扎、辗转的人们，也对我们的现行的诸多制度、规则、法律、生态环境、文化、文明等提出了尖锐地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