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中，司马蓝敢想敢做，且很有号召力，他一次又一次组织村人抗争疾病，都告于失败，于是他的努力和奉献都变得滑稽可笑起来。一种梦魇般恐怖的无形力量控制着事态的走向，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努力抗争都是惨烈而无效的。《受活》中，受活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他们先后在茅枝婆和柳鹰雀的带领下步入一个又一个灾难，无可逃避。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受难者都是孤立无援的，处在一种绝对被动的位置上。他们也想抗争，却往往要面对一个黑暗的无形的厚障壁，不知这厚障壁在哪里，但只要一反抗，立时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彷徨于人间与地狱，活着的一生也就是遭受刑罚的一生。这些蚂蚁一样艰难生存的小民在人性恶和人世厄的双重打压下，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无力自拔，甚至任何一次小小的挣扎又会是下一个苦难的缘起。作家和读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苦难中轮回。
美国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换句话说，小说家可以通过完美的虚构达到历史学家所梦想达到的真实。而一个老练的善于发现问题的读者也是可以通过小说来勘测历史的真相的。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丁庄梦》，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努力和良心。
在这样近乎决绝的绝望里，我们发现苦难来自奢求，来自金钱的诱惑，对功利的追求。在道家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人们的欲望过多所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1）这里隐藏着阎连科对社会或者说乡村的乌托邦理想，那就是回归道家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一切都顺天性发展，无功利，无法令，无礼治，泯差别，等对待。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我们回首《受活》，阎连科用飞扬的想象力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豫西耙耧山脉里的一个小山村，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人们在那里自给自足，逍遥快活。唯一缺憾的地方是，住在这里的都是残疾人。但是按照残缺即是完美的哲学观点来看，这种残缺给受活人带来的几乎都是幸福。因为残缺，无所作为于这个世界，被人遗忘，没有管辖，没有束缚，反而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也就带给他们逍遥自在。因为残缺，几乎每个人都练了一套圆全人所难以练成的绝活儿。没有冗立的机构，没有计谋和欺诈，残疾人每个人都互帮互助中获得圆满。而被加入政治社会中则是灾难的缘起，经历入社、大饥饿、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绝术赚钱等阶段，经历了铁灾、饥荒等灾难，柳鹰雀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建纪念馆的荒唐构想，组建绝术团外出赚钱等更是让受活人历经劫难。所以结尾处茅枝婆终于等到了退社文件，成为无人管辖的地方为结束，完成一个圆圈式的过程。
六、叠影在诗与思之间——论李锐的《太平风物》
“文学研究界也有人呼吁，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学者必须越来越关注那些底层的‘乡土意识和民间情怀’。因此，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改革，要真正深入地参与和介入到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改革与精神重建过程中来，如果离开了中国乡村这个‘社会深层’，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4）关注乡土的李锐得到了评论家的热烈赞颂，王德威曾经这样评价李锐：“李锐作品量少而质精，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不过有《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数册，但每一本都能表现作家深思熟虑的成果。大体而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延续李锐吕梁山系列的关照，写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无穷抗争，残酷荒谬，却兀自有一种尊严令人低回不已。”这段话似乎同样可以用作对他的《太平风物》的观感。
在《太平风物》里，吕梁山依旧苍老疲惫，尘垢满身，乡民们依旧在惨烈地抗争，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如影随形，拷问着读者的灵魂。只有李锐以他杰出的叙述天赋，焕发了乡土小说的璀璨光彩。
历史诗意和现实困境的纠结
一张农具的黑白图片，一段《王祯农书》的文言引文，一个当下发生的关于农具的故事，这就是李锐的超文本拚贴：“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都被我拚贴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我发明的超文体拚贴吧。”带给人一种奇特的冲击，仿佛坐上了时光列车一下子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从远古来到了当下。
农具曾代表着和平、丰足和恬静，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王祯农书》中叹为：“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农具还是那个农具，历史的发展在物质形态上呈现为一种胶着的凝滞状态，场景、人物、故事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不变的农具的功能在这些故事里以一种近乎荒谬的喜剧形式表现了出来。桔槔被聪明的大满改造成偷煤的工具，自己也丧身于这次发明；收割庄稼的銙镰成为受辱农民的杀人利器；挑了上千年的扁担，被残废的金堂制成了行走的工具；农田被卖给了工厂，六安爷只好用锄头来过瘾；铁锨和犁铧成为城里人观光猎奇的道具；承包合同被废弃，上访六年毫无结果，麻绳被满金用来结束生命；
就这样，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如影随形，它将古拙与现代，诗意与血腥，太平风物与困难生存拚贴在同一个画框里，将滑稽与悲伤，庄严与幽默巧妙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浑融的整体，一个有着辽阔意境的画面，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
《连耞》中民办教师王光荣不再是光明和知识的播种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形象，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盘算，让学生为他种黑豆以得到被拖欠的工资。而这貌似聪明的举措，使学生成绩和他在乡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并因此失业下岗。小说从王光荣询问谁带了连耞写起，忠实的馍妮一个人带了，师生俩一起打黑豆。老师兴奋之余给学生讲了范成大的一首诗。馍妮却说诗人胡说，自己打了一夜连耞把胳膊都累肿了，哪里还能唱歌呢？如此的举重若轻，将一个沉重的话题轻描淡写，仅仅一个场景，几段对话，就将教育的困窘，民办教师的尴尬处境，乡村孩子的生存都关照到了。
《牧笛》中吹笛子的说书艺人遭遇马戏团的竞争，在这场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交锋中，传统文化输得丢盔弃甲，人们都疯魔了一样钻进大棚里看脱衣表演。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和传承，低速文化趁机蓬勃生长，在这种精神资源滋养下的乡村会是什么面貌？在这种文化陶冶下的农民又将呈现怎样的生活面貌？
《樵斧》中警察为了侦破一个连环杀人案，来到普化寺找慧云法师询问。对话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叫了断的人，他在五金厂做工时被机器切断了四根半手指后，烧掉所有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自烧戒疤，去势净身后投身佛门。仅仅在对话里的寥寥数语就干净利索地将一个惊心动魄的惨烈故事摆在读者面前。
了断是谁，他来自何处，曾经有过怎样悲惨的遭遇，以致于发誓“绝不再活在他们那个世道里”？他是不是那个杀人凶手？又到哪里去了？都成了悬案，不得而知。似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慧云法师反复说的一句话“青川地面每年都要有四五千根手指被机器切下来，我们青川也真是罪孽深重。”仿佛这句话才是小说的“眼”。它将千万个打工农民的悲惨遭遇定格了下来。一个了断是死是活已经无关紧要，十五起连环杀人案就像一盏红灯亮出了非常危险的信号。可是在这尖锐到一触即发的矛盾面前，警察的回答是“你说的那四五千根手指与本案无关。”没有人关心这些伤残民工的命运，没有人去关注这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哪怕这些已经是潜藏的炸药，凶猛奔腾的岩浆。
貌似温婉的叙述中潜藏着深刻的悲悯和刀锋一样的愤怒。正如李锐所说：“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正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所谓历史的诗意，田园的风光，早已经淹没在现实的血污、挣扎和冷酷当中。尽管在吕梁山偏远的乡村里，这些古老的农具还在被人们使用着，但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安静。所谓历史的诗意，早已沦落成为谎言和自欺。”
现代农民重复着古代农人的生活，刀耕火种，汗滴禾下土，用最辛劳的方式换取微薄的饮食需求。这原本是一种存在的悲哀。而他们还承受了先民所无法想象的心理和生存的双重煎熬。一方面，在普遍物质化、金钱化的社会焦虑中，他们丧失了平和恬静的内心。另一方面，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向乡村挺进，在发展的名义下，彻底的破坏在肆无忌惮地进行。它像一架巨大的推土机，不断摧毁原有的乡村和农民们原有的生活形态，经济濒于破产，自然环境恶化，道德水准大幅下降，乡间淳朴的民风民心发生改变，共同谱写着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带给人悲凉和沉痛。
于是，历史的诗意成为一声遥远的叹息，现实的困境露出狰狞的本相。前者成为后者的映衬与反讽。
注重心灵关照的人物塑造
在故事的讲述中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体验。吴鸣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作家的写作技术日益成熟，可写作所要通达的人心世界却越来越荒凉--小说如果只是故事的奴隶，而不能有效地解释人心世界的秘密，小说存在的价值也就变得非常可怜了。”对此，我有同样的观感。所以在读到李锐的《太平风物》时十分兴奋，终于有作家开始回归内心，回归生命体验的讲述了。
李锐的小说往往用意识流动来组合整个故事，细腻冷静地描述出一个生命的灵魂。全篇虽是以“他”作为叙述者，却是以的，偏重于“他”的个人体验，个人感受。三农问题是政府和有良知的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报道在媒体或是其他作家笔下并不鲜见。那些尖锐的干群矛盾，村干部的腐败，乡村教育的窘困，空心村落，留守老人，伤残的民工，被侵占的农田等等，无一不是现存于乡村的凝重问题。但是作家并不想写成问题小说，而是将这些内容置为背景的一角。李锐关注的不是故事的完整叙述，不是揭示问题，作家浓墨重彩的是人物的内心，是农人的生命体验，是采用怎样精微巧妙的方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残摩》中老人辛苦一辈子为儿子们建造了青砖瓦屋的院子，却只能自己孤独地守望着这片黄土。“漫天漫地的黄土里站着不会说话的黑骡子，躺着散了架的摩，坐着流眼泪的自己。遍野黄土，天地无声。”（P21）极具表现力也极有画面感的文字，那样一个受伤的孤独的留守老人一个人坐在遍地黄土中哭泣，带给人揪心的疼痛感，似乎整个农村，整个乡土中国都只剩下这片黄土，这头骡子，这架残摩和这个伤心的老人。他在不可抑制地日渐老去，就像使用的那些农具一样。而年轻人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都去了城市，在那里打工安家。对城市的向往，使他们宁肯漂泊在城市边缘，也不愿意扎根在农村。
“一眼一眼的空窑，一座一座的空院子，白天不冒烟，黑烟不点灯，全都死气沉沉的，全部无声无息的，僻静的叫人发怵。”美丽的田园梦，遥远的历史诗意在现实中被粉碎。曾经将全部汗水和梦想浇灌在院子里的老人，看着被废弃的庭院忍不住老泪纵横。“耕而不耢，不如做暴。”可是，摩已成为残摩，无法再耢，老人已经衰老，无力再耕作，村庄已经空心，即将成为一片荒芜。
“最后一抹余晖越过黄色的土墙，照亮了屋脊，他忽然看见几蓬枯草站在儿子们的屋顶上，金红闪亮，像火苗一样在屋脊上烧得通红。心里猛地一阵钻心的绞疼，从心口窝一直连到肩膀上，疼得牵心拽肺的，疼得连气都快断了。他赶紧低下头来，闭上眼睛，把烧疼的心躲在短暂的黑暗当中。”（《残摩》P24）在很多乡土作品里，老农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没有他们的思想和感觉，是沉默的无语的。而在李锐这本集子里，这样的内心体验，这样的心灵低语俯拾皆是，他将笔触探入到那些岩石一样沉默的人心中去，让他们的思想、情感岩浆一样喷涌出来，用他们的感悟和低语来重新审视农村，审视农民的生存状态。
和老一辈山药蛋派作家不一样，李锐笔下的农民并没有响应政策指向中的新生活的渴望，相反，在无奈的承受中更多对旧生活的眷恋。《锄》中六安爷明知百亩原已被卖给焦炭厂，转眼间将被夷为平地，还是坚持每天去给田里的苗除草；《铁锨》中小民对父亲成天穿着民族服装给前来旅游的人唱曲儿极为不满，称为“耍猴儿”；《耧车》中的老福田在即将被征用的田里充满眷恋地给孙子讲耧车的来历，不无伤感地说，也许作孽太多，土地将永辈子回不去了。红宝（《耕牛》）在杀牛令下来之后，带着牛和所有的家当躲进了废弃的窑洞里。在他们身上，蕴蓄着一个真正的农人对土地，对自然，对耕牛的挚爱，这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渗透在灵魂中的爱。
这些坚持平静而倔强，甚至不被他们身边其他的农人所理解。百亩园以一万五千块钱一亩的价格卖给了焦炭厂，百亩园的主人们认为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
只有那些种子和六安爷一样倔强，他们“还是和千百年前一样破土而出了。每天早上嫩绿的叶子上都会有珍珠一样的露水，在千百年来的晨风中，把千百年来的阳光变幻得五彩缤纷。只是这些种子们不知道，从今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来伺候它们，收获它们了。它们在一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谈判中，被一次性地彻底收购了。从此以后，百亩园里将是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另一番景象。”混沌无知的种子和心知肚明的六安爷以他们共同的执着在百亩园长成了一片风景，一片人与自然之间最后的和谐。
这些人物都是升斗小民，在历史中，在现实中，甚至在文本的叙述中都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不会超过一只蚂蚁，他们的生存或者死亡都静默无声。如果不是作家给他们语言和叙述，他们至死都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个人生活的生存片断，却影显出整个农村的面貌，整个农民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们与土地血肉相联的关系，他们被现代化驱逐的生存困境。十六篇小说是刻意为之的，以不同的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这种困境，形成一个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书写网络。